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福祯：往事勾陈——1998年山东民主党组党小记

一、山东公开组建民主党

对于正在艰难困苦中谋生的我来说，1998 年的组党运动来的有些突兀。接到谢万军电话的时候，我正因为吃了一些残汤剩饭闹肚子、发高烧。我感到电话里声音断断续续不是很清楚，有些字眼也难以辨识。那一年有相当多的全国性大签名，代表山东出面担当的总是谢万军、刘连军二位，我总觉得自己落伍了。电话打来的时候开场白很长，谈到王有才的捉放，谈到联合国人权特使访华等等，我想无非是一个与其它签名大同小异的签名，就很爽快地答应了。答应之后，很快刘连军也来了电话，进一步谈了这次冲击党禁的目的，我这才想起这不是一个一般的签名，即使是不公开组党，即使是不挑战当下的执政党，而旨在再次冲击党禁，毕竟也还是组党，这在一党专制的淫威下，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想，也只有静听坏消息或者好消息了，虽然好消息的可能性几乎是零。随后我收到如下的申请书。

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注册申请书

山东省民政厅：

鉴于我们完全认同和接受中国民主党宣言的各项原则，完全赞成中国民主党的纲领和宗旨，完全支持中国民主党的政治目标和政策，更鉴于我们愿意为中国民主人权事业贡献自己的年华，我们决定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

考虑到中国特殊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状，也考虑到中国必须在法制和秩序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实现政治和社会变革，因此，我们承诺，在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得到批准成立后，我们将维护江泽民主席的国家元首地位，并且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时期内，承认中共的执政党地位。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将以在野党身份监督和制约执政党，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

现将注册申请书，连同《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各一份，送交贵厅，请予批准！

申请人：

谢万军 电话：0538-2820226

刘连军 电话：0536-8270510

姜福祯 电话：0532-3844255

一九九八年九月六日

山东组党的消息迅速在国外媒体和网站上传播，引起极大的关注。我当时没有电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青岛“广交友，不结社”的朋友急忙把我找到了燕鹏的饭店，邢大昆、李燮林等一帮朋友已经在此等候已久了。牟传珩问明情况后，神情十分严肃，他说：你不上网，对一些情况知之甚少，这次太过于莽撞。应该说，我掌握的信息的确不多，对组党也缺少心理准备，但我也明白：一度很有影响的“不结社”价值观的平衡被打破了，这在当时令许多人错愕，包括徐文立、刘贤斌等人都向牟传珩求证是否“广交友，不结社”也参加了山东组党。当时我与“不结社”交往较多，我又是 79、89 民运参与者，所以备受关注。

青岛当时的情况的确很糟糕，当局正在追捕从香港归来的民主正义党特派员陈增祥，我又与谢、刘二人走上组党的前台。牟传珩怀疑民主党是否有正义党的背景，因为正义党筹委会的王炳章、王希哲也积极支持国内民主党组党，牟传珩的分析是肯定抓人，不要幻想当局会允许公开组党。这种气氛让当天的会面有些悲凉，他们显然怕我连累了“不结社”的朋友，甚至有人主张我放弃参与山东筹委会，我表示：即使很快被捕也不能退出。通常会面的时候，大家传阅一些下载的《大参考》等网络信息，这次临离开酒店的时候，邢大坤“没收”了我手中的资料。出门的时候我真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幸好，张铭山 8 月以来就在青岛，他坚定支持我。当时，我刚离婚不久，带着年幼的女儿一起生活。我每天摆书摊维持生活，一天之中要连续到早市和夜市卖书，没有多少时间陪张铭山，一般他都自己在家里看书。出乎意料的是，山东的公开组党申请被山东民政局受理，申请者没有遭到打压。一天晚上我从夜市回来，张铭山异常兴奋地告诉我：已经接到谢万军电话，山东民政局同意筹组，并且需要满足几个条件。随后，他拿出一张写在信纸上的电话记录：条件为：1、有五万元注册资金；2、有用于固定办公的房屋；3、要求提供该党正付主席、正付秘书长简历；4、要有 50 人以上表示在该党批准成立后愿意加入该党的名单。

石破天惊。我们获知：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很快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约有 500 家报纸、电视、广播进行了详细报道，已引起各国政府、议会、各国际组织和全世界华侨的极大关注。即使在 98 年全国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小阳春”背景下，山东民政局允许公开筹组的开明态度还是出人意料，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党组党活动在全国拉开帷幕，这是很令人欣慰的。本来王有才等浙江朋友的组党尝试已经完结，可以这样说，山东民主党的公开筹备，是一个枢纽性事件，没有这次尝试，或许就没有全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两个月左右全国有 24 省、市、自治区向国务院递交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注册公告。

二、六四兄弟再次“出山”

