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岛：美国应该与它的亚洲盟友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上）
尽管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调整对华和亚洲政策，例如拜登政府就将四方安全对话（Quad，即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安全对话机制）提升为定期峰会，并同意帮助澳大利亚在 AUKUS 协议下与英国共同建造核动力潜艇。但是，美国仍然对这些亚洲盟国不够重视，实际上，这些国家在许多政策的层面上都走在了美国的前面，因为相比于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本土，他们的确每天都面临着实实在在的中国威胁。
在美国重新调整对华政策时，决策者首先应该承认，最早开始应对中国挑战的并不是美国，而是其盟友。十年前，奥巴马政府还在与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提议周旋，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想将日本和韩国降为美中共管体制中的二等地位。而这几个国家当然对此表示很不满。不过在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官员转变了立场，公众的情绪也在改变。2012 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发现，40% 的美国人认为应优先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到 2018 年，这一数字降至 26%。这种情绪在太平洋另一边也得到了呼应，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的民调显示，这些国家对与美国结盟的支持率压倒性地高。
在评估中国的威胁时，美国在很多时候也远落后于其在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国，尤其是日本。早在 2013 年，当美国期待与习近平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时，安倍晋三政府就发布了与中国的长期竞争战略。安倍对日本自身历史的一些观点，在那时让他成为了一个不大受美国决策者欢迎的人物，而北京则试图利用这些怀疑，发动了一场全球媒体运动来破坏他的努力。但安倍坚持了他的战略。
面对与中国相关的力量平衡恶化，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有三种基本选择。第一种选择是跟随崛起中的大国。但这从来都不是安倍或其他任何日本领导人会考虑的选择。正如他在 2013 年对美国观众所说的那样，“日本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二等强国。”第二种选择是内部平衡：增强自身力量以应对威胁。在日本的情况下，最快的实现方式是发展核武器，该国可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开发出核武器，但日本公众对此持压倒性反对态度，盟友们也是如此。相反，安倍投资于更具针对性的防御能力和新的经济增长来源。他提出获得远程导弹的建议，这些导弹将超出日本自卫队的纯防御任务，结束了二十多年来的国防预算下降，并将国家安全决策的权力集中在首相办公室。关于经济，安倍没有进行大多数专家呼吁的全面改革，但他通过放松对少数几个行业的管制，并推动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来刺激增长。
第三种纠正力量失衡的方式构成了安倍总体战略的核心：外部平衡，即加强盟友关系。十年前，华盛顿可能还在辩论与盟友合作与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相对比，但对东京来说，哪一个更重要却毫无疑问。在日本战后的大部分历史中，政府根据日本和平宪法的解释，认为禁止日本援助遭到袭击的友好国家。由于日本公众更害怕被卷入美国的冷战冒险，而不是被抛弃，这种解释为从越南战争到海湾战争的冲突中坐视不理提供了方便的借口。但现在安倍更担心被抛弃而不是被卷入。随着华盛顿中鸽派声音越来越多，以及中国在日本周围的军事存在不断扩大，安倍决定抛弃这种借口。
2014 年，安倍提出了立法，承认日本将行使集体自卫权，并在必要时与美国并肩作战。尽管安倍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意识形态反对日本宪法的限制，但他从根本上希望确保美国在危机中能够更多地依靠日本，以便日本仍然能够依靠美国。经过在日本国会的 100 多个小时的激烈辩论，该国支持了他。安倍的动机并不是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怀旧，而是对如何增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和承诺以确保日本自身安全的现实评估。这也是他为何比任何其他世界领导人都更愿意忍受特朗普的抨击，并确保将这个反复无常的美国总统留在自己一边。
安倍的对外平衡战略还包括加强各国抵御中国不当影响和胁迫的能力。他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不仅对外投入了与“一带一路”不相上下的资金，还承诺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以保护环境并避免受援国陷入危险的债务陷阱。这种关注帮助了该地区的发展：如今，日本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好感度远远超过了中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在中国进入南海和印度喜马拉雅边界争议后，安倍逐渐赢得了怀疑者对重建“四方安全对话”的支持。在安倍的领导下，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也得到了扩展，以巩固地区开放经济规则。当他在 2012 年再次成为首相时，日本的贸易中只有不到 20% 覆盖了此类协议，但到他在 2020 年卸任时，这一比例已达 80%。当特朗普政府在 2017 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安倍与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加坡的同行们共同努力，确保了该协议的推进，留出了一个席位，以备美国在贸易政策上重新恢复理智后重新加入。
