镜空：“红色资本主义”——中国经济体制的底色（下）

三、土地财政

那些歌颂中国模式的人，嘴里经常冒出的两个关键词就是“中国速度”和“基建狂魔”，然而，天上不会掉馅饼，更没有免费的午餐，推动这些建设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按照常理，如此规模的建设，需要一个极其发达和高效的金融体系来支撑。但在上一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资本市场，无论股市还是债市，都谈不上是“发达和高效的金融体系”那么，钱是从哪儿来的呢？Carl E. Walter 和 Fraser J. T. Howie 在 Red Capitalism 一书中，为读者指明的方向是北京，是紫禁城。

作者们在这里说的自然不是那个旅游景点，而是以此作为比喻来描述中国金融权力的真实格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紫禁城的结构，一道道高墙隔开一座座独立的宫院，每个院落都有自己的主事官员和一套班子，院落之间，少有往来，信息不通；每个院子都只对最高处的皇帝负责。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在作者笔下，正是这样一幅图景。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证监会、银监会……这些机构，就像一个个独立的“院落”，各自掌握着一块审批大权，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利益关切。它们之间充满了复杂的博弈、推诿和地盘之争，却唯独缺少一个透明、高效的横向协调机制。所有重要的决策，最终都要上达到那个看不见顶的“金銮殿”，由少数几位“金融沙皇”来拍板。

这个“紫禁城”式的结构，解释了中国金融政策为何常常看似相互矛盾，甚至“左右手互搏”。但它也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皇帝的旨意不够明确，或者皇帝自己也陷入两难时，各个“院落”的主官们，又会如何行事？尤其是那些远离京城、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诸侯”们，他们又该怎么活？这便触及了本书揭示的、也是中国经济中最核心的一对矛盾：中央集权与地方博弈。要理解这场博弈，我们得把时钟拨回到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那是一次重塑中国财政格局的重大变革，其核心是“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中央政府拿走了税收的大头，却把发展经济、保障就业、提供公共服务等大量花钱的“事”，留给了地方。这么一来，地方政府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责任重大，钱袋子却瘪了。坐在那个位置的地方官员上能怎么办？除了伸手向中央要，剩下的路，就只有一条——自己找钱。

怎么找？正规的税收渠道已被中央牢牢掌控。于是，在巨大的财政压力和 GDP 竞赛的驱动下，中国的地方政府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制度创造力”。他们发明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已经耳熟能详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这些所谓的“平台公司”，比如某某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名义上是企业，实际上却是地方政府的“影子财政”。政府把自己部门的“公章”揣进兜里，换上一顶“公司”的帽子，堂而皇之地跑到银行去借钱。可问题又来了，银行也不是傻子，凭什么借钱给你这个空壳公司？你拿什么做抵押？这就要说到中共建立的城乡二元体制了。中国的土地被一道无形的墙分成了两个世界：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可以自由流转、抵押、买卖，是“资本”；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除了农民自用，严禁入市流转，是“资源”，却不是“资本”。这个制度安排，无意中为地方政府打开了一扇巨大的寻租之门。

第一步，地方政府动用其独有的行政权力，以极低的“征地补偿”价格，以强制征收的方式，从农民集体手中拿走城市周边的土地。第二步，通过一个法律程序，将这些土地的性质从“集体所有”变为“国有”。神奇之处就在这里，土地还是那块土地，但“户口”一变，身价就天差地别。第三步，政府将这些刚刚“国有化”的土地，作为资本注入自己的融资平台公司，或者直接拿到市场上进行“招拍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卖地”。一块土地，从农民手里过来时，可能一亩只值几万块；转眼间在市场上卖出去，就变成了几百万、几千万。这中间产生的巨额差价，就成了地方政府最重要的预算外收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土地财政”。这笔钱，一部分直接用于城市建设，另一部分则成了融资平台公司的核心资产。有了土地这个“硬通货”做抵押，银行的大门便向它们敞开了。银行为什么敢借？因为它们心里清楚，这些平台公司背后站着的是政府，而政府的背后，是看似取之不尽的土地。

但是在二位作者看来，土地财政实际上是一个危险的自我强化循环。表面上看来，地方政府通过卖地和以地抵押，从银行获得巨额贷款，投入到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去，大规模的基建，又进一步推高了周边的土地和房产价格，而地价的上涨，反过来又使得政府手中的土地储备更加“值钱”，从而可以作为抵押物，从银行借到更多的钱。它在过去几十年里，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了动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GDP 增长。然而，这样的一个循环，背后是是建立在两个不言自明却又极不可靠的假设之上的：第一，土地价格永远上涨；第二，银行的风险最终由国家无限兜底。整个模式，本质上就是一场以未来的土地升值预期为抵押，向当下透支巨额信贷的豪赌。

这笔巨大的，由土地催生出来的债务，自然并没有出现在地方政府的官方资产负债表上，它被巧妙地隐藏在成千上万个融资平台公司的账本里。然而，金融风险并不会因为被隐藏而消失，它只是被转移了，所有的风险都汇集到了第一部分讨论过的那个“脆弱的堡垒”——银行体系之中。一旦土地市场逆转，或者那些建设项目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偿还贷款，那么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

这本书并没有将银行的问题、资本市场的问题和地方债的问题孤立看待，而是将它们串联起来，揭示了其背后共同的政治经济逻辑。在“紫禁城”那高墙之内，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割，共同塑造了这个金融体系的分裂性格。中央想要的是控制和稳定，于是收紧了财政和金融的缰绳，而地方为了生存和发展，则在土地这个唯一的“法外空间”里，找到了自己的“活路”，并反过来绑架了整个银行体系。

