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君晨:雨伞革命十周年,全球新秩序的缩影:习近平治下香港自治的收紧与权力重塑
自 1997 年联合王国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得益于中英联合声明的保障与一国两制的制度,香港有着迥异与中国内地的司法独立,普通法体系,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并且根据基本法 73 条香港立法会基本上继承了主权移交前立法局的职权。尽管主权移交后的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有着政治体制,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冲突与矛盾,香港独立于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和司法体系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香港作为一个自治城市的独立性。但是自 2013 年习近平执政以来,北京开始干涉香港的自治与法治进一步加剧了香港和大陆的紧张关系,这也是 2014 年香港爆发雨伞革命的直接原因。
在 2007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为香港普选设定了时间表:香港特首可以在 2017 年实现普选,立法会所有成员则可以在 2020 年通过普选产生。然而在 2014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了一份白皮书,题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宣称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白皮书的核心思想即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而是中央授权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白皮书还提到,香港部分人士对一国两制放在和基本法存在模糊和片面的理解。
在英国对香港长达 153 年的治理中,在相当程度上香港人对于政府权力来源有着完全不同于中国内地以及北京中央政府的认知。统治者的权威完全来自于个人自愿让渡的权利,以及自然法义不容辞的力量,这是约翰。洛克让社会契约论发挥传统的为反抗政府的行为进行辩护的作用。社会契约论的基本逻辑是“自然状态”下每个人无法孤立地实现自己所拥有的自然权利,只有通过人民合意性的约定进入“社会状态”,让渡自己的权利交给公共权威即国家,并在国家管理下获得更多福祉。这也是普遍意义上的民主政府的权力来源:政府权力基于人民权利的让渡,人民是政治权力的真正根源,政府存在于人民的利益之中。而在 2014 年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实际上完全否定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以及特区政府的权力是基于人民的权力的让渡,而是赤裸裸的告诉香港人民,香港人民以及特区政府享有多大程度的自治,多大程度的法治,多大的程度的自由完全来源于中央政府的施舍。
中央政府开始积极干涉香港的自治和法治始于习近平于 2013 年的执政。可以非常肯定的是当时有一些政治投机者在习近平的授意下为了满足上意炮制了这份 2014 年国务院白皮书以推广习近平所谓的中国模式。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北京开始尝试在国际政治上施加更大的影响力,挑战旧的国际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很显然将香港视为他所谓的国安缺口,并且习近平显然无法容忍有一个施行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自治城市存在于北京控制的主权领土之下。在当时已经有西方观察人士表达了对 2014 年的雨伞革命,2015 年的香港整改,2016 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以及全国人大对港独运动进行的法律释法的担忧。其实当时已经可以预见到香港问题为成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恶化的催化剂,但是时间会到 2014 年可能不会有人能够预测到在 2020 年代中国和西方的外交关系已经开始转入全面对抗。在 10 年前,西方政府普遍还是期待中国政府基于实用主义以及经济增长的考量能够在香港问题上有所让步,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北京宁可失去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以及承受制裁也不愿意放松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威权统治。
1997 年香港主权移交不论对于中国还是联合王国而言都是最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去殖民化运动和民主化进程以来,香港主权的移交象征着英国最终失去了在远东最后一个以及最繁荣的和人口最多的直辖殖民地。进入 21 世纪直辖殖民地彻底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直辖殖民地于《1981 年英国国籍法令》颁布后被英国属土取代,2002 年改称英国海外领土至今。同时进入新世纪,作为殖民地帝国的大英帝国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在 BBC 的 1997 年香港主权移交中伴随着友谊地久天长的慢速进行曲中,BBC 一语双关的形容这是 "A Slow March Into a New World Order"(缓慢地迈向新世界秩序)。在当时这个新世界秩序可能仅仅只是英国失去殖民帝国的地位,以及查尔斯王储当时美好的愿景从此香港人能够治理香港。但是在 2024 年的今天,这个新世界秩序可能是习近平梦想中的崛起后的中国能够以自己意愿支配世界秩序。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说,香港主权的移交象征着自 19 世纪以来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和殖民屈辱的结束。因此在中共政府的叙事中,尤其对中国内地的宣传中往往曲解或者封锁香港人民对于自治,言论自由以及法治的诉求,而转为民族主义叙事。一切香港人民对自治的诉求被曲解成独立的诉求。当然在民主国家民族自治的诉求也是合理的,但是在共产党长期以来的民族主义洗脑下的这代中国人往往把自治或者独立的诉求视为最邪恶的罪行。
