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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福祯:往事勾陈——1998年山东民主党组党小记

作者: 姜福祯

一、山东公开组建民主党

对于正在艰难困苦中谋生的我来说,1998 年的组党运动来的有些突兀。接到谢万军电话的时候,我正因为吃了一些残汤剩饭闹肚子、发高烧。我感到电话里声音断断续续不是很清楚,有些字眼也难以辨识。那一年有相当多的全国性大签名,代表山东出面担当的总是谢万军、刘连军二位,我总觉得自己落伍了。电话打来的时候开场白很长,谈到王有才的捉放,谈到联合国人权特使访华等等,我想无非是一个与其它签名大同小异的签名,就很爽快地答应了。答应之后,很快刘连军也来了电话,进一步谈了这次冲击党禁的目的,我这才想起这不是一个一般的签名,即使是不公开组党,即使是不挑战当下的执政党,而旨在再次冲击党禁,毕竟也还是组党,这在一党专制的淫威下,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想,也只有静听坏消息或者好消息了,虽然好消息的可能性几乎是零。随后我收到如下的申请书。

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注册申请书

山东省民政厅:

鉴于我们完全认同和接受中国民主党宣言的各项原则,完全赞成中国民主党的纲领和宗旨,完全支持中国民主党的政治目标和政策,更鉴于我们愿意为中国民主人权事业贡献自己的年华,我们决定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

考虑到中国特殊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状,也考虑到中国必须在法制和秩序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实现政治和社会变革,因此,我们承诺,在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得到批准成立后,我们将维护江泽民主席的国家元首地位,并且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时期内,承认中共的执政党地位。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将以在野党身份监督和制约执政党,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

现将注册申请书,连同《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各一份,送交贵厅,请予批准!

申请人:

谢万军 电话:0538-2820226

刘连军 电话:0536-8270510

姜福祯 电话:0532-3844255

一九九八年九月六日

山东组党的消息迅速在国外媒体和网站上传播,引起极大的关注。我当时没有电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青岛“广交友,不结社”的朋友急忙把我找到了燕鹏的饭店,邢大昆、李燮林等一帮朋友已经在此等候已久了。牟传珩问明情况后,神情十分严肃,他说:你不上网,对一些情况知之甚少,这次太过于莽撞。应该说,我掌握的信息的确不多,对组党也缺少心理准备,但我也明白:一度很有影响的“不结社”价值观的平衡被打破了,这在当时令许多人错愕,包括徐文立、刘贤斌等人都向牟传珩求证是否“广交友,不结社”也参加了山东组党。当时我与“不结社”交往较多,我又是 79、89 民运参与者,所以备受关注。

青岛当时的情况的确很糟糕,当局正在追捕从香港归来的民主正义党特派员陈增祥,我又与谢、刘二人走上组党的前台。牟传珩怀疑民主党是否有正义党的背景,因为正义党筹委会的王炳章、王希哲也积极支持国内民主党组党,牟传珩的分析是肯定抓人,不要幻想当局会允许公开组党。这种气氛让当天的会面有些悲凉,他们显然怕我连累了“不结社”的朋友,甚至有人主张我放弃参与山东筹委会,我表示:即使很快被捕也不能退出。通常会面的时候,大家传阅一些下载的《大参考》等网络信息,这次临离开酒店的时候,邢大坤“没收”了我手中的资料。出门的时候我真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幸好,张铭山 8 月以来就在青岛,他坚定支持我。当时,我刚离婚不久,带着年幼的女儿一起生活。我每天摆书摊维持生活,一天之中要连续到早市和夜市卖书,没有多少时间陪张铭山,一般他都自己在家里看书。出乎意料的是,山东的公开组党申请被山东民政局受理,申请者没有遭到打压。一天晚上我从夜市回来,张铭山异常兴奋地告诉我:已经接到谢万军电话,山东民政局同意筹组,并且需要满足几个条件。随后,他拿出一张写在信纸上的电话记录:条件为:1、有五万元注册资金;2、有用于固定办公的房屋;3、要求提供该党正付主席、正付秘书长简历;4、要有 50 人以上表示在该党批准成立后愿意加入该党的名单。

石破天惊。我们获知: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很快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约有 500 家报纸、电视、广播进行了详细报道,已引起各国政府、议会、各国际组织和全世界华侨的极大关注。即使在 98 年全国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小阳春”背景下,山东民政局允许公开筹组的开明态度还是出人意料,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党组党活动在全国拉开帷幕,这是很令人欣慰的。本来王有才等浙江朋友的组党尝试已经完结,可以这样说,山东民主党的公开筹备,是一个枢纽性事件,没有这次尝试,或许就没有全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两个月左右全国有 24 省、市、自治区向国务院递交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注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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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四兄弟再次“出山”

