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革命之路》（连载之十三）

【編者按】從 1998 年本書誕生，至今已 25 年了，中國民運的主流語境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王炳章的《中國民主革命之路》(《民運手冊》、《民運百題問答) 愈加彰顯出其生命力。改革已死，中共極權之惡已被整個世界所共知，共產黨不倒，世界不會好。此外，民主革命在大陸並沒完成，當下民主運動的目標仍舊是民主革命，而不是黨內改革，黨主立憲和形形色色的體制自洽。這就是本刊連載此書的主要原因。

另外，王炳章先生在 2002 年 6 月遭中共從越南綁架回中國，目前在廣東韶關監獄服無期徒刑。《中國之春》連載刊發《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也期望讓更多人了解王炳章的思想，參與救援王炳章的行動。

本期连载该书 113-117 問，是该书最后几个問題。即政权解体三要素，海内外民运关糸和互动，民主建制与基督教关糸，是否走美国的道路以及王炳章心中的理想国。

政權解體三要素

一百一十三问：记得你提出过中共政权和社会解体论，是否借此讨论革命的机会，再扼要地说明一下？

答：我在一九八六年，曾提出政权和社会解体论。意思是说，维系一个社会群体，包括政党、政权和整个社会，需要三个基本要素。有之则稳，缺之则散。这三个要素是：

一，意识形态系统。

二，法律系统。

三，信誉系统。

先说意识形态。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人们相信什么，信仰什么，人们认同的道德标准是什么。道德，是人的主观行为规范，是自己对自己的主观约束。举个例子，道德信念强的人，不但不会主动地去偷、去抢，就是经手大笔的钱财，也不会有半点心动。人们的信念强，道德约束力高，群体的维系性就强，不会散掉。如宗教团体。

再说法律系统。法律，是人的客观行为规范，或者说，是强制性行为规范。在法治健全的情况下，即使道德约束不了，见钱眼开，但他一想到法律的利害，也不 敢贸然将之窃为己有。退一步讲，即使没有自己管住自己，偷了东西，或贪污了钱财，也会被绳之以法。法治越健全，司法越公正，法纪越严明，群体的维系性就越强。

最后说信誉系统。信誉（Credit）是介乎道德与法律之间补充物。古话说，人 无信不立。其实，何止是人，团体、社会也是一样。党无信不立，政权无信不立，社会无信不立。信誉这个东西，无处不在，既难归于道德，亦难归于法律。比如，欠了钱不还这个问题。他有时忘了还，也可能真的是没钱，一时还不了。不见得就 是道德败坏。但如果信誉往左摆动一下，有钱故意不还，就是道德问题了。如果信 誉往右摆动一下，借钱之前通过律师立了字据，债方可以通过法庭讨债，就变成了 法律问题。所以，信誉填补于道德与法律之间，就是这个道理。有一点可以肯定，借钱不还，不论什么原因，此人没有信誉。谁都知道，说谎，说了不算，即为失信。这在正常社会，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在美国，信誉好坏，是个大问题。美国有 很多民营的信誉机构，专门帮助查人、查公司的信誉。看你是不是准时交帐单，是 不是欠什么人的账等等。信誉不佳，贷款贷不到，生意做不成，政治上也没什么前 途。银行要稳定，政府要稳定，保持良好的信誉，是必备的条件。规律是，信誉感 越强，群体的维系性就越强。

众所周知，中国，或者说，整个受华夏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传统上的法治观 念比较薄弱，是一个主要靠意识形态维系的社会。而西方国家，法治的维系占有重 大比例，但也不忽视意识形态和道德的作用。统计数字显示，美国律师与工程师的 人数之比是七比一，日本正好反了过来，工程师的比例要大得多，说明了意识形态 在维系群体中的重要性。有了严格的法治，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人群也可以维系在一 个政体之内。

