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aphine：评曹长青《普京的真面目》（六）

（十、原文“现在普京被英美西方攻击”部分）

在这段关于克里米亚与乌克兰战争起源的叙述中，作者试图通过历史修正主义与选择性引用，构建一种表面看似“平衡”、实则极具误导性的俄方合法化论述。我们若要深入辨析其中的事实性错误与逻辑谬误，就必须回到国际法原则、历史语境、地缘战略现实与公投的实际条件中逐层剥离叙述迷雾。以下将逐条展开批判，强调的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不是一场“民意自决”的胜利，而是一场在枪口与假象下完成的领土掠夺，其后果不仅违反国际法，也为之后乌克兰全面战争埋下了地缘与制度的灾难种子。

1. 

首先，文章所称“克里米亚从不是乌克兰的”，是对历史的严重简化甚至扭曲。诚然，克里米亚在 18 世纪前曾长期由奥斯曼帝国与克里米亚汗国统治，1783 年被俄国吞并，此后成为俄罗斯帝国一部分，20 世纪初一度成为俄苏内战焦点。而 1954 年，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划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确属行政决定，但绝非“随手送出”或“个人恩赐”，而是经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联邦内部边界调整，既未改变克里米亚属于苏联一部分的整体地位，也无涉独立或主权问题。这种说法就如同在中国计划体制下某省划区调整，后人不可以在国家解体后以“原始归属”为由进行军事占领。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在 1991 年全民公投中（包括克里米亚地区）以超过 90% 的支持率独立，克里米亚也作为乌克兰一部分进入联合国承认体系。此后的国际边界得到了俄罗斯在 1994 年《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中书面承认。由此可见，克里米亚“从不属于乌克兰”的说法，是一种从苏联极权遗产中发掘合法性的倒行逆施。

具体来说，将“克里米亚从来不是乌克兰的”这一断言作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合法依据，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更是一种后殖民帝国主义话语的复活。它试图借助历史上的行政从属、民族构成，甚至统治者血缘，为 21 世纪的地缘扩张辩护，彻底撕裂了国际法所建立的主权与边界不可强力更改的基本原则。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这种说法的危险性，不应仅停留于历史“谁属谁”的机械争论，而必须深入理解：国家边界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历史的归属叙述，而是来自主权的确立程序与国际法共同体的认可机制。

我们必须明确一点：1954 年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划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行为，虽然是行政决定，但完全在苏联宪制框架下进行，并非所谓“随手一送”。这种说法看似轻描淡写，实则蓄意营造一种“私人恩怨式的领土交易”印象，掩盖了苏共中央当时的集体决策机制。这一划拨是经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并经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合法行政决定，属于苏联联邦内部的行政边界调整，与后来的国家独立主权界限并无直接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它改变的是联邦内的行政隶属，而不是国家间的领土主权归属。这种联邦内调整，在苏联时期并不罕见，正如中国计划体制下曾多次进行省际调整（如川东并入四川、松江并入黑龙江），这些行为在联邦解体后若被用来主张“历史原属”，那将陷入一种边界合法性可以回溯至帝国阶段的混乱逻辑。

而真正决定克里米亚主权归属的，是 1991 年乌克兰独立公投。在苏联即将解体之际，乌克兰举行了全民公投，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全境参与，最终以超过 90% 的支持率宣布脱离苏联、建立独立国家。克里米亚地区当时的支持率虽略低于乌克兰整体平均值，但仍远高于 50%，这意味着克里米亚民众通过自由投票，自愿支持乌克兰独立，并接受新生国家的主权秩序。这种“以民意确立主权”的过程，正是国际法对国家形成所要求的基本合法性基础。更关键的是，俄罗斯在 1994 年《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中书面承诺尊重乌克兰现有边界，并交换乌克兰放弃核武换取安全保障。该备忘录由俄、美、英三国签署，是乌克兰领土主权的国际背书，俄罗斯在此之后再以“历史归属”为由进行军事吞并，实质上违反了自己曾签署的国际义务。

