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空：意識形態中國的轉型與延續：從「總體支配」到「支配總體」

隨著蘇聯解體以及東歐各國的轉型，民主制度似乎在歷史的邏輯上取得了勝利，學者們對同樣屬於「共產國家大家庭」的中國也做出了預測。盡管有著 1989 年六四鎮壓這一「插曲」，許多人仍然認為它會隨著經濟改革和社會變革的不斷深入，最終也同樣會實現民主轉型。但是，「改革開放」的巨大經濟紅利不僅未能促成中國的民主轉型，反而使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在中國國內和世界范圍內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和地位，顯示出了黎安友所謂的「威權韌性」（1）。

有些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認為，黨國的意識形態已經逐步喪失了對被統治者的吸引力，但本文認為實際上並非如此。在黨國的政治控制、經濟控制與社會控制之外，意識形態控制也在維持黨國的「威權韌性」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從「總體支配」到「支配總體」

意識形態控制始終是列寧式政黨國家維持權力並完成其「總體支配」的關鍵環節。在毛時代，黨國不僅僅試圖通過計劃經濟、戶口制度、農村的人民公社與城市的單位制度壟斷經濟機會與政治機會，以使所有人的生活與工作都賴於體制，同時它也試圖壟斷與塑造人們的思想，即塑造「社會主義新人」。通過對新聞業、出版業以及電影與音樂等文化產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些行業與機構被吸納整合進列寧式組織，成為黨的附屬物。此外，黨國也壟斷了教師、教授、作家、演員、歌手、記者、編輯等等職業的工作機會，並通過不斷發動以思想改造為主要目的的政治運動來使他們接受黨的意識形態並服務於黨。這樣一來，黨國便得以全面壟斷承載官方意識形態文化產品的生產。同時，通過層級化的隸屬於黨的宣傳機構與教育體系，這些意識形態產品的流通與傳播也牢牢地被黨抓在手中。與外部世界的信息交流也被黨國壟斷，外國以何形象出現在本國的意識形態產品中，往往也取決於黨的需要。例如蘇聯在毛時代宣傳與政治教育中的形象，在 1960 年代中蘇交惡後急劇「顛倒」，從「老大哥」變成了「蘇聯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而美國的形象則在 1972 年尼克松訪華後出現了緩和，雖然總體的形象仍然是負面的，但逐漸開始出現「積極報道」（2）。

改革開放後，國家權力自某些領域逐漸淡出，脫離了之前的「總體性支配狀態」（3）。以本文所關切的意識形態及文化領域為例，自 1980 年代伊始，一些與政治、意識形態宣傳無關的內容逐步出現或重新回到了社會生活中，例如流行歌曲、通俗文學等等。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與下滲，媒體除了發揮其「黨的喉舌」功能以外，也不得不開始兼顧市場。但是，市場化進程的深入並不意味著黨國從意識形態及宣傳領域的撤退，黨國仍然將意識形態領域視為禁臠，尤其是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沖擊之後。

隨著各種新型媒介——例如互聯網——的出現和興起，黨國逐步發展出一系列新的控制技術與方法（4）。「教育、宣傳與審查制度」是黨國捍衛意識形態陣地的法寶，並且往往難以將三者相互分離，它們緊密聯系並相互配合，幫助黨國默默地塑造國民的世界觀，並讓黨國放心地施舍國民一些「自由」，在退出一些權力領域的同時，完成其對總體權力的支配。

「教育」讓黨國可以在學生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塑造他們世界觀，並在未來的生活將其內化。教育並不局限於「政治教育」，各種「文科教育」都可以成為意識形態塑造的關鍵環節。例如人教版小學語文五年級上冊第 14 課的課文《圓明園的毀滅》，就「用反襯手法…通過昔日圓明園的輝煌壯觀來讓讀者記住屈辱的歷史，增強讀者的民族使命感，激發熱愛祖國燦爛文化的感情」 。歷史教育更被賦予了讓學生「形成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歷史觀念，情感態度，對國家的熱愛擁護」，並同時起到「貫徹國家的意志」的作用（5）。而枯燥的政治教育也往往可以發揮潛移默化的作用，Davide Cantoni 等學者就通過研究發現，2004 年中國課改對學生的意識形態有著較大的影響：在高中階段使用課改後新版思想政治教材的大學生，比使用過舊教材的大學生更加相信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更加信任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安機關和法院等國家機構，並且對中國的民族政策更有信心（6）。