有人会说，经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则认为，经济因素不容忽视，但不 是十分重要。寺庙里，和尚喝汤吃素，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人家的群体很稳定。我国六十年代的大饥荒，饿孚遍野，几千万人死于非命，但是，中共政权没有出现危机，没有发生天安门事件。什么缘故？意识形态在起作用。那时，多数人还相信 马列毛那一套，还相信中共政权。不管是什么意识形态，只要大家真的信它，它就 管用，群体就稳定，政权就稳定。谁都知道，现在中国和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解体，人们什么都不信了。有句话讲：什么都不信了，就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有些人 的不可思议的怪异行为，说来奇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它是意识形态解体的必然反映。

意识形态维系中国政权的重要性，还可从下述例子见到一斑。太平天国时，满清军队不堪一击，起义军打下了半壁江山。后来，曾国藩组织湘军，灭了太平天国。平定之后，不少人劝老曾挥师北上，取清朝而代之，改天下姓曾。曾思考之后，做出决定：解散湘军，告老还乡。他说，我不能做叛臣逆子。是什么在起作用？是 意识形态，是儒家的忠君思想。与其说是湘军救了满清，不如说意识形态救了清室。到了清末的一九一一年，革命党人在武昌试验炸药，出了意外，二百多人仓促起 事，却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满清王朝。太平天国数十万大军推不倒的大墙，却被两百 人毫不费力地意外推倒了。什么道理？是意识形态瓦解了，是人们忠于清室的思想瓦解了。它是清政权的地基，地基一松，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推倒也。

中共政权、中国社会的统一现在靠什么维系呢？意识形态完全瓦解，法律系统 被通通砸烂，信誉已经彻底崩溃。它的瓦解必定无疑。它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一 是靠惯性，二是靠既得利益，三是取代力量 (民运) 尚未强大到让人民看到希望。惯 性不会持久。既得利益总会出现分赃不均而引发内斗。如果，民运能够占领一两个城市，给人民看到希望，中共的垮台只是几天的事。象这种专制政权，未垮之前，象个气球，外观看上去，好象是完好的。只要一点小事，扎个小洞，气球顷刻之间就会扁掉。

中共政权早晚垮台，中共自己最为清楚。他们为什么把贪污的金钱运到海外？他们为什么把子女送到美国谋求绿卡？他们已经感觉到了政治大地震即将来临。连 老鼠在地震之前都有预感而搬家，何况他们这些在内部知根知底的政治动物。一位 中共高干随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当着大使馆官员的面，假魔三道地教导在美国的儿子学好回国。私底下，说了真话：国家没希望了，把绿卡拿好。并叫他设法把其妹妹弄到美国。临行前，还留下亲笔信，叮嘱此时。他儿子找到我说：象这样一个党，我们还要它干什么，砸了算了。

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们预感到不稳，一般都把子女做如下狡兔三窟式的安排：一个当僧侣（当时的特权阶层），一个经商捞钱，一个送到海外。看看中共对子 女的安排何其相似！一个当官把住特权，一个经商搞钱，一个到国外谋求居留权。他们意识到，决堤的时间快到了。如果说，法国贵族的那种安排警示了法国大革命 的暴发，那么，中共本能的效法，则是中国民主革命即将到来的预告。

问题严重在于，中国传统政权的特点是，由于政权与社会连为一体，一旦意识形态崩溃导致政权的瓦解，往往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解体。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意识形态的总崩溃。第一次是周朝末年；第二是清朝末年；第三次就是现在的中共末年。前两次带来的，是政权的解体和社会的动荡。这次，中共也难逃彻底的灭顶之灾。倘若民运队伍不及时组织起来，壮大起来，说不定哪天意外的事件造成中共政权的突然崩解，而民运还没有充分的接管政权的能力。所以，我担心的，不是中共政权垮不垮的问题，而是民运有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问题。

