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露：中国科技间谍活动的变迁

数十年来，华盛顿一直对中国实施各种形式的出口管制，试图阻止美国技术流向中国的军事系统或镇压机关。类似地，中国也对这些举措进行了长期抗议，认为这些行为是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最近，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拜登的会谈中表示：“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利不可剥夺、不容无视。”通过将“和平”这一常用修饰语从“发展”中去掉，习近平暗示中国有权获得任何需要的技术和物资，用途不限，包括用于对抗出售方的战争。

关键手段：走私与伪装

走私在毛泽东时代的根据地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在中国成立后的 1949 年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依靠走私武器、弹药、医疗用品以及来自莫斯科的现金。党的情报部门，曾通过走私鸦片（当时中国共产党经济主要依赖的物资）进入敌占区城市。

澳门在中国 1949 年胜利后，特别关键。朝鲜战争期间，葡萄牙当局记录了从中国走私鸦片出口以及黄金的进口。随着朝鲜半岛敌对行动的结束，澳门和香港依然至关重要，毛泽东甚至不顾斯大林强烈建议，拒绝夺回这些殖民地。到了 1970 年代，澳门，作为一个隐秘情报活动的避风港，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情报系统和统一战线体系的中心，负责培训、支持并派遣间谍前往东南亚等地。到 1980 年代，葡萄牙当局甚至不再假装干预澳门和中国之间日益松散的边界上的技术或战略物资走私。

著名的红色资本家马万祺（Ma Man-kei）是中国共产党情报与走私关系的典型例子。他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多种帮助，包括在他家中庇护特工，为他们准备前往香港、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地区执行间谍和宣传任务。马万祺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中公开被称赞：他的努力以及何贤等人的努力被 2021 年一篇文章称赞，文中提到他们的工作是帮助大陆机构在澳门“购买和运输战略物资，支持解放军解放海南与广西”。

为了获取对建设国防工业基础至关重要的技术，走私在 1956 年的《12 年科技发展规划》（12 年科技规划）及其机密附件中有详细阐述。这是当时三位著名归国科学家贡献中的一小部分。在 1949 年赴法的过程中，钱三强将中国共产党资金托付给他曾经的教授弗雷德里克·乔里奥 - 居里，用以购买有关原子能的书籍及相关测试设备，而乔里奥·居里的妻子玛丽则提供了放射性样品，交给另一位中国学生杨承宗。中国的记载将这些物资称为“违禁”，暗示这两位科学家将其走私出法国带回中国。火箭专家钱学森，在 1955 年由华盛顿交换回到中国，成为北京火箭与太空项目的奠基人。他的一份机密文件，据说是通过他巧妙地走私过 FBI 的监视和美国海关，现已在上海一座以他命名的图书馆展出。

1990 年代，非法获取继续进行。麦大志生于广州，1940 年出生，1970 年移居香港，并在香港为解放军情报部门记录英美海军舰艇信息。他于 1985 年成为美国公民。自 1983 年起，麦大志、他的妻子及家庭成员从美国海军的 Power Paragon 公司获取军事水下推进技术，并将其传递给解放军。另一位合作者周东帆从波音公司偷取了关于航天飞机、德尔塔 IV 火箭和 C-17 军用运输机的设计机密。麦大志的间谍网络在天安门事件前后都活跃，操作范围涵盖加利福尼亚州和中国之间。

伪装是技术获取的另一关键策略。在华为等技术公司令人瞩目的成长之前，中国充斥着美国及其他外国的电信公司、飞机制造商、计算机公司等，他们通过中介寻找有利可图的出口机会，而这些中介有时将技术转移到未经授权的最终用户。许多二线参与者，包括雄心勃勃的内部人士，被一些联系人（并非所有人都是华裔）说服或威胁，帮助祖国走私技术。有些人自愿窃取技术以在中国创办企业，而另一些则伪造货单或将货物转运到未列出的军事目的地。也有一些例子是将原本计划用于民用的技术转移至军事、警察或其他用途，这些用途在美国的出口许可过程中可能会被拒绝。诸如精密机床（用于制造假肢或导弹头锥）、半导体制造设备（用于消费电子或军事级组件）、超级计算机（用于天气预测或模拟核试验）、航天发射技术（用于全球通信或间谍卫星）等“双重用途”物资，都是被针对的对象。

更加严重的案例涉及纯粹的军事技术。例如，1985 年，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说服来自台湾的李彼得提供美国核武器设计的机密信息，1997 年则获得了潜艇探测技术。更近期的案例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库比蒂诺的 Philip Cheng 在中介过程中向中国转售军事夜视设备，并伪造了运输文件，声称货物的目的地是台湾，而非中国——这是一种典型的技术伪装案例。

其他手段：合法转移、吸引人才

如果说走私和技术转移像是将技术装在鸡尾酒杯中运输，而中国的人才计划像是用灭火水管带来技术，那么愿意的外国供应商和网络盗窃的结合就像是尼亚加拉大瀑布。

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1972 年对中国的访问标志着重新追求外国技术获取的转折点，重点转向合法进口和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紧密合作。从 1970 年代末期开始，毛泽东的继任者华国锋与周恩来、李先念和邓小平合作，购买设备和技术，以恢复工业生产，包括石化、石油勘探、钢铁、冶金、电力生产和轻工业技术。尽管这一计划起步艰难，但在毛泽东 1976 年去世后，合法技术进口大幅增加。在随后的美国政府中，授权向中国出售或转移双用途系统，包括地面卫星站、民用喷气式飞机和高速计算机。卡特总统在 1979 年后补充了这些装备，包括军用设备，如运输机、直升机、通信硬件和雷达系统，而里根总统则进一步提供了鱼雷、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和平珍珠”计划，曾为中国战斗机配备先进的美国航空电子设备，在六四事件后被华盛顿冻结，并在 1990 年由中国方面取消。华盛顿还批准了向解放军出售 UH-60 黑鹰直升机的交易。

