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云：新教科书揭示了习近平的汉族中心主义思想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是一本新的必修教材，中国所有的大学生都要在学校学习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提供了对习近平治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想的最清晰和最完整的阐述。教科书中提出的观点代表了对以前的民族治理方法的根本退步，从“共产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范式转向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文化和种族民族主义。

在习近平的指导下，2018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继续承诺 1.25 亿“少数民族”和在人数上超过 10 亿的汉族人口享有平等的地位。在少数民族各自的故土上，宪法承诺“地方自治”，以便这些少数民族“行使自治权”。这包括“使用和发展”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权利。相比之下，习近平的新思想要求他们顺从汉族的规范，并逐渐抹去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使中国的少数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汉人帝国的殖民地对象。

习近平的“新时代民族政策”

习近平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重新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政策。2014 年，他在北京发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内部讲话。负责“民族工作”的中共高级官员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习近平阐述了他对党对广阔边疆地区治理和控制的愿景。习近平要求结束对未来政策方向的激烈争吵，这些提议包括一切从美国式的熔炉到民主社区联邦的构想。他坚持认为，党必须“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问题解决之路”，同时“开拓创新思维”。在习近平未公开的讲话结束后，党内对民族政策的激烈、异常公开的辩论并未停止。

一种新的正统思想——现在称为“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逐渐形成。这需要对党国官僚机构进行重组，对新疆和其他边疆地区进行暴力镇压，并清洗掌管“民族事务”的少数民族官员。这些变化逐渐缩小了政策执行的变化空间。党八股的拼凑，包括“两个结合”和“十二个必须”等含糊的格言，曾经为一系列解释留下了空间。这使一些少数民族官员得以试图保护他们的法定自治权的一些方面，但也让其他官员塑造了一个新的以汉族为中心的真相。这种观点的多样性在公共领域已不复存在。习近平自称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党的最新教科书就是在宣扬其教义。

该教科书在 64 岁的汉族官员潘岳的指导下编辑，他是负责民族工作的统战部副部长，也是传统上由少数民族干部领导并负责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相比之下，潘岳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引领国家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 1991 年苏联解体后，他预言了民族分裂主义的危险以及迫切需要复兴传统中华文化的必要性。在习近平掌权之前，他与马戎、朱维群、胡鞍钢等其他学者官员一起，倡导了“第二代民族政策”。该教科书为潘岳等民族主义者曾经的非主流观点提供了官方认可，而批评者曾称其“从政治角度来看既天真又危险”。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非常坦率。它不同于党的“正能量”呼吁，而是谈到了“根深蒂固的问题”对政权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这不仅包括了外部煽动的“三股恶势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还包括国内的“思想误解”和“错误观念”。据称，“一些地区”夸大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以推广“落后和奇怪的风俗习惯”，而“一些人”则“有意无意地强调了少数民族的身份，淡化了中华民族的身份，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特别是，教科书批评了过去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它认为这些政策“偏离了其初衷”，“巩固了民族差异，培养了狭隘的民族意识，导致了‘民族例外论’这一错误命题的产生”。这导致“一些少数民族”——虽然未曾明说，但维吾尔族、藏族和蒙古族显然是明显的指代——扭曲了他们的历史，并“利用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来坚持落后的生活方式和刻板印象”。

这本书认为，过去党花费了太多时间“管肚子”，天真地认为经济发展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没有花足够的时间“管脑子”。这个第二个短语是指更多的“洗脑”，或者党在新疆再教育营大规模拘禁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时委婉地称之为“教育转化”。“思想改造”还意味着在教育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从学前教育到大学教育，为所有学生进行深入灌输。

这本 377 页的教科书其中包含了 13 个关于中国历史的篇章。它还包含了几个介绍性和总结性章节，概述了习近平领导下的民族建设工作指导政策制定的含义、重要性和影响，这一政策被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一铸造过程背后的历史想象深受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影响，以及他对中国种族演化“多元一体”结构的辩证阅读。费孝通观点的模糊和双关性允许不同的解释。

根据这一理论，中华民族大约两百万年前形成，由一群明显的中国原始人组成。然后，它通过吸引和吸收周围的民族进入其优越的华夏 - 汉族核心而增长，规模和地理分布扩大，既没有中断也没有分裂。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就像一个巨大的“雪球”。在这个民族成长的故事中，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和其他土著民族只存在于他们为一个永远进化的、以汉族为中心的“超大规模共同体”提供基因服务的角色中。