海内外民运的配合

一百一十四问：孙中山的革命，发起于海外，成功于国内。你在海外从事民运已有多年。请问，海内外民运如何配合运作？

答：其实，中国民运是一个整体，本质上无海外和国内之分。分一下，只是表达战场和活动方式的某些区别。如江泽民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七年访问美国，在美国的民运人士与侨学界举行示威，要求释放在押的民运人士，要求民主改革。在西雅图的一次江泽民记者会上，第一个提问的就是民运人士，第一个问题就涉及到民运和 言论自由的问题。民运人士以记者身份，面对面质问江泽民：人民日报可以在美国发行，为什么《中国之春》杂志不能在国内发行？搞得江泽民措手不及，其回答更是不着边际。这些活动，表面上看，好象是纯粹的海外民运活动。但是，这个活动所传达的诉求与信息，除直接进入了江泽民及其随员的脑海之外，还通过传媒，通过人们的进出中国，甚至通过江泽民的随行人员，带入了国内。她最终的影响，还是发生在国内。实际上，影响江本人，就是很妙的国内工作。国内民运由于条件所限，平时还不能让江直接听到民运的诉求。九七年他访美、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外 面一片要求民主的口号声。听众问他对此有何感想。他脱口说，将来中国也会有这些活动。说明，他的脑子是明白的：美国比中国民主得多。也说明，海外民运的活动，起码叫他不得不面对某些在国内碰不到的问题。

我举上面的例子，是想讲明，所谓海外民运，是一种简称，全称是“大陆民运人士在海外从事推动大陆民主化的活动”，即使是纯粹的海外活动形式，其最终影 响目标仍然是国内。

实际上，海外民运人士更多的注意力还是放在国内直接的民运活动上。如海外民运人士通过派人回国，通过电话、传真，通过电子信件，随时于国内人士沟通，共同为国内的独立工会和反对党的诞生而催生。

回顾我多年从事海内外民运的配合运作，有几点体会值得总结：

第一，在八十年代初，当国内主要民运人士通通入狱的情况下，海外民运具有旗帜和鼓舞作用，同时，延续了民运火种。

第二，海外是理论研究的基地；海外民运应当给民主中国提供立国的精神支柱和建国蓝图。因为，中外生活的双重经历，尤其对民主国家民主程序实际运作的了解，可使民运人士融汇中西，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理论、新学说、新政策、新宪法。

第三，海外民运是训练民运骨干的场所。从理论修养到实际操作，从破除专制制度到建立民主政体，在民主自由的国度里，民运人士可以得到完整的历史和现实体验。看一看当前台湾民进党的重要骨干，有一些就经历过海外反对运动的磨爬滚打，如许信良和彭明敏。

第四，海外民运向世界传播中国民运的信息和诉求、并寻求国际支援。

第五，海外民运应当与台湾、西藏、新疆的反对中共专制的集团加强沟通与合作，与海外侨界、各国朝野加强联系，建立最广泛的反对中共专制的同盟军。

第六，在国内各个分散的民运力量尚不能充分横向联系，不能建立健全的统一性全国组织的情况下，海外民运人士暂时担当整体运动中枢协调人的角色，是不可 避免的，而且是应当的。

第七，海外民运派人回国，可建立各地的民运组织，培训民运骨干。在目前国内不能允许反对派公开活动下，各个国内的民运组织应与海外临时协调中心单独联系。特殊状况发生时，在海外协调中心的统筹安排下，国内各民运团体应横向联系，迅速集结，与海外的归国人员共同组成指挥中心。

第八，海外应提供国内某些民运人士的活动经费。我的意见是，国内职业革命家和城市民运机动小分队的经费，可由海外民运筹集。

第九，海内外民运的沟通管道应做到多样化、畅通化、联系固定化。所谓多样化，如跨国公司形式，来回跑生意的形式，回国省亲形式，观光旅游形式......一切管道都要利用。我们有时甚至派秘密成员与中共高级访外代表团接触，并委托他们往国内携带贴好国内邮票的材料和信件。俗话说，(煤油) 灯底下最黑，他们成为我们秘密宣传品的携带者，是非常安全的。现代化的通讯联系，如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更要利用。

第十，有条件时，国内的民运人士可短期出国，进行培训。

第十一，国内被中共通缉、有危险的民运人士，海外民运应负起救援任务。上海著名工运人士王辅臣和姚庆祥，被中共追捕。他们与我通上电话之后，我们立即 与有关方面合作，派人进入中国大陆进行救助。两周内，他俩顺利抵达法国巴黎。至于八九年六四屠杀后，海外更是总动员，把民运人士大批接到海外。

