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燕：从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下）

【编者按】中国问题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在编者看来，所谓土地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土地产权、土地革命、土地财政等几个横跨不同时间和视角的方面。最近中国房地产市场陷入重大危机，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也显得极为乏力，而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一旦全面爆发，后果将会是全面且严重的，为此，本期《中国之春》将会刊登有三位作者写作的上下共 6 篇有关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以供读者思考中国土地问题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表现。

然而，共产党也要打仗，打仗也要向农民索取各种资源，而且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比，战争资源毫无疑问对农村的依赖更强。因为共产党的统治地区和抗战时代的国统区相比更农村，无论是人力物力，肯定都是取自于农民，那么如果说国民党动员农民不成功，那为什么共产党能够进行这么高强度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动员？这就又要回到这篇文章的主旨，也就是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了。说的简单一点，如果我们要直接抛出结论的话，那么共产党能够在农村进行这样一种规模的有效动员的真正原因，就是通过土改打碎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使得农村，特别是老解放区的农村，变成了如果不跟共产党走就没有任何出路的情况，也就是说，共产党通过土改实际上在农村人工制造了某种生活选择层面上的“绝境”，你不跟共产党走，那你就等着还乡团来砍你的头好了，就是这么简单。

实际上，凡是土地比较集中的地方，其实死人的事件并不是很多；死人最多的地方，都是以自耕农为主的、似乎不太有平均地权的诉求的地区。比如说，我们了解中国的土改，流血最多、最残酷的，就是华北的老区土改。但如果就平均地权来看的话，华北地区是最不需要死人的，是最没有土改搞头的。华北地区的传统就是以自耕农为主的地区，地主很少，大部分土地都在农民手里。再加上这里是所谓老区，就是共产党在抗战时候就已经统治了好多年的地区。共产党在抗战的时候虽然没有搞土改，但它也实行了一些阶级政策，所谓阶级政策就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扶持穷人，对富人进行限制。那么这些政策搞到抗战以后，这些地区基本上也就没有太多的地主可言了。这些地区要平均地权，老实说是没什么搞头了。

但是偏偏是这些地区，流血是最多的。有人说过，土改过程中，60% 的流血是发生在老区土改中。例如以晋冀鲁豫地区的土改为例，当时有一些关于土改的统计数据现在可以在档案中找到，其中就能看到土改抄没了多少“斗争果实”，里面就有什么“银元若干”、“衣服若干”、“土地若干”，还有一项是“群众打死人的统计”。有意思的是，大量的村子的“斗争果实”中，土地占的比重都很少。比如徽县的葛村庄，是当时中共徽县县委的所在地，是县委直接领导的土改。这个村大概有两千多亩土地，土改中只有一百多亩是“胜利果实”，也就是土改中分掉的土地只有一百多亩。但是这个村两百多人，打死的就有七个人。这种例子很多，实际上没分多少地，但是死了很多人。

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我们可以看这之前之后的战争形势，老实说，共产党最初在当地征兵征粮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搞了土改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部分人跑了，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当时像徽县这样的地方，有 28% 的人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其实就是国民党所谓的“还乡团”。这些人都是有“血仇”的，如果这些人跟着国民党军队再打回来，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大家都想像得到的。造成这样的局面以后，用文件中的话讲，就是“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这个时候，大家想的就不是共产党掌权我就能多得一亩地，国民党掌权我就少了一亩地，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共产党掌权，我可以多得一亩地，国民党掌权我可能就要掉脑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被割裂成两大块，彼此之间的关系成为你死我活的关系，国民党的胜利，对很多农民来说其实不是什么经济利益的问题，而是会不会掉脑袋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大家都动员起来，让大家都提着脑袋跟你干了。说白了，就是一种被动的交“投名状”。

但是后来搞得太过火了。徽县还有一个地方，最后搞到什么地步呢，一千九百人，跑掉了一千二百人，大部分人都跑了。按照档案材料，说徽县的这个地方，搞得人们都跑光了，村子只剩下少数民兵。当时的文件说得很有意思，说领导发现了这种情况之后，就“果断地停止了土改”，然后采取了很多措施，吸引难民回来，然后就出现了什么大好形势之类的。你会发现，它讲的“停止土改”，并不是说把土地还给了地主，而是停止了大斗大杀。其实在当时，你如果不大斗大杀，就不叫土改。但是，适当地把 20%～30% 的人赶跑，变成“还乡团”，我认为这是有利于战争动员的。当然，这个不能作为动机的判断，而是一个事情的逻辑的判断。看所有的土改文件，它最核心的一点并不是分地，而是发动群众。发动群众的标志就是有没有暴力事件，就是有没有把地主“斗透”——当时的说法是“一个不漏的斗透”。一个村子四十几个地主只斗了三十几个，就是还没有“斗透”。

还有一个例子，这个是建国之后的了，就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土改。我们知道广东珠江三角洲，它倒不是自耕农多，它的特点是族庙公产比较多，土地的 50%、甚至 80% 都是族庙公产。它也要搞土改，这是共识，土改的方法就是把原来公共的地分掉。讲得简单点，就是分田到户。它是把公共的东西分给每一个人，并不是把张家的东西抢了给李四。理论上讲，很难理解为什么要搞得你死我活。就像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把公家的东西分给了老百姓，用不着你死我活嘛。这和发动大家都去抢生产队长的财产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发动大家都去抢生产队长和公社书记的财产，那矛盾肯定会很大。但你实际上就是把原来属于大家的，现在不过是又分给了大家，何必要搞得你死我活呢。当时广东的地方干部，像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的，他们在土改的时候几乎都犯了“右倾”错误。他们都是赞成土改的，他们就觉得，分了就分了，老百姓中也找不到反对“分”的力量，没有地主了嘛。然而，面对广东的情况，中共中央的态度是一定要来一场北方式的土改，因此就在南方搞得天翻地覆，发动了一场长达几年的“反对地方主义”的运动，上至华南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下至乡镇上的地方干部，全部都搞掉了，端掉了一批“南下干部”，死了好几千人。

的确，我们可以说，土改也不光只是为了战争动员，否则就不会出现为什么像广东那样的土改，已经是战争都打完了，为什么还要土改？我认为，土改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从你死我活实现了一种分化式的动员。第二，通过土改再造乡村，把乡村中传统的认同都给消除了，什么宗族的认同，什么社区的认同，都要打掉，改造成所谓“亲不亲，阶级分”，而共产党也借此机会，能够把自己的政权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并且把自己的政权变成了普天之下唯一的垄断性权力，即实现了组织资源的一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