这本教科书对西方汉学家、所谓的“新清史学家”，包括欧立德和米华健，进行了隐晦的批评。这些历史学家强调了中国过去的断裂、分裂和多样性。然而，对于教科书的作者来说，这是一个不正确的，“去中国化”的历史观。与西方不同，据称，中国从未进行过殖民扩张或文化霸权。相反，中华文明的包容、和平和开放导致了其自然的增长。因此，它超越了文明的冲突、殖民主义和掠夺以及丛林法则。教科书主张，中国开创了一种“新的人类文明模式”，超越了帝国和民族国家的超结构。

潘岳教科书中的历史观念背后隐藏着隐含的矛盾。一方面，有一种渴望将统一看作是有机的，甚至是原始的——根植于中国过去的血脉和土壤之中。另一方面，坚持党的迫切需要，积极“铸造”这种集体意识。据称，所有党员都必须积极参与“引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持有“正确”的对过去的看法，其不可分割性，以及所有民族都必须“认同并忠于”中华民族及其民族国家。作者写道：“中华民族绝对不是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而是一个具有 5000 多年中国文明传统的超大民族共同体”。

该书批评了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在民国时期的种族主义，但却运用了与蒋介石 1943 年著作《中国的命运》中类似的论点。中华民族可能没有共同的祖先，但其融合的文化、地理，最重要的是，据称，血统使个人的起源和家园变得无关紧要。共同的血缘是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核心。教科书认为，中国文明建立在约 5000 年前形成的“血缘基础”上，这使得一个共同的政治共同体得以形成。 “血”这个字眼出现了 65 次，经常提到跨民族婚姻、文化融合、跨区域迁移，以及中国历史上的“血脉相连”。

与其他现代中国领导人一样，习近平经常用“大家庭”这个比喻来解释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据称，当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使用同样的比喻时，他试图“揭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血缘关系，你在我，我在你，谁也离不开谁”。

家庭通常是分层次的，权力掌握在家长手中。虽然没有明说，但华夏 - 汉族人是中华大家庭的明显头目。他们庞大的定居人口、成熟的书面语言和复杂的政治体系不仅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也是其种族“凝聚”的基础，吸引并实际“吸收”周围的民族，从而创造出今天的有机整体。

在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汉族利益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同义的。几年前，党的官员们创造了一个新术语，“四个关系”，以确保少数民族社区“正确把握”这个新现实及其在以汉族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中的从属地位。这些关系在 2021 年习近平的一次讲话的报道中被简要提及，并且现在在潘岳的教科书引言中被突出显示。

首先，是普遍性和差异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普遍性是主导的，差异不能削弱或危害普遍性。”教科书宣称，“普遍性至上，是方向、前提和基础，而对差异的尊重和保护是必要的，但不是为了巩固和加强种族差异，更不是允许差异妨碍民族融合”。

其次，是每个民族的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意识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两者“手牵手”，但并不平等。相反，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必须首先考虑，每个民族的意识“应该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第三，是中华文化与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华文化是骨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只有根深才能枝叶茂盛”。当教科书谈到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时，它提到了食物、服装、歌舞等表演性的“民族特色”缺乏真实性和代表性。少数民族语言和宗教实践必须汉化。

最后，是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不会自然导致民族团结”，教科书指出。相反，党的领导人和所有的老师必须成为“灵魂的工程师”。他们必须积极塑造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思想、语言、行为和身体。 

中共保留了“地方民族自治”的概念和制度。在他 2014 年的讲话中，习近平称其为党的民族建设工作的“源头”，尽管中国学者如马戎等多次呼吁修改或废除这一制度。随着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法律保护逐渐失效，教科书声称地方自治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地区支持计划来“维护团结和团结”。这些殖民地式的项目，被称为“援疆”和“援藏”，在过去十年里大规模扩张。它们将更多的汉族资金、人才和文化引入边疆，同时打破了教科书所谓的“相互依存的经济有机体”的壁垒。

自治区不再属于单一民族，而是“全国各族人民共享的地方”。党正在抹去藏族和维吾尔族的主权，并背弃了之前承诺将这些地方视为自治家园的承诺。

虽然核心概念（如“自治”），正在被重新解释，但其他概念也在被调整以改变其含义。过去，地方自治制度被认为“充分保证”少数民族是“当家作主”，同时“保障少数民族的的合法权益”。现在，教科书告诉读者，自治是关于“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以“更好地维护各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这种修辞手法违背了 2001 年《地方民族自治法》的精神和文字，使其失效。

结论

中国正在进行另一场文化革命。这不是毛泽东过去提倡的所谓的阶级革命，而是一场汉族文化和种族民族主义的浪潮。通过扭曲过去的承诺、政策和历史，潘岳的教科书试图重建一种以汉族为中心的神话，这种神话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地方民族自治法》中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证逐渐成为了一种装饰性的，无意义的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