这套土地财政模式，可以说是中国地方政府在特定制度约束下，将西方现代金融工具与中共建立的城乡二元体制相结合的伟大发明，它绕开了中央的财政约束，为地方主导的投资狂潮提供了动力。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在进行着一场以土地为筹码的豪赌，赌的是自己辖区内的经济增长能跑赢债务的积累速度。

四、“红色资本主义”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跟随两位作者的脚步，检视了中国金融体系的两大支柱——银行与资本市场，也回顾了土地财政这一模式的来源和运作。现在，我们需要讨论这本书最核心、也最引人争议的那个概念——“红色资本主义”（Red Capitalism）。这个词颇具概括力，但要真正理解中国的当下与未来，我们就必须刨根问底，辨析清楚：这套体系里，“红色”究竟是什么？“资本主义”又体现在哪里？

先说“资本主义”。过去几十年，中共无疑是全世界最娴熟、最大规模运用资本主义工具的政治体制。Walter 和 Howie 作为亲历者，对此有最真切的体会。从国企股份制改造、海外上市，到资产管理公司、各类债券的发行，中共几乎把华尔街的全套兵器谱都学了过来。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这些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完全矛盾的中介组织，成了中国经济舞台上最活跃的角色。以至于今天，当有些人看到中信证券、工商银行的身影遍布全球时，会恍惚以为中国真的融入了那个由市场、契约和产权所定义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但作者提醒我们切莫被这光鲜的外表所迷惑，中国的“资本主义”，首先（如果不是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中共统治红色江山这一最高政治需要服务的。“红色资本主义”里的“红色”，它早已不是意识形态教科书里那个关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原教旨社会主义理论，这里的“红色”，指的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垄断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终权力。这个权力，构成了整个金融体系运行的元规则。它的具体体现，我们在前文的分析中已反复看到。

第一是关键资产的最终所有权归属。无论是银行、国家队、还是经过“统征”和“统转”的城市土地，其最终的所有权，都牢牢掌握在国家——实际上是党——的手中。这种所有权的绝对控制，使得任何市场化的交易，都无法跳出那个无形的边界。其二是关键资源的最终配置权，信贷额度给谁不给谁，哪家企业可以上市，哪块土地可以开发，这些在市场经济中本应由价格和竞争决定的事情，在中国，最终的拍板权都在党和政府的手里。金融体系，不过是执行这一配置意志的管道而已。其三是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如前所述，无论是银行的坏账，还是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其最终的担保人，都是国家信用。这种“隐性担保”的存在，使得市场失去了最根本的“硬约束”功能，风险无法被真实地定价和出清，只能不断地积累和转移。

理解了“红色”的底色是权力，“资本”的逻辑是工具，我们就能看清这套“红色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面貌。它巧妙地将国家权力与市场工具相结合，以国家信用为抵押，以银行体系为杠杆，驱动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资本积累和城市化运动。这套体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它解决了在一个资本稀缺、制度缺失的国家，如何快速集中资源办大事的问题，但这恰恰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Walter 和 Howie 的结论是悲观的，他们认为这套体系的成功，是建立在一系列不可持续的基础之上的。

这套体系之所以能够成长、发展起来，是因为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适应了中国的特定约束条件。在一个法治不彰、信用缺失的社会里，依靠国家权力来强制执行契约、推动原始积累，或许是一条“次优”的路径。它虽然粗暴、低效，却毕竟让整个经济机器转动了起来。然而，问题在于，当一个经济体越过了那个“温饱”阶段，需要向一个更精细、更有效率的模式转型时，这套曾经的“优势”就可能转变为最致命的“劣势”，因为这个体系受制于两点最根本的脆弱性：产权的模糊和法治的缺位。

这本书当中所描绘的种种金融乱象，无论是银行对坏账的“乾坤大挪移”，还是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抵押的疯狂举债——其根源都在于产权的不清晰。银行的坏账究竟是谁的损失？是银行的，是财政部的，还是全体储户的？没人说得清。地方政府卖地获得的巨额收益，又该如何在使用和分配上受到约束？同样是一笔糊涂账。当最基本的“谁拥有什么”、“谁应对什么负责”都模糊不清时，任何精巧的金融工具都会被扭曲，沦为权力寻租和风险转嫁的工具。

产权的模糊则来源于法治的缺位，因为法治的核心，就是用一套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规则来界定和保护产权，约束政府权力的任意扩张。当权力可以随时重新定义产权，当政策的变动可以凌驾于法律的尊严之上时，法治便无从谈起。在一个没有独立司法、党大于法的环境里，不可能生长出一个真正健康的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赖以生存的空气，是“Trust”——对规则的信任，对契约的信任，对未来的信任。而这一切，最终都需要一个超越任何个人或组织意志的法治框架来保障。

这本书虽然通篇在谈金融，但它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比金融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制度。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本质上是中共这一专制独裁体制的脆弱性。中共为了它的“红色江山”、“永续执政”，在技术层面引入了无数先进的金融工具，也同样是为了它的“红色江山”、“永续执政”，刚性地不可能去真正触碰决定这些工具如何被使用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基础。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往往流于讨论“利率市场化”、“注册制改革”这些技术细节，回避了“如何约束政府权力”、“如何保障司法独立”这些更根本的问题。

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李慎之曾经有过关于中共体制的“天问”：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的？在习近平已经定于一尊，已经执政十几年，开倒车十几年的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个体制是无法被自身或外力“渐进改变”的。一个依靠不断吹大资产泡沫来维系的增长模式，一个将巨大风险不断向未来、向整个社会转嫁的金融体系是没有未来的。未来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要回到那些最古老、也最根本的价值上来：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对权力的约束，以及对法治和产权的尊重，而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这些最根本的价值的前提，就是中共这一体制必须被推翻。

2026 年 1 月 3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