在最近一次的民运聚会上，我发表讲话指出：民运现在好象处于低潮，实际上一场大风暴正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不要妄自匪薄，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去迎接中国民主革命的高潮。翻开地图看一看，我们民运在中国大陆到处有据点，我们在台湾有分部，在香港有组织，在北美、在欧洲、在日本、在东南亚、在中南美洲、甚至在非洲，都有我们的分支机构。我们的力量横跨大陆、香港和台湾，我们的分支机构散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有哪一个党，包括共产党、国民党，有我们这样的格局？世界各国的反对力量，哪个有我们这样的场面？只要我们运作得体，只要海内外民运配合密切，我们完全有能力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

是否走美國道路

一百一十五问：你在前面的论述中，列举了很多美国民主政体运作的例子，非常生动。请问你是不是“亲美派”，是不是在革命成功后要把中国带向美国的道路？

答：我不是什么“亲美派”。我举了不少美国的例子，是因为我在美国生活的时间 较长，平时读美国的报刊，举例顺手捻来。如果我生活在欧洲，可能举欧洲的例子 会较多。实际上，我留学于加拿大，也访问过欧洲的一些国家。总体说来，在某些方面，我对加拿大和欧洲的印象好过美国。美国的理想主义色彩正在下降。有些政客，如前国务卿基辛格之流，为了讨好中共，与中共多做生意，多赚中国老百姓的 钱，不惜昧着良心吹捧中共。还说什么中共屠杀天安门的学生有情可原。这种无耻政客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民的唾弃。在美国，伸张正义者不乏其人。但是，有一些美国政客十分短视，脑海中两个“黄祸”的概念主导着他们的对华政策。所 谓两个“黄祸”，一个是近期“黄祸”，一个是远期“黄祸”。近期者：一旦中共 政权解体，社会失控，大量的难民潮“黄祸”将投奔怒海，冲击香港、台湾和 整个世界。远期者：当中国步入民主与法治的社会，中国真正的经济、技术与国力 起飞，就不是什么小龙的问题，而是一条巨龙将在东方崛起。那是真正的“黄祸”来临。那时，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就会动摇。基于这两种“黄祸”意识，这些美国 政客希望中共政权不要垮台，近则，不要给世界添“乱”；远则，不要让中国强大 起来。他们永远希望我们中国死又死不了、强又强不了。以使美国永称霸主。看到他们虚伪的面孔，我的爱国情怀使我暗下决心，一定发愤图强，早日结束他们所喜欢的中共专制，尽快把中国带上民主、自由与法治的道路，将祖国建设成世界一流 的强国。走笔至此，革命的浪涛在心中激荡，祖国和人民的呼唤在耳边回响。我们，有志气的中国公民，不要再寄望于别人了，不要再无端地等待了。革命成功之后，我们不会完全照搬美国的一套，而是结合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民主国家的治国经验，给中国设计出一条最佳、最快的发展捷径。

是否将基督教定为国教

一百一十六问：据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民主革命成功后，你是否主张将基督教定为国教？

答：民主中国将不制定国教，不强迫人民的信仰。我信仰上帝，是个人的选择。民主政体应完全实行宗教与信仰的自由，各种宗教和平相处。但我可以预期，在民主 政体开放宗教自由之后，由于基督教是个进取性宗教，是个组织化很强的宗教，她在中国会以较快的速度传播。

我正在撰写另一本书，论述中国起始文明与基督教教义的一致性，并阐述孔子、墨子、老子等学说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定位问题。这本书将近一步给革命提供理论依托，给革命后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意识形态基础。

心中的理想国

一百一十七问：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期，根本看不出中共政权可能垮台的任何迹象。你到处奔波，鼓吹民主。有人问你，你觉得民运可以成功吗？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记得你回答说：“我们这一代留学生不能交白卷。我们要告诉后人，面对专制，我们没有屈服过，我们曾经奋争过。即使没有成功，后来人可以借鉴我们的经验。”你还说过：“在未来的民主大厦落成典礼时，我们可能不是典礼的剪彩者，不是民主大厦的享用者，因为任何一座大厦的建成，都必须先填平那地面的坑穴，但我们宁愿做填平坑穴的碎石，以便让后来者有一个更高的起点。没有这些碎石，任何辉煌的建筑都不会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多少年来，我都认为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请问你的理想国是什么？