张铭山在身边,筹备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当晚,我与张铭山商量的主要内容有几点:1、谢、刘二人与我们此前没有打交道,朋友圈也没有重叠。他们对山东和青岛的情况不会了解,我们也不了解他们,因此我们的筹备具有实际意义。2、形式大于内容,我们的筹备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公开组党,不搞秘密组党,不成立党部。公开组党只是一个干部框架,无须大肆宣传,只是按照民政局所述的范围进行即可,我们这边无论是否有风险最后责任有我们两人负责。3、鉴于“广交友不结社”价值观的打破,组党活动主要在我们熟悉的一帮六四狱友之间展开,审时度势逐渐向外辐射。4、与谢、刘互动,大体了解,但是不询问他们的具体情况。适当时候邀请他们到青岛,同时劝说牟传珩商讨公开组党事宜。上述几点我曾委婉转告谢万军、刘连军,他们也没有疑义。

张铭山和我马上商讨如何开始行动。除了夜市还去,白天我用助力摩托车驮着张铭山满青岛大街小巷地转悠。我们把组党宣言发给每一个朋友,并向每一个朋友宣讲公开组党的意义,并且声明只是筹组,各位不会因为身份问题出现风险,一旦有风险出事的只是我们几个挑头的。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或者兴奋、或者怀疑、或者不置可否,或者公开拒绝,态度虽然不一,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实际选择,没有谁是可以责怪的,我和张铭山很清楚这一点。

记得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

我们先到了王在京寄居的胶州路住处,王在京看了组党宣言,听了我们的简单叙述,没有任何疑义,表示 100 个赞成。他说:他正与一些朋友酝酿成立一个自由党,这样的话,他愿意加入我们正在组建的民主党,他还以参与组建为荣,让我和张铭山在他那份组党宣言上签名留念。我表示:召集朋友那是后边的事情,他先不要动用朋友资源,只是他自己参加筹备会就可以了。

随后我们在海上皇宫附近的外贸机械大楼大门的过道里,找到了正在看大门的牛天民。牛天民有些怀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讲了我与政保和派出所打交道的过程,告知他们也没有明确反对的态度后,他答应尽可能参加会议,并对参会者是否鱼龙混杂提出自己看法。显然,他怕有人卧底,或者筹组人被官方追究挺不住出卖同仁。他在青海建设兵团的时候就经历过被出卖,心有余悸。

我们从牛天民那儿出来,我的传呼机响了,是国保的,我们决定暂时不理,站在海边,凭栏远眺,心中确实没有底。潮起潮落、人来人往,我却有一种孤独感。还好,有张铭山义无反顾地站在我的身边。

中午了吧,我们来到四方山东路附近陈延忠的建筑材料商店的时候:他正在招呼着卸车,把我们让进屋子之后,我们留下组党宣言,大概说着王在京什么的。记得他一言不发,既无态度、也无评价,他的生意搭档也一直和他说着什么。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就告辞了。

我们知道姜春元也不会卷入,还是打算试一试。到了姜春元家,说明情况,对于整体事件他不做评价,就个人而言,他态度鲜明。他认为:六四的时候他出于义愤站了出来,全国 10 几亿人,判刑的比例很少,也算是凤毛麟角了,他已经出来一次无愧于时代,不想再出来一次了。听了他的话,我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任何理由再说什么?我们闲聊了一会就退了出来。其他人也各有各的情况,史小东基本持反对态度,吴旭升态度暧昧,但是都没有拒绝参会。张本先表示自己对政治一窍不通,但是我和张铭山当时与他交往最多,铭山还一度住在他家,虽然我劝他不要来了,聚餐那天他还是来了。

其实,聚餐开会只是个形式, 大家对事情都有所了解,对未来也都无法预见,我也不鼓励大家发展成员,大家只是参加了一次筹备。会上王在京和史小东还是有些争论,以至王在京私下跟我说:宁缺毋滥,不能什么人都参加。吴旭升去的时候用火柴盒盛着一个银元,他让我看看是否真的,价格几何?当时我也是古钱币爱好者,他和张本先算是“骑墙派”吧。大家边吃边聊,边谈一些狱中往事,老牛有事先走一步,在京也先走了,随后陆续散去。当时的情况很像是一次“同城饭醉”,这是青岛这帮六四难兄难弟人数相聚最多的一次。不久, 京津地区成立党部,形势迅速发展,按照既定的思路,我也再没有就组党问题找过他们。

为了叙述方便我把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用小插曲的形式扼要说一下。

吴旭升找上门来问我是否看见他的银元,他那天把银元丢了。我很诧异:是落在我家哪个角落或者谁会拿他的银元?我先是满屋子找了找,后来我分别问了史小东和张铭山,张铭山的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张说:他不会丢什么银元,你也不用找了,他这是金蝉脱壳之计。是呀,我怎么没想到!