在面对中国威胁的过程中，没有其他世界领导人比安倍做得更多，特别是在协调主要大国并投资于各国对抗中国的能力等方面，实际上，这最终也塑造了美国的战略。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以及他们对“四方安全对话”的接纳都直接源自安倍的原始框架，甚至在措辞上也常常照搬原文。欧洲和亚洲的政府已经开始在印太概念上调整他们对该地区的看法。
当安倍在 2022 年 7 月遇刺时，尽管一些学者和政界人士指出了他的方法的不足之处：与韩国关系的挑战，与俄罗斯的外交努力未果以及国内政策的一些方面，但毋庸置疑的是，世界（至少是印太地区）格局在他的努力下被永远地改变了。
日本已成为印太地区对抗中国最重要的国家，但澳大利亚和韩国仍然是关键支柱（凭借它们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外交影响力。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堪培拉和首尔在应对中国挑战方面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澳大利亚因为距离中国太远，而韩国因为太近。美国的盟友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都比与美国的更密切，尤其是澳大利亚和韩国：35% 的澳大利亚出口和 25% 的韩国出口销往中国，而日本和美国的出口则分别占 22% 和 9%。但澳大利亚和韩国正在越来越多地采用由日本倡导、美国认可的印太框架。
二十年前，澳大利亚通过向中国出口自然资源并从中国进口学生和游客而大发横财。由于缺乏能提醒日本公众注意中国在全球市场上不当行为（如窃取知识产权、以低于市场价格倾销出口商品以及限制外国投资）的制造业基础，澳大利亚人主要看到了他们与中国经济关系中的好处。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在 2013 年发现，76%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他们的经济未来与中国有关，而不是与美国有关，这种观点与当时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乐观情绪相吻合。当美国历届政府推动北京寻求“战略伙伴关系”时，堪培拉在 2014 年与北京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14 年和 2015 年，中国进入南海让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界成员和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感到震惊。但对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真正的警钟是在 2018 年响起，当时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宣布，中国正在试图在南太平洋瓦努阿图岛建立一个潜艇基地——这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有可能敌对的势力出现在澳大利亚的邻近地区。随后在 2019 年，一档有影响力的澳大利亚新闻节目披露了中国共产党在澳大利亚社会和政治中广泛影响操作的详细情况，促使议会起草了严格的反对外国干涉的法律。
当澳大利亚政府在 2020 年呼吁对 COVID-19 疫情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时，中国驻堪培拉大使威胁要对澳大利亚商品发起大规模消费者抵制。随着北京试图利用经济相互依赖作为胁迫工具，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铜、大麦和葡萄酒的进口很快减少到几乎为零。澳大利亚记者在中国被拘留，中国宣传机器在该地区发起了挑衅性的虚假宣传活动，指责澳大利亚种族主义和战争罪行。北京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提出了 14 项要求，澳大利亚必须满足这些要求才能改善关系，包括对中国的人权侵犯保持沉默，并停止资助对中国军事活动持批评态度的智库。
中国的这一策略失败得非常惨烈。洛伊研究所今年的民调显示，对中国的看法出现了惊人的逆转，75% 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中国将来会对澳大利亚构成军事威胁。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禁止中国公司华为和中兴进入其电信市场的国家，一个新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正在限制中国收购澳大利亚的战略资产。2018 年 8 月上任的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政府无视中国的要求，同意与美国和英国根据 AUKUS 协议建造核动力潜艇并开发其他先进能力。澳大利亚还与日本扩大了国防合作，今年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两国军队互相进入军事设施，并邀请越来越多的日本军队参加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军事演习。该国还与印度签署了新的防务协议。像日本一样，澳大利亚在应对与中国的竞争方面比美国更快。
韩国是亚洲最新加入这场角逐的美国盟友。就地理位置而言，它比澳大利亚和日本的灵活性小得多。有时，韩国政府努力处理朝鲜半岛周边大国关系只会引发更大的猜疑、嫉妒和压力。前总统朴槿惠和文在寅的政府都陷入了这种困境。尽管朴槿惠与华盛顿的联盟关系非常坚定，但她仍寻求北京的支持，她的政府默许了美中结构化亚洲地缘政治的框架，提出了美中韩三边对话的建议，这让东京非常不满。为了惩罚首尔在 2016 年接受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中国发起了针对韩国企业的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制裁，文在寅政府在面对这一制裁时，向北京承诺将限制未来与美国在导弹防御方面的军事合作。这种在美韩同盟框架内对中国前所未有的让步，引发了华盛顿的不信任，也助长了北京的野心。
2024 年 9 月 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