更深一层看，所谓“历史归属”正是殖民帝国在后殖民时代用以重新主张势力范围的惯用话术。按照这种逻辑，蒙古可以声称西伯利亚原属元朝，土耳其可以要求恢复奥斯曼帝国时期在巴尔干的疆域，法国可以对越南殖民地提出再统治主张，甚至英国可以说“印度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这种历史回溯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忽视了主权秩序的“现代法源”，即国家地位必须由现行国际共识与宪制程序所承认，而不是由历史上的模糊统治经验来构建合法性。如果允许“历史属于谁”的叙述主导现代边界划分，那么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边界都将陷入无休止的战争与动荡。

俄罗斯当前对克里米亚“历史正当性”的诉求，实质上是对苏联时期联邦结构的彻底背叛。苏联宪法名义上保障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权，实际却以高度集权统治禁止任何真正的主权运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己也是按加盟共和国边界实现国家独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它继承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部领土与国际地位，却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企图打破“原有加盟边界就是新国家边界”的惯例。这是一种典型的双标地缘政治：这正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式地缘政治：只承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法律原则，却拒绝面对不利的历史现实。。

所以我们必须直言：将“克里米亚历史上不属于乌克兰”作为今日军事吞并的借口，不仅逻辑上站不住脚，法律上站不住脚，历史上也站不住脚。这种说法的本质，是将主权的合法性从法理与民意的共同决定，退化为强权与神话的并置操作。它不但为俄罗斯的军事扩张开脱，也为未来其他国家发动领土战争创造了语言模板。一旦这种话术广泛传播并获得“合理化”的舆论空间，整个后冷战时代通过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家主权原则将遭到根本动摇。我们要捍卫的不仅是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是整个国际秩序不被历史伪造与强权逻辑吞噬的底线。

2.

其次，文章声称“克里米亚人要求独立、回归俄国”，但并未提及 2014 年所谓“公投”是在俄罗斯军事占领克里米亚、驱逐乌克兰军队、封锁所有媒体与国际观察的情况下进行的。此次“全民公投”既没有国际认可的选举监督机构参与，也不允许反对者自由组织竞选，且在俄罗斯军队威胁下进行。这一公投结果（所谓“98% 赞成”）更接近苏联式的“高投票率 - 高支持率”的宣传操作，而非民主表达的可信体现。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大会在 2014 年 3 月 27 日以 100 票赞成通过了第 68/262 号决议，明确声明克里米亚公投不合法，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违反国际法。该决议不具有强制力，但代表了国际社会对领土主权问题的普遍共识，即国家边界不可通过武力改变，尤其不能借助伪民主手段包装侵略行为。文章对这一基本国际法框架只字不提，是一种故意性的选择性失忆。

具体来说，将 2014 年克里米亚“公投”描述为“克里米亚人民自主选择回归俄罗斯”的民主表达，是一场彻底的政治幻术，其本质是一场披着民意外衣、在占领状态下被操纵和包装出来的主权伪装行为。这一叙述不仅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更在政治伦理上构成了对“人民主权”概念的亵渎。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投票”，而在于是否存在可以称之为自由与合法的投票条件。要彻底揭穿这一说法的虚假，我们必须从三方面展开：投票所处的现实暴力语境、程序的非独立性与封闭性、以及国际社会的法律否决与共识拒绝。

2014 年 3 月克里米亚“全民公投”的前提，是俄罗斯军事部队已实际控制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并封锁了乌克兰的所有行政与安全机构。自 2 月末起，俄军（身穿无标识制服的“绿色小人”）便陆续包围并接管克里米亚主要城市、战略设施与议会大楼。乌克兰军队和地方政府在未经任何交战的情况下被解除武装或被迫撤退。同时，亲乌政党遭到全面打压、克里米亚鞑靼人社区面临封锁威胁、反对意见无法公开表达。一个地区在外国军队实际控制下举行投票，本身就违反了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对自由投票条件的最基本理解：选民不能自由表达意愿、不能自由接触信息、更无法组织反对选项的政治运动，这样的投票只能是形式上的“参与”，而不具备“选择”的真实性质。