当时的背景是全国各地已经捉人,高层也在媒体放过风。

几年后,陈延忠肝癌弥留之际, 把我叫到医院,用十分微弱的声音进行了几点政治交代:他表示,认可当时的公开组党活动;也表示,自己对六四不能平反耿耿于怀;他说,如果那天到来,让我一定要告诉他。

由于我和张铭山都主张筹组和尝试,也就没有公开表示进一步参与,更主要的是我们互相之间没有通报名单,谢万军对这些一无所知,他以为参与组党的肯定是当时参与一些签名活动的青岛朋友。99 年夏,谢万军经俄罗斯逃亡到美国之后公开了一个山东民主党员的名单,其中多数都是青岛“广交友,不结社”的朋友们。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政保大队和“不结社“都在第一时间找到我,让我说明白怎么回事。官方问了一下,似乎对我的回答没有怀疑,只是一个确认。随后燕鹏和牟传珩分别来到我在桑梓路花鸟市场内的小书屋,在我讲明情况后,牟传珩还是不放心,他说:你仔细想想是否说过,他可能有录音。我说: 有录音的话,你就让他放好了。牟说:这样,你要亲自发一个声明,我们发了一个了,他还坚持。我说:好,晚上我回去就发。他说:那太迟, 不用了,我来写吧。随后,他和燕鹏就走了。可见,这件事情火烧眉毛,十分紧急。

虽然,这个声明是谢万军的“ 滑铁卢”,但是我也只能这样,我必须尊重事实,对“不结社“和六四狱友的朋友们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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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铭山、燕鹏、王金波等人的组党活动

张铭山一直是公开组党的最积极促进派,他要不在身边,山东组党可能就会是另外的局面。

当时在我家聚谈之后,我们和谢万军、刘连军之间有些电话联系,海内外也有一些朋友打电话来鼓励和询问。几天内我们两人就公开组党问题进行了若干深入探讨,张铭山以对话形式记录下来,我们的组党理念和看法基本都在里边了。按民政局的要求,由于几十人的合法构架不能短时间组成,谢、刘又几乎都是独往独来,我与张铭山商量,由他到潍坊邀刘连军到青岛,希望促成牟传珩等“广交友,不结社”朋友加盟民主党组党筹备活动。张铭山见到刘连军之后把这篇文章交给了刘连军。不久,政保人员来到刘连军家,询问了解情况之后离去。此后刘连军被潍坊市警方严密监视,文章也被收缴。张铭山回到临朐不久,也被公安局软禁在临朐大观园酒店数天,潍坊和临朐的公开组党也被阻断。青岛警方此时已经约见我几次,第一次我的兴奋还没有退潮,到了约定的地方后,我还将公开组党宣言送给做笔录的警察,并且告诉他:我们完全是和平、理性、公开组党,也欢迎他参与。他将资料放到一边,不温不火,也没有说什么。

此时,我和谢万军、刘连军、张铭山虽然没有失去自由,但被严密监控,公开组党实际上被当局否定。特别是十一月初,徐文立宣布成立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工作小组,并成立了京津地区党部之后,公开组党的空间也面临威胁。

刘连军
刘连军

燕鹏是“广交友、不结社”参与山东公开组党活动唯一的行动派,他的角色定位也就比较模糊。一方面,他要看守“广交友、不结社”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答应给予山东公开组党活动积极支持。燕鹏是山东民运朋友中很有经商能力的一个人,是牟传珩的同事和坚定的粉丝,当时他正经营一个酒店,于是酒店成了埠内外民运朋友的聚会点。燕鹏满面春风,很有亲和力,估计没有谁与燕鹏沟通会有困难,更主要的在电脑上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燕鹏也是青岛地区民运信息的集散地,把握着对信息的筛选和传播。燕鹏当时热情很高,在我与他商讨公开组党要件中的经费的时候他欣然答应出一部分钱。出钱之外,燕鹏还到潍坊、临朐与刘连军、张铭山见面,特别是在我的邀请下刘连军来青岛与“广交友,不结社”的朋友会面,在刚刚进入酒店尚未坐稳的时候,青岛政保和辖区派出所迅速进入,欲将刘连军带走,我们据理力争,燕鹏奋力阻挡,拉扯,与派出所警察发生肢体摩擦。事后,燕鹏受到过断电断水,不予续签合同等“经济制裁”,生意难以为继。后来,燕鹏在赴越南旅游途中被被羁押判刑,出狱后不久又勇敢泅渡到到台湾。为此,我曾为燕鹏的身份问题发动全国 190 多名民运朋友签名,由我执笔给陈水扁总统、吕秀莲副总统写信,要求台湾在政治庇护方面突破现有法律瓶颈,与国际社会呼应。最近,得知燕鹏、陈荣利等当年滞留台湾的民运人士身份问题已经解决,我由衷高兴!

王金波是山东组党的重要一员,我与王金波虽然通过电话,但公开组党初期没能见面。他到青岛见过燕鹏,他与谢万军、刘连军都有过几次接触。9 月 12 日他就与谢万军联系,10 月 8 日被第一次传讯,1999 年他曾三下浙江考察浙江民主党,其中两次都被临沂公安局押回,为此吃了很多苦头。王金波“孤军”奋战,却是卓有成效,他建立了与浙江朋友的广泛联系,他还与牟国华、李宗尚、杜学胜等省内外同仁建立了联系。他本人的组党宣传广泛而深入,先后向老师、同学、校友、朋友 66 人发送公开组党信息。(详细内容参见王金波《跋涉:组党》)

此外,车宏年和其他一些还不便披露的朋友也一定程度参与山东组党, 因我本人知之甚少,就不说了。

姜福祯
姜福祯
本文转载自《议报》
作者: 姜福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