张铭山在身边，筹备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当晚，我与张铭山商量的主要内容有几点：1、谢、刘二人与我们此前没有打交道，朋友圈也没有重叠。他们对山东和青岛的情况不会了解，我们也不了解他们，因此我们的筹备具有实际意义。2、形式大于内容，我们的筹备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公开组党，不搞秘密组党，不成立党部。公开组党只是一个干部框架，无须大肆宣传，只是按照民政局所述的范围进行即可，我们这边无论是否有风险最后责任有我们两人负责。3、鉴于“广交友不结社”价值观的打破，组党活动主要在我们熟悉的一帮六四狱友之间展开，审时度势逐渐向外辐射。4、与谢、刘互动，大体了解，但是不询问他们的具体情况。适当时候邀请他们到青岛，同时劝说牟传珩商讨公开组党事宜。上述几点我曾委婉转告谢万军、刘连军，他们也没有疑义。

张铭山和我马上商讨如何开始行动。除了夜市还去，白天我用助力摩托车驮着张铭山满青岛大街小巷地转悠。我们把组党宣言发给每一个朋友，并向每一个朋友宣讲公开组党的意义，并且声明只是筹组，各位不会因为身份问题出现风险，一旦有风险出事的只是我们几个挑头的。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或者兴奋、或者怀疑、或者不置可否，或者公开拒绝，态度虽然不一，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实际选择，没有谁是可以责怪的，我和张铭山很清楚这一点。

记得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

我们先到了王在京寄居的胶州路住处，王在京看了组党宣言，听了我们的简单叙述，没有任何疑义，表示 100 个赞成。他说：他正与一些朋友酝酿成立一个自由党，这样的话，他愿意加入我们正在组建的民主党，他还以参与组建为荣，让我和张铭山在他那份组党宣言上签名留念。我表示：召集朋友那是后边的事情，他先不要动用朋友资源，只是他自己参加筹备会就可以了。

随后我们在海上皇宫附近的外贸机械大楼大门的过道里，找到了正在看大门的牛天民。牛天民有些怀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讲了我与政保和派出所打交道的过程，告知他们也没有明确反对的态度后，他答应尽可能参加会议，并对参会者是否鱼龙混杂提出自己看法。显然，他怕有人卧底，或者筹组人被官方追究挺不住出卖同仁。他在青海建设兵团的时候就经历过被出卖，心有余悸。

我们从牛天民那儿出来，我的传呼机响了，是国保的，我们决定暂时不理，站在海边，凭栏远眺，心中确实没有底。潮起潮落、人来人往，我却有一种孤独感。还好，有张铭山义无反顾地站在我的身边。

中午了吧，我们来到四方山东路附近陈延忠的建筑材料商店的时候：他正在招呼着卸车，把我们让进屋子之后，我们留下组党宣言，大概说着王在京什么的。记得他一言不发，既无态度、也无评价，他的生意搭档也一直和他说着什么。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就告辞了。

我们知道姜春元也不会卷入，还是打算试一试。到了姜春元家，说明情况，对于整体事件他不做评价，就个人而言，他态度鲜明。他认为：六四的时候他出于义愤站了出来，全国 10 几亿人，判刑的比例很少，也算是凤毛麟角了，他已经出来一次无愧于时代，不想再出来一次了。听了他的话，我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任何理由再说什么？我们闲聊了一会就退了出来。其他人也各有各的情况，史小东基本持反对态度，吴旭升态度暧昧，但是都没有拒绝参会。张本先表示自己对政治一窍不通，但是我和张铭山当时与他交往最多，铭山还一度住在他家，虽然我劝他不要来了，聚餐那天他还是来了。

其实，聚餐开会只是个形式， 大家对事情都有所了解，对未来也都无法预见，我也不鼓励大家发展成员，大家只是参加了一次筹备。会上王在京和史小东还是有些争论，以至王在京私下跟我说：宁缺毋滥，不能什么人都参加。吴旭升去的时候用火柴盒盛着一个银元，他让我看看是否真的，价格几何？当时我也是古钱币爱好者，他和张本先算是“骑墙派”吧。大家边吃边聊，边谈一些狱中往事，老牛有事先走一步，在京也先走了，随后陆续散去。当时的情况很像是一次“同城饭醉”，这是青岛这帮六四难兄难弟人数相聚最多的一次。不久， 京津地区成立党部，形势迅速发展，按照既定的思路，我也再没有就组党问题找过他们。

为了叙述方便我把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用小插曲的形式扼要说一下。

吴旭升找上门来问我是否看见他的银元，他那天把银元丢了。我很诧异：是落在我家哪个角落或者谁会拿他的银元？我先是满屋子找了找，后来我分别问了史小东和张铭山，张铭山的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张说：他不会丢什么银元，你也不用找了，他这是金蝉脱壳之计。是呀，我怎么没想到！

当时的背景是全国各地已经捉人，高层也在媒体放过风。

几年后，陈延忠肝癌弥留之际， 把我叫到医院，用十分微弱的声音进行了几点政治交代：他表示，认可当时的公开组党活动；也表示，自己对六四不能平反耿耿于怀；他说，如果那天到来，让我一定要告诉他。