審查制度是維護黨國的意識形態的關鍵一環，正是有了審查，黨國才能在給予被統治者部分自由的同時，繼續支配著被統治者總體的意識形態。黨國的審查制度包括了極為寬泛的內容，有把「中國互聯網」與世界互聯網相隔絕開的防火長城，有對書籍、電影、電視劇、新聞等傳媒的審查，還有對社交媒體言論的審查與管控等等。通過禁止那些有損「黨和國家形象」或者「宣傳歷史虛無主義」的言論出現在各種媒介上，黨國才能壟斷自己對歷史與政治的敘述權，並借此形塑與扭曲人們的集體記憶。

「國家主義」的延續

雖然「共產主義」無時無刻不存在於毛時代的政治宣傳中，但始終不是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甚至在改革以前就逐漸對人們失去了吸引力。在意識形態世界的核心，黨與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與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一同形成了「毛 - 黨-國」的三位一體意識形態結構。盡管自文革後期開始毛的個人威信有所下降，在改革後也不再像以往那樣被視為絕對的個人崇拜的偶像，在官方意識形態體系中的地位有所變化。但即便如此，毛本人仍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意識形態符號。鄧小平並沒有像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那樣來清算毛澤東，反而通過對毛時代歷史敘述的「正典化」，挽救了毛的威信，將文革的災難歸結於「四人幫」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作為。這種解釋在後毛澤東時代有意識與無意識地被廣泛接受。

鄧小平及其後的領導人都在試圖打造一種「通三統」型的意識形態，把「黨 - 國-中華民族」置於意識形態構建的核心，來維持「國家」在人們心中的崇高與道德優越性。「國家」這個詞在中國人的心中是一個含義非常廣闊的詞匯，是一個具有黨（party）、國家（state）、政權（regime）、主權（sovereign）等等多種含義的混合物，並且代表著不被既得利益所掣肘的「公正」，這一點則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不同的地方。從本文的分析來看，這種被項飈（7）稱為普通人的「國家」理論的特性，並不純粹基於被統治者對「現實」的反應，反而更多體現了意識形態的建構。

然而，黨國的意識形態體系自身存在著內在的不一致性，也往往與現實存在著巨大的矛盾。可吊詭的是，人們往往能利用自身的「能動性」（agency）去彌合這種矛盾。這就出現了一種看似矛盾的畫面：人們對官方冗長的政治理論不感興趣，但仍對「國家」或者「國家領導人」保持崇敬。人們對這些「意識形態符號」的理解雖然與官方的解釋相差甚遠，但這種解釋的邏輯仍可以在官方的意識形態體系中找到來源。就像是人們往往知道中國並不像黨國所聲稱地那樣是個民主國家，但人們仍認為這種現狀是可接受的，因為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有民主，但「民主是虛偽的」，而中國雖然不民主，但是「官員是為百姓著想的」。這種「意識形態霸權」往往在中國的抗爭政治中出現，例如「舉著紅旗鬧事」這樣的場景。這也許並不一種「抗爭策略」，反而代表了人們對「國家」這個意識形態建構出的道德符號的信任。

無論是毛時代還是後毛時代，黨從未放棄對自己對意識形態機器的控制。毛時代的意識形態機器鑲嵌在一元化、整體化並對外隔絕的列寧式黨國體制內部，通過總體性支配來完成自己對意識形態的壟斷。而「改革開放」以後，權力退出部分不關鍵的領域，賦予人們部分「自由」，但仍把持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核心部門，並以此為基礎完成自己對「總體意識形態」的支配。盡管後毛澤東時代和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內容有差異，但通過「教育、宣傳與審查制度」的結合，「國家」作為意識形態核心仍可維持其道德優越性，甚至大眾總是用他們的能動性來解釋意識形態系統內部的不連續性與矛盾性，接受黨在意識形態上的支配。通過這個過程，意識形態完成了它的再生產。

注釋：

（1） Nathan, A J. 2003.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1): 6–17

（2）路璐。簡論建國以來中國媒體中的美國形象變遷——以《人民日報》為例。新聞世界，2011(06):250-251. 孫梅雪，王華。當代中國的美國形象認知及其影響力分析——基於《人民畫報》涉美報道的研究。現代視聽，2016(05):25-29.  

（3）渠敬東，周飛舟，應星。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於中國 30 年改革經驗的社會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9(06):104-127,207.

（4）何清漣.《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台北市：黎明文化，2006. Zhao, Suisheng, ed. 2019. Chinese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ternet,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Routledge.

（5）常琰飛。中俄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國家形象構建研究。河南師范大學，2020.

（6） Cantoni, Davide, Yuyu Chen, David Yang, Noam Yuchtman, and Y. Jane Zhang. 2014. 「Curriculum and Ideology.」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https://doi.org/10.2139/ssrn.2442159.

（7）項飈。普通人的「國家」理論。開放時代，2010(10):11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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