答：我永远忘记不了，做外科医生时，看到楼道里躺着住不上院的病重老农，而高 干病房里明明还有很多床位。他们的呻吟，绕梁不绝。我也永远忘记不了，下乡巡 回医疗时，老大娘端给我一碗鸡蛋褂面，两个光着身子的孩子，啃着硬硬的窝窝头，眼谗地扒在窗口。泪水掉在碗里，我要把面让给孩子们。大娘跑到外边，用扫帚 把孩子们轰走。我问在朝为官的亲戚，难到你们当年参加革命就是为了这个？

我参加过德国的啤酒节。听着成千上万人的欢乐声，狂叫声，啤酒瓶的撞击声；看着男女老少忘情忘我，载歌载舞。一个德国老人向我敬酒。他一饮而尽，笑得胡须颤动。我眼前出现的，是医院楼道里那个呻吟的老农。我，怎么也笑不不出来。

我观赏过拉丁美洲海滨的嘉年华会。人们倾巢而出，男女老少同乐。姑娘的彩服与晚霞争艳；人们的笑声同浪涛交融。热情的姑娘拉我跳舞，她旋转，她跳跃，她把自己融化在欢乐的海洋之中。我眼前出现的，是河北山路上低头拉着煤车的妙龄少女们。我，怎么也舞不起来。

我也和大家一起欢度过美国的万圣节。游行的队伍里，男扮女，女扮男，猪头马面，应有尽有，一时间，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最快活的，还是那些孩子们。他们 成群结队，走家串户，要糖果，要祝福。各种各样的鬼怪面具，把他们带向虚幻和想象的世界。每当看到这些，我的眼前就出现那两个光着身子、扒着窗台、被亲娘赶走的孩子。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不能享受这些？难道他们天生下来就是下贱？为什么？为什么共产党人的当初理想与今天的现实背道而驰？

我痛苦，我思索，我寻求。我游历过很多国家，看过苦难，也看过欢乐。开始，我找到了德先生。后来，我找到了神，皈依了基督。至此，心灵有了归属，前进有了方向，行动有了动力。我天天都在祈祷，为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祈祷，为我那些不幸的同胞祈祷。求主把恩雨早日降临我的家园，求主把亿万迷失的羔羊带向神的国度。我也为那些共产党的掌权者们祈祷，求主把他们心中的撒旦驱走，早日把 他们带出魔鬼的牢笼。

我祈祷，让我实现这样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在我的国家里，所有的孩子们，不管来自城市，不管来自农村，还是来自最偏僻的山野，不再为别人的一碗面而嘴谗，不再为别人的一件新衣而羡慕，都能戴上他们喜欢的面具，把天真百分之百地喷放出来，带着他们跑向想象的彼岸。

我祈祷，让我实现这样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在我的国家里，所有的成年人，不管是从城市来，不管是从农村来，不管是从草原来，还是从山区来，都能从事自己喜爱的行业，不再为明天的饭碗而担忧，不再为交不起孩子的学费而着急。即使暂时失了业，社会的福利温暖也将使他们度过难关，走向一个新的机会和希望。

我祈祷，让我实现这样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在我的国家里，所有的老人们，不管他是出身知识份子，不管他是出身工人，不管他是出身农民，还是出身黄河 边的纤夫，都有养老金，都有医疗卡，都能咸贻弄孙，走过金色的年华。

我祈祷，让我实现这样一个愿望：让我实现这样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象我们这些人，不管你是什么观点，不管你是什么党派，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都能坐在一起，用规则，而不是用枪杆，施展每个人的抱负。在同一个民主的殿堂里，商讨国家大计，纵论天下之势。

我祈祷，让我实现这样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我们中国人民能象全世界文明国家的人民一样，沐浴在民主的阳光之下！

神，已经给了我们启示；神，已经给了我们方向；神，已经给了我们机会；神，已经给了我们力量。

向前吧，向前！伸开双臂，迎接神的国度。她，就要降临在世界的东方！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