由于我和张铭山都主张筹组和尝试，也就没有公开表示进一步参与，更主要的是我们互相之间没有通报名单，谢万军对这些一无所知，他以为参与组党的肯定是当时参与一些签名活动的青岛朋友。99 年夏，谢万军经俄罗斯逃亡到美国之后公开了一个山东民主党员的名单，其中多数都是青岛“广交友，不结社”的朋友们。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政保大队和“不结社“都在第一时间找到我，让我说明白怎么回事。官方问了一下，似乎对我的回答没有怀疑，只是一个确认。随后燕鹏和牟传珩分别来到我在桑梓路花鸟市场内的小书屋，在我讲明情况后，牟传珩还是不放心，他说：你仔细想想是否说过，他可能有录音。我说： 有录音的话，你就让他放好了。牟说：这样，你要亲自发一个声明，我们发了一个了，他还坚持。我说：好，晚上我回去就发。他说：那太迟， 不用了，我来写吧。随后，他和燕鹏就走了。可见，这件事情火烧眉毛，十分紧急。

虽然，这个声明是谢万军的“ 滑铁卢”，但是我也只能这样，我必须尊重事实，对“不结社“和六四狱友的朋友们负责。

三、张铭山、燕鹏、王金波等人的组党活动

张铭山一直是公开组党的最积极促进派，他要不在身边，山东组党可能就会是另外的局面。

当时在我家聚谈之后，我们和谢万军、刘连军之间有些电话联系，海内外也有一些朋友打电话来鼓励和询问。几天内我们两人就公开组党问题进行了若干深入探讨，张铭山以对话形式记录下来，我们的组党理念和看法基本都在里边了。按民政局的要求，由于几十人的合法构架不能短时间组成，谢、刘又几乎都是独往独来，我与张铭山商量，由他到潍坊邀刘连军到青岛，希望促成牟传珩等“广交友，不结社”朋友加盟民主党组党筹备活动。张铭山见到刘连军之后把这篇文章交给了刘连军。不久，政保人员来到刘连军家，询问了解情况之后离去。此后刘连军被潍坊市警方严密监视，文章也被收缴。张铭山回到临朐不久，也被公安局软禁在临朐大观园酒店数天，潍坊和临朐的公开组党也被阻断。青岛警方此时已经约见我几次，第一次我的兴奋还没有退潮，到了约定的地方后，我还将公开组党宣言送给做笔录的警察，并且告诉他：我们完全是和平、理性、公开组党，也欢迎他参与。他将资料放到一边，不温不火，也没有说什么。

此时，我和谢万军、刘连军、张铭山虽然没有失去自由，但被严密监控，公开组党实际上被当局否定。特别是十一月初，徐文立宣布成立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工作小组，并成立了京津地区党部之后，公开组党的空间也面临威胁。

燕鹏是“广交友、不结社”参与山东公开组党活动唯一的行动派，他的角色定位也就比较模糊。一方面，他要看守“广交友、不结社”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答应给予山东公开组党活动积极支持。燕鹏是山东民运朋友中很有经商能力的一个人，是牟传珩的同事和坚定的粉丝，当时他正经营一个酒店，于是酒店成了埠内外民运朋友的聚会点。燕鹏满面春风，很有亲和力，估计没有谁与燕鹏沟通会有困难，更主要的在电脑上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燕鹏也是青岛地区民运信息的集散地，把握着对信息的筛选和传播。燕鹏当时热情很高，在我与他商讨公开组党要件中的经费的时候他欣然答应出一部分钱。出钱之外，燕鹏还到潍坊、临朐与刘连军、张铭山见面，特别是在我的邀请下刘连军来青岛与“广交友，不结社”的朋友会面，在刚刚进入酒店尚未坐稳的时候，青岛政保和辖区派出所迅速进入，欲将刘连军带走，我们据理力争，燕鹏奋力阻挡，拉扯，与派出所警察发生肢体摩擦。事后，燕鹏受到过断电断水，不予续签合同等“经济制裁”，生意难以为继。后来，燕鹏在赴越南旅游途中被被羁押判刑，出狱后不久又勇敢泅渡到到台湾。为此，我曾为燕鹏的身份问题发动全国 190 多名民运朋友签名，由我执笔给陈水扁总统、吕秀莲副总统写信，要求台湾在政治庇护方面突破现有法律瓶颈，与国际社会呼应。最近，得知燕鹏、陈荣利等当年滞留台湾的民运人士身份问题已经解决，我由衷高兴！

王金波是山东组党的重要一员，我与王金波虽然通过电话，但公开组党初期没能见面。他到青岛见过燕鹏，他与谢万军、刘连军都有过几次接触。9 月 12 日他就与谢万军联系，10 月 8 日被第一次传讯，1999 年他曾三下浙江考察浙江民主党，其中两次都被临沂公安局押回，为此吃了很多苦头。王金波“孤军”奋战，却是卓有成效，他建立了与浙江朋友的广泛联系，他还与牟国华、李宗尚、杜学胜等省内外同仁建立了联系。他本人的组党宣传广泛而深入，先后向老师、同学、校友、朋友 66 人发送公开组党信息。（详细内容参见王金波《跋涉：组党》）

此外，车宏年和其他一些还不便披露的朋友也一定程度参与山东组党， 因我本人知之甚少，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