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英：毛泽东的神话——苏区的列宁与富田事变
本系列已更至第四期，开始前笔者不经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正如中共党宣所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斗争的历史，那么其核心领袖人物毛泽东的一生必然也是充满战斗的一生，纵观毛泽东在登上中共领袖宝座的道路更是不停地通过权术和阴谋打压击垮对手，当然，他自己可能更喜欢从肉体上让对手人间蒸发。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便曾提到，江西苏区的前敌委书记毛泽东在 1929 年 11 月的古田会议上借周恩来恩赐的黄马褂彻底将朱德压制于下位，确立了自己在军中和江西苏区的绝对威信，但这条统合权力之路并不容易，途中就遭到了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地方党组织的反对。
这些“自食其力”的地头蛇“发家致富”本就没怎么靠中共中央的力量，而是自己在乱世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方有今日的地位，莫说是身着黄马褂上位的毛书记，就是中共中央的话他们也未必会听，不过这些赣西南的共产党一开始并无意与毛对抗，作为赣西南共党与红军创始人之一，李文林早早就和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关系密切，说是亲密战友也不为过；但自古田会议以来，权势熏天的毛泽东逐渐就把手伸到了李文林的势力范围，首先是在 1929 年 11 月毛就提出要将“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同时还要将李文林的红军 2、4 团交给彭德怀组建成红六军。
双方关系日渐紧张，无论是谁都无法容忍这种抄家底的行径，李文林和赣西南苏区坚决与毛对抗，伟大领袖则是不和你做口舌之争，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组建了赣西特委在 1930 年 2 月 6 日到 9 日于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二七会议”，反手给李文林一派扣上了“富农”和“机会主义”的帽子，利用自己上级部门的优势和枪杆子威胁李文林交出军权去做地方工作。
不过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赣西南苏区不是毛书记换个领导就会跟着他走的哈巴狗，李文林为首的“蛇头”虽然没了兵权，但私底下还是对毛议论纷纷。老话说得好，堵住反对者的嘴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自己出色的手腕和表现让对手无话可说，但 1930 年 10 月随着红一方面军兵败长沙，作为古今中外五千年来第一军事奇才—毛泽东军事生涯中亲自指挥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四万红军折损了近万人马不说还搭上了毛书记的压寨夫人杨开慧，可谓给足了反对派开火的炮弹。
李文林也从没停止与毛对抗，1930 年 5 月李文林就作为赣西南代表参加了李立三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返回后立刻召开了赣西南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不指全名地批判了毛泽东的独断专行，10 月中旬，李文林又乘着红一方面军兵败长沙在峡江和罗坊会议上火力全开，大肆嘲笑毛“不懂军事瞎指挥”。
所以从方方面面来讲，即使中共中央不找上门，他也迫切地需要为这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大败仗找回面子，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同时给长沙打败找个背锅侠，毛势必要做一做“江西苏区的列宁”，为此他不惜采取一切必要的极端手段肃清异己。
机会很快就来了，11 月随着红一方面军退到吉安，军中上下不满和质疑前委书记的声音很快多了起来，时任红二十二军肃反委员会主任的徐复祖回忆道“但是很快啊，就有人骂‘前委违抗中央命令不打武汉也不打南昌，连打下的长安也被前委丢了，现在还要退出吉安回苏区’。”中共党史对此记载“不满情绪溢于言表，思想的确很混乱。”
如此一来，毛泽东的矛头先对准了红一方面军副司令彭德怀的红三军团，首先，如前文所言，红三军团有一定人马是李文林的旧部；其次，在降服了朱德后，彭德怀一跃成为红一方面军军事上的二把手，但回想 1930 年 6 月，热切支持“立三路线”的毛带着红一军团打算偷袭南昌却被鲁涤平的防备弄得不敢轻易动弹之际，打仗远比毛机灵的彭德怀就带着红三军团轻装简从攻下了长沙，使之成为红军当时第一个攻陷大城市的明星部队。
不论彭德怀对自己是否忠诚，红三军团对把长沙弄丢的毛委员的愤怒却是真实的，毛自己倒是对这种亏心事一清二楚，于是，对“AB 团”的肃反必须，马上，立刻得在红三军团开始。
肃反从黄坡开始
事实证明毛书记果然神机妙算，好巧不巧，在前委讨论整军的第二天，红三军团就在经过黄坡的途中发现了以甘隶臣为首的“AB 团”！红三军团报告道“甘隶臣，兴国人，地主家庭出身，平常就羡慕都市生活，积极响应会师武汉的机会主义，我们退出吉安时甘煽动官兵脱离前委单独进攻南昌，这已经证明红军队伍里混入了 AB 团，对此我们已经成立肃反委员会，各连各排成立肃反小组，雷厉风行进行整军工作。”
没过多久，“带兵跑路的 AB 团头子”甘隶臣便被五花大绑送到了二十二军军部，肃反委员会主任徐复祖负责甘隶臣的审讯工作，“这家伙经过多次刑讯，屁股已经皮开肉绽无法坐下，”当问到是否了解“AB 团”的名词来源时，甘更是一头雾水“我实在不知道啊，只记得之前有肃反的人杀害其他同志时就说他们是 AB 团，我是实在扛不住了才承认的啊。”
这只是红军在黄坡肃反的冰山一角，除红三军团外，毛同时在自己的嫡系红一军团搞起了肃反，据当时红一方面军当通讯员的刘峦说刚到黄坡时司令部有五个副官，肃反时候就杀了两个。当年给毛泽东做警卫员的陈昌奉则是说自己从黄坡路过看到在杀 AB 团，在一个堤坝上就杀了七八十个人。
