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祚來：中共的鬥爭哲學為什麼玩不下去了？

習近平重提“鬥爭”

習近平主政十年，『鬥爭』又一輪成為熱詞，為什麼？因為改革開放與和諧社會都失敗了。改革開放的失敗，是形成了權貴共同體，掏空了中共的國家經濟。而且資本主義權貴共同體是國際性的，這對習政權構成實質性的威脅，迫使習以鬥爭的手段，對國際國內資本力量予以重拳打擊，不允許其做大。溫家寶總理在任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如果沒有政治改革，文革還有可能再現，可謂一語成讖。

習近平要用鬥爭的方式告別改革開放，告別權貴和諧腐敗共同體。

劉曉波等人起草的零八憲章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中共還權還政于民，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改革，使國家正常化，才是解決改革開放腐敗的鑰匙。但習近平的方案是重回毛澤東的鬥爭，習是用鬥爭之劍，來解決所有面臨的党國危機。

習近平二十大報告中，認為未來五年是”關鍵時期”，報告要求全黨“準備經受風高浪急”。儘管中共對公眾隱瞞疫情與經濟危機真相，習的報告字裡行間仍然可以讓人們感受到，疫情災難與經濟危機雙重夾擊，中共正在經受沉重打擊。

如何化解國家危機，特別是在危機時刻如何關懷百姓的生命與保障基本生活？沒有親自部署與承諾，報告中卻 17 次提到“鬥爭”，50 次提及“安全”，號召全黨同志“務必敢於鬥爭、善於鬥爭”。

毛澤東時代是階級鬥爭為綱，製造階級，挑起群眾鬥群眾，鼓動紅衛兵鬥中共內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以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最終人民受害、党國失敗，文革失敗，但毛澤東卻成為唯一的勝利者。習時代無法重啟階級鬥爭。那麼，習宣導的鬥爭最高追求是什麼？鬥爭對象又是誰呢？習的鬥爭哲學會勝利嗎？

“鬥爭”是為了確保自已核心大位與連任

習近平上臺之初的 2013 年，在重要會議上大講鬥爭，主要是講反腐敗鬥爭，也講軍事鬥爭準備。這是他上臺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他最看重的大事。當然，反腐敗鬥爭與軍事鬥爭都有政治目的，反腐敗是為了清除異已，講軍事鬥爭以確立軍中威權，並借軍隊確立自已黨內威權。

直到十年後的中共二十大後，中共主流媒體宣傳說，習近平的反腐敗鬥爭仍然『在路上』，每年數以十萬計的黨政官員腐敗被懲處，而這只是冰山一角。應有的政治制度改革不在路上，反腐敗只會追著腐敗的影子走。習共的反腐敗鬥爭功敗各半，敗在沒有制度建設，怎麼吹反腐衝鋒號，都是徒勞，成功則是清除了異己派系，對體制內的官員形成強力威懾，確保了習自已派系人馬上位。

當中共最高領導人宣導『鬥爭』成為政治關鍵字之時，就是號令全黨特別是中共幹部不講法治，用鬥爭的方式來解決面臨的困境。鬥爭不僅要針對政治異已，還要針對不服從中共管治的普通百姓。

通過『鬥爭』培養忠誠自已的隊伍。疫情之前，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清理低端人口，用秋風掃落葉的方式，撤除各種被政府認為違章的建築，即便是各種合法手續齊備，也要強行撤除。以此驅離低端人口出北京。疫情期間的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也不講人道也不講科學、法制，用鬥爭的方式應對疫情危機，封城封社區甚至封門，引發了無法統計的次生災難。這些敢於鬥爭的政客都獲得了高位，敢不敢鬥爭，是檢驗是否效忠核心的試金石。

習是毛的傳人，得毛氏鬥爭之精髓，在二十大之前不斷鼓勵各級幹部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在製造幹部鬥幹部，鼓勵自已的派系要與異已的派系進行鬥爭，將二十大的主動權牢牢抓在自已手中，不允許體制內任何力量撼動自已的連任。

鬥爭的最高層級，是兩個維護的政治鬥爭。對撼動習近平連任或影響習二十大佈局的任何異已力量進行堅決鬥爭，不僅要敢於鬥爭，還要善於鬥爭。習本人在二十大會場做了示範：決定二十大常委人選時，通過內定程式，使主席團無法發揮黨內應該的制衡作用，主席團無法實質性參與常委人選的決定，中共高層制約的最後一層屏障被清除。對會議過程中有疑問的前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請離主席臺，逐出大會現場。這是『敢於鬥爭』的最經典場景，讓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共內部權鬥超出想像。沒有臉面，不講人性人情，誰影響自已的大位與政治佈局，誰就是被鬥爭物件，即便是上任中共總書記。

鬥爭哲學必然失敗

鬥爭在外交領域，促成外交戰狼群體出現。2022 年 10 月 20 日的二十大新聞中心“記者會”，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說，中國外交隊伍將依據習近平的外交思想繼續敢於鬥爭，善於鬥爭。面對外部的無理打壓，中國外交團隊進行了針鋒相對、堅定有力的鬥爭。包括有力回擊佩洛西訪台，打擊台獨勢力，連續拿下臺灣當局 9 個“所謂邦交國”。這些不義之舉，均被外交部視為戰績。

最近，新任外交部長秦剛將戰狼趙立堅調離發言人崗位，因為咄咄逼人的氣勢與蠻橫無禮的語言，將外交變成了外鬥，不僅影響了國家形象，也對中共的外向經濟與引進外資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鬥爭哲學使戰狼外交失敗。

在疫情過程中，『大白』像文革中的紅衛兵一樣被上級賦權，可以封鎖街道社區與社區，甚至可以焊封居民門窗。我們通過自媒體可以看到無數的衝突在底層社會發生，這就是敢於鬥爭與善於鬥爭嗎？底層社會的鬥爭在民間被復活，這是群眾鬥群眾的另類版本，鬥爭雙方都為生存所迫，百姓要維持基本的生活，而社區工作人員、員警、『大白』只有通過執行上級指令，來保住自已飯碗。由此看出，習時代的鬥爭，異趣于毛時代對領袖的迷信與崇拜，更多基於利益與生存需要，底層的鬥爭製造出來的次生災難，對無數人與家庭都留下的創傷，許多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挑起底層的互鬥，激發人民抗爭。二十大之前，有孤勇英雄彭載舟在四通橋掛出標語，喊出審判習近平的口號，二十大之後，全國興起白紙抗爭運動，以及春節前的焰火抗爭，應驗了習近平自已說過的話：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惹翻了就不好辦了。習近平重新啟動的鬥爭，很難像毛時代那樣引發全民激烈的互鬥與揭發，隨著人民的覺醒，還有體制內對文革鬥爭的警覺與忌憚，所以其鬥爭哲學只給自己帶來麻煩與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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