更进一步，在程序层面，这场“全民公投”不仅没有任何国际权威组织的监督参与（如 OSCE、联合国观察团或欧安会认证团队），其组织方式充满苏联式的“表演政治”特征：两个投票选项均指向脱离乌克兰（即“回归俄罗斯”或“恢复 1954 年前的克里米亚共和国状态”），却故意排除了“维持现状”这一常规中性选项。这是一种刻意制造“非 A 即 B”的结果导向型设计，把“乌克兰”排除在投票语言之外。在投票动员过程中，克里米亚地区的媒体、交通、通讯都已被俄罗斯控制，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被极度限制，任何试图动员抵制者的声音都遭压制、威胁乃至逮捕。而街头上俄军坦克与特种兵持枪巡逻的景象，本身就是对政治表达的赤裸压制。在这种高压与控制下产生的“98% 支持回归俄罗斯”，其真实性不仅遭到广泛质疑，甚至在俄罗斯国内许多学者眼中也不过是一次“信息战中胜出的技术操作”。

在最关键的国际层面，联合国大会在 2014 年 3 月 27 日以 100 票赞成通过第 68/262 号决议《乌克兰领土完整》，正式宣布克里米亚公投无效，并认定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尽管该决议不具强制执行力（因俄罗斯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但它仍体现出国际社会在法理层面的明确共识。其中的核心条款明确指出，任何国家不得通过军事占领、或在占领背景下组织所谓“公民表达”，来改变既定边界或主权归属。这一原则正是基于二战后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不可强取、公投必须在主权国政府授权下进行的国际秩序基础之上。如果承认克里米亚“公投”的有效性，就等于为今后任何军事强权提供了以“公民投票”方式完成吞并的先例，这将彻底摧毁联合国秩序、重回 20 世纪 30 年代“凡占领即归我”的野蛮时代。

讽刺的是，俄罗斯官方与亲俄舆论在宣传克里米亚“公投”时，频繁引用“民族自决权”作为合法化依据，却在自国内完全否定这一权利的存在。俄罗斯政府不仅镇压国内车臣、达吉斯坦、图瓦、鞑靼、巴什基尔等民族地区的分离诉求，还明令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共和国脱离”的公开主张。同样的逻辑被用于乌克兰时却被颠倒使用，实质上只是以“民族自决”之名，行“帝国复兴”之实。这种标准的选择性使用，不是对国际规范的坚持，而是对其赤裸裸的工具化与操控。

最具危险性的，是“占领—公投—吞并”这一三部曲被伪装成一个带有民主外壳、逻辑自洽的主权转移流程。一旦这种模式获得更多国家默许，其可复制性将非常高。今日是克里米亚，明日可能是外高加索、波罗的海、巴尔干或南中国海中任何一个有“争议人口构成”的地区。国际社会对克里米亚的强烈反对，正是对这一新型混合战争手段的紧急遏制与制度抵抗。这是在捍卫不止乌克兰的边界，更是在捍卫一个不被强权侵蚀、不容伪民主窃取的全球秩序。

因此，试图用“克里米亚人要求独立”来为一次在实质占领、程序操控、国际否决三重条件下进行的“公投”正名，不仅是一种对民主价值的背叛，更是一种系统性制造虚假合法性的国际操控策略。我们必须拒绝这种历史的伪装，也必须揭穿这种语言的暴力。在真正尊重主权与人权的世界中，民主不应沦为枪口下主权转移的借口，更不能成为侵略的遮羞布。

参考资料：

Appadurai, Arju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Crawford, James. 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Kappeler, Andreas. 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14.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Statement on the So-called Referendum in Crimea. March 16, 2014. https://www.osce.org.

Plokhy, Serhii. 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Rywkin, Michael. Moscow’s Lost Empire. Armonk, NY: M.E. Sharpe, 1994.

Sakwa, Richard. The Crisis of Russian Democracy: The Dual State, Factionalism and the Medvedev Succ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Shaw, Malcolm N. International Law. 8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Snyder, Timothy. The Road to Unfreedom: Russia, Europe, America. New York: Tim Duggan Books, 2018.

United Nations. Budapest Memorandum on Security Assurances, 1994. UN Treaty Series. https://treaties.un.org.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8/262: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Ukraine, March 27, 2014.

Wilson, Andrew. 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 4th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2.

2025 年 6 月 20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