在红四军的萧克回忆：“一、三军团打 AB 团是在 1930 年 11 月上旬从赣江西岸过到赣江以东之后开始的。首先是总政治部，接着就在各军、各师开始了。……我们师打 AB 团也是这时候开始的。记得刚到宁都，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 AB 团、并具体指出几人，其中有师政治宣传队队长和一个宣传员、这两个人是福建人。闽西苏区游击队编入红军的，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俩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俩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到月底 12 月初，共抓了一、二百人......那时候，我和师政委张赤男及各团干部没于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 A 团......当时抓人，各团作主、杀人。师党委作主，总前委和四军军委都不干涉。我们师也杀了六十个人。十几天后。大约在十二月上半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师党委和士兵代表决定再杀一批、有六十多人。第二天一大早我到军政委办公室向罗荣桓政委报告说:‘我们十多天前已经杀了六十个，今天准备再杀六十多个，师党委研究决定的’。罗政委听了以后说:‘杀多了吧！工农出身的可以让他们自首嘛’。在一旁的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严肃的说‘杀多了。’他俩这么一说、我就马上往回走，队伍带着'犯人’到刑场集合了。我说:‘不要杀、等师党委研究以后再决定。’我们研究的结果放了三十几个、但还是杀了二十多人。总计四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当时四军总人数七千多人，所打的 AB 团相当于全军人数的五分之一。”
富田的呐喊
看到红三军团肃反成果还算可观，毛蹬鼻子上脸借此开始翻李文林的旧账，11 月底，红一方面军宣称在 10 月退到吉安时从国民党当局残留文件中查抄出了据称是李文林父亲留下的便条，这张便条是真是假现在无从得知，但李文林很快就被逮到了黄坡并下狱，毛及其党羽认定，他就是“AB 团真正的头子”并对其严刑拷打。
12 月 3 日，毛泽东终于弄到了李文林屈打成招承认的“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江西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是李文林同伙，AB 团分子”的口供。
这可谓一鼓作气拔掉赣西南势力的天赐良机，毛对此相当重视，特意写了一封信让自己的亲信—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带到江西省行委，信上白纸黑字的威胁道：
“务必会同李同志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犹豫”“对各县各区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里的党和政府就必定是 AB 团，就可以把那个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钦差大臣”李韶九就此带着信和十二军的一连官兵开赴 AB 团最大惨剧的发生地，当时的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富田，但在此笔者想提供一段中共官史后来对这位“富田事件始作俑者”李韶九的描述供各位一笑：
“李韶九是湖南省嘉禾县人，他父亲是嘉禾县城的流氓头子。李韶九从小跟父亲染上了许多不良习惯。在中学读书时，因胡作非为被开除学籍，他既是赌棍，又是鸦片烟鬼。在家乡实在混不下去、跑到广东进了林伯渠为党代表、程潜为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北伐时担任该军五十七团一个连的指导员，宁汉合流反共后，第六军清除了共产党员和进步势力，李韶九仍在这个团......此人隐瞒历史，伪装积极，善于奉迎、深得总前委的器重......”
“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
就是对这么一个“两面三刀，逢迎上意”的败类，12 月 6 日不放心的毛书记又派出了秘书长古柏追上了“钦差大臣”，可惜不是让他打道回府，而是协助他进行肃反，并再三强调“不要手软”“必须要挖出更重要的人。”
12 月 7 日下午﹐钦差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富田﹐向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面交了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八个重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谢汉昌﹑焉铭等人予以逮捕。
李韶九对这批共产党员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掾当时资料记载，被打人“皆焦完屑”﹑“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 月 8 日﹐李白芳﹑周铭﹑周冕的爱人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AB 团”抓起来﹐被施以极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寓邦﹑到敞﹑周冕﹑周铭等“是 AB 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 AB 圈。”
12 月 7 日到 12 日短短五天时间里，李韶九便持毛泽东圣旨“抓捕”“AB 团”120 人，并先后处决 40 多人。
12 月 8 日，古柏抵达富田，如果中共党宣和毛泽东的饭圈粉丝那套“毛泽东对富田所发生的惨状毫不知情”的说辞有那么一丢丢可能性，作为毛泽东秘书长的古柏在目睹了李韶九的种种非人所为必然会做出反应，毕竟李韶九“违背毛泽东原意”的残忍勾就是在败坏毛书记的路人缘，但古柏并未阻止，而是继续传达毛泽东的新指示：李韶九立刻带兵到东固抓捕红二十军里潜伏的 AB 团。这一切再次说明那些想将毛泽东与富田事件撇开干系的说辞是多么苍白无力。
12 月 9 日，刚到东固，李韶九就拿下了二十军政治处主任谢汉昌并向军长刘铁超发出通牒要求其配合肃反委员会拿下谢汉昌屈打成招供出的“AB 团”—174 团政委刘敌，不过这个刘敌可不是在富田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而是久经战阵的武人，对于毛泽东和其钦差李韶九的恶名早有耳闻。这位刚从一线返回的军官“经过一阵可有可无的心理斗争”后，在 12 月 12 日凌晨带着自己的手下先下手为强，反包围了二十军军部，绑了在事件前后“紧跟中央屁股”的军长刘铁超，救出了谢汉昌，只可惜李韶九趁乱溜了出去，中共党史上，12 日白天刘敌包围二十军军部的行动是谓“东固事变”；当天晚上，刘敌则是一不做二不休，带兵又赶到了富田缴了随李韶九而来的红十二军一排人的械，将一群被打的半死的“AB 团”放了出来，此事又谓“双十二事变”。
考虑到后来和被毛泽东认为是老天爷掉馅饼的另一件“双十二事变”撞了日子，不吉利，又被毛改批“只能叫富田事变，叫暴动更宜”。就此，中共党史里便只剩下了“富田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