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也许最好的国际体系是一个广泛代表性的国际机构,它基于民主、法治和制衡的基本原则,为全球人民提供秩序和公共服务。理想情况下,一个广泛代表性的国际机构将结束当前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现实的,主要因为大国本质上仍主导着国际政治,而中国、美国和英国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当前的国际秩序仍在威斯法利亚体系下推进,威斯法利亚体系确立的内政不干涉原则仍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伍德罗·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主张,国家主权不应无限制,和平无法通过狭隘、极端民族主义的权力平衡来确保,必须用集体国际安全体系取而代之。然而,由于香港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而中国又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因此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在香港问题上无法发挥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对战后以西方,尤其是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主义深感不信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规模援助没有任何回报,这可以视为乌托邦式的外交。然而,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内政和外交上都表现出了完全的现实主义。例如,在 1980 年代,邓小平将中国的总体国家利益界定为增强中国的实力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外交政策也应服务于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减少军备。国内政策专注于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外交政策上,则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并融入世界市场。原因在于邓小平认为,自近代以来,经济实力是军事力量的基础,而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多体现在经济和科技实力上,因此优先考虑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而不是军事力量。
在习近平时代,中国的现实主义外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前面增加了“道德”这一修饰词,意在“引入以军事力量主导世界的概念”,将硬实力(军事和经济实力)与软实力结合起来。中国政府在国内的宣传导致了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中国政府官方宣传所提出的中国民族共同体不禁让人想起纳粹德国提出的 Volksgemeinschaft(民族共同体)。所谓的中国梦,并不是像美国梦那样实现个人价值,而是实现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与纳粹德国所争取的所谓生存空间类似。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政府的大规模监控、对少数民族的持续迫害、对政治异议人士的加剧迫害,以及 2018 年允许国家主席无限期连任的宪法修正案,都是中国滑向极权国家的迹象。这也解释了北京为何不愿意退让,并对香港抗议采取异常强硬的立场。
2016 年的旺角骚乱可以被视为 2014 年占领中环抗议的延续。其实客观来说 2014 年占领中环运动中,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以及对抗议示威的容忍。但是在 2016 年的旺角骚乱中很多报道指出北京鼓励特区政府已经香港警察采取强硬立场,因此加剧了示威者与警察的冲突。同时更加激烈的抗议也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香港本土派开始喊出成立香港国这样的口号。
《2019 年逃犯条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修订)条例草案》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香港立法会提交的草案,旨在将疑犯引渡至包括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在内的司法管辖区,并提供法律协助。此草案由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提出由此引发了持续一年之久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2019 年的反修例运动是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参与人数最多的以及爆发冲突最激烈的社会运动。在北京的授意与强力镇压下香港警队以《公安条例》和《港区国安法》拘捕并起诉组织、参与及支持示威活动者、对政府持批判立场媒体、或要求外国政府制裁香港的相关人士。多个民主派组织主动或被动宣称终止运作或解散。绝大多数民主派组织终止运作或解散。大量参与示威的活动人士流亡海岸,部分人面临多项不同控罪。按照香港公开的数据在反修例运动了警方一共逮捕了超过 6000 人,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面临检控。选举方法大幅度修改,所有参加初选的民主派遭到警方逮捕,而且令大部分民主派不可能再参与选举,今日立法会中已经不再有民主党派。
北京将香港视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薄弱环节,因为香港社会仍然享有结社和表达自由,北京担心异议人士可以在香港毫无压力地公开反对北京。另一方面,随着北京越来越倾向于现实主义外交,在涉及政权生存和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它觉得经济利益可以被妥协。随着港区国安法和基本法 23 条立法正式落实执行,今日的香港已经彻底失去了香港过去引以为傲的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变成了一个习近平希冀的他统治下处于威权阴霾下的中国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