在过去三十年里，西方公司频繁地通过与中国的巨大市场承诺交换技术。海康威视，这家从 2000 年代初便开始构建中国监控国家的公司，在美国公司西部数据和希捷的巨大帮助下取得了成功。希捷从 2005 年起与海康威视合作开发全球首款监控硬盘，并于 2017 年推出了首款“AI 驱动的监控存储驱动”。海康威视被卷入了中国在新疆的严重人权侵犯事件。

中国还是芯片公司英伟达和英特尔的主要销售来源，其产品支持中国日益扩展的城市监控网络。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于 2009 至 2010 年间开发，被评为世界第六快的计算机，由国防科技大学建造，配备了 6144 个英特尔 CPU 和 5120 个 AMD GPU，并于 2010 年使用英伟达 GPU 进行了增强。

吸引人才是中国技术获取计划的一个关键分支。中国已投入大量资源实施千人计划，所有目标都经过中国共产党组织部审批，以推动关键项目。有时，被批准的人员允许保留其在国外的工作，但要求不得将其在中国的工作性质透露给未经授权的方（如其外国雇主）。

例如，德国科学家乌尔夫·莱昂哈特未被告知他的研究正在为军事项目提供支持，且未获得承诺的全部报酬。最近，哈佛大学化学系前系主任查尔斯·李伯因将其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纳米科学研究带到中国的一所大学而获得了高额补偿。纳米科学在制造防护装备、武器系统和监控设备方面具有众多军事应用。

争取国际人才的工作也在企业层面展开。一个显著的例子是 2000 年代中国领先的计算机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针对台积电的多管齐下的竞赛。台积电曾两次起诉中芯国际盗窃商业机密，到 2003 年中芯国际已成功挖走 100 名台积电员工。中芯国际向其竞争对手支付了数百万的法律和解费用，但如今中芯国际和华为正在开发可能最终挑战全球领导者的 AI 芯片。

新时代：网络盗窃、技术吸收与出口管制规避

互联网的崛起和数字化连接的世界催生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支持黑客网络，被称为 APT（高级持续性威胁）。这些组织在 2000 年代中期因成功窃取大量在线信息而声名狼藉，其中包括美国预算管理办公室的巨大安全审查数据库，以及显示政府旅行记录的公司数据库（如联合航空和万豪酒店）。他们还获得了大量对军事和民用制造有用的专有技术。关于潜在的 APT“盐台风”组织的最新揭露表明，该组织已针对多个国家的电信、技术、咨询、化学和运输行业展开攻击，这表明中国的网络盗窃能力正在迅速提升。

2010 年代，合法和非法技术转移的持续增长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之前的策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隆国强曾写道：“中国强调引进技术，但不重视其吸收。”一句流行的讽刺话语形容技术获取计划习惯性地“引进技术，落后，再引进，再落后。”

这种情况随着“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分别为 2011–2015 年和 2016–2020 年）的提出而逐渐发生变化，强调“再创新”：通过“自主创新”对外国技术进行改进，跨越关键领域的技术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尽管中国在若干“卡脖子”技术上似乎面临困难，但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高超音速导弹等领域的突破已见端倪。一个看似受益于“再创新”的领域是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三号，由国防科技大学共同开发，采用了中国制造的芯片，这些芯片虽然比最先进的技术落后了一代或两代，但其性能仍与美国最快的计算机相竞争。

华盛顿试图通过收紧和扩大技术管制措施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成功。当前的规定主要针对中国、俄罗斯及少数其他国家的军事、军事情报、情报和警察实体，构成了出口管制的一项重要加强。

这导致了传统手段的复兴。走私如今成为获取中国政府称之为“卡脖子技术”的关键途径。将英伟达微芯片走私进入该国被描述为一种“产业”，高端芯片已通过汽车、行李包以及绑在旅行者身上被带入。其他类型的非法技术转移也重新流行起来。在一份面向客户的中文法律咨询中，国际律师事务所金杜律师事务所建议读者：

整理向军事实体提供零件和服务的业务单位和客户，包括进行军事研究的大学，并评估如果美国当局知晓这些情况可能带来的影响；“制定风险应对计划”，例如分离和隔离业务线，以防止风险业务对正常业务产生影响；小心不要发布可能“引起美国监管机构质疑并触发调查”的公开声明（可能会导致美国监管机构的质疑并引发调查）。该律师事务所可能很快会修订其建议。华盛顿在 12 月 2 日加大了压力，针对超过 140 个新的中国实体及关键设备制造商，这些设备是生产几乎所有计算机芯片所必需的。新规则中还包含了一项针对中国人工智能努力的条款。这些管制还限制了高带宽内存（HBM）芯片向中国的出口，而这些芯片是处理支持人工智能技术所需的庞大数据量的关键。此举可能导致芯片走私在中国变得更加重要。

尽管美国商务部对 12 月 2 日的修正案表示乐观，认为这将使美国的管制比以往更强大，但一些行业分析师对此持不同意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格雷戈里·艾伦指出，出口限制将在 12 月 31 日才生效，这为中国的最终用户提供了时间来囤积相关技术。他还指出，并非所有华为的实体都被列入新目标名单。

西方经常讨论出口管制，因为走私和技术转移的实例使其显得漏洞百出、效果不佳。然而，北京的持续抱怨，再加上过去使用这些手段的历史记录，表明出口管制是减缓中国获取可以用于人民解放军军事建设的技术的有效工具。不管近期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多么有效，走私活动可能即将加速，来自韩国的高带宽内存（HBM）技术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2025 年 1 月 2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