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笠：三十六年后回首六四及逃亡与信仰（下）

五、绝食抗议的背景

他们的采访重点并不是天安门学生运动，而是中苏高峰会议。

当然，学生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对中共施加压力，使他们摘掉“四二六”的“动乱帽子”。

最后就设计了“绝食”。

有人认为“绝食”是 89 年学生把运动升级的开始。其实大家错了，不是学生把运动升级，是共产党一再地把运动升级

他们希望一次性解决。邓小平说得很清楚：“杀二十万人，稳定二十年。”他要完成这个，要让中国人怕，要杀到中国人怕了。这才是他们统治者的目的。

所以你不管有没有绝食，我觉得杀——共产党杀人，也不是因为 1989 年才开始。他从建政就开始杀。他杀了两百多万，甚至有人说八百多万的优秀农民，他不称他们为农民，而称为地主。他杀了资本家，杀了所有投降的国民党军事人员和政府官员。他杀右派，文革的时候他也杀。他什么人都杀，他一直在杀。镇压反革命也在杀。

这个杀人，就是共产党的本质所决定的。不是说你怎么样、你就是跪，他也杀。1949 年到 1989 年，中国人都跪着，不也还是被杀了吗？

我记得 1989 年的时候，郑义写了一个条幅，拿着我买的纸写的。我还夸他，我说你这个大字写得不错。他是文革时候的红卫兵嘛，他练出来的。他写了一句话，我还把它拿到了新华门前面举起来。写的是：“跪久了，站起来溜达溜达。”

我觉得中国人 1989 年是真的第一次敢于全民族地站起来。全民族地站起来。

这个是以后我们再讨论八九意义的时候再谈。

结果，反对绝食的人认为绝食怕回不来。这也是一些比较理性的知识分子提出的意见：我们最好不要绝食，绝食回不来怎么办？有的认为必须绝食，不绝食就解决不了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柴玲、王丹他们几个是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

我的观点是，我赞同绝食。但我不希望在广场绝食。我希望在各个校园绝食。每个大学都有绝食团，每个大学都在本校的地方，比如我们在塞万提斯铜像（塞万提斯铜像高 2.35 米，位于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史馆南侧）铜像前面绝食。

只要记者来了，有新闻报道，就能形成压力。我也担心去广场回不来。所以，虽然我是绝食团的副总指挥，但我并不是绝食团的第一批绝食人员。

后来柴玲主张绝食。这是真的。柴玲是到我的宿舍，当时我和郑义、赵瑜几个老朋友跟她说：“甘地反对暴政、专制的手段，就是民主运动的最后杀手锏，那就是绝食。不行我们就绝食。”

柴玲和封从德都在，他们同意了。后来我们就采取了绝食的行动。

我没有去第一次绝食，5 月 13 号我没有去。当时我在加班，编《绝食号外》，那是我们在北大办的一份报纸。

当时北大有 200 个绝食的同学，由赵启国带领大家宣誓，还有王丹。我记得北大的教授们还出钱，请我们在燕春园吃了一顿饭，大家同为绝食的同学吃饱了再走。

我还写了一首诗：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回还。

我们把“不回还”改成“盼回还”。但后来很多人真的没回还了。

那是一次非常悲壮的绝食。

那天绝食，我没有去。当时写绝食书的是我们班的同学，叫白梦。他回来跟我说：“刮的是黑风，‘绝食’两个大字在空中飘的时候，（洛伊河）骆一禾（北大“未名诗社”诗人）就死了。”

我们的好朋友，作家、诗人骆一禾 北大“未名诗社”诗人），一激动，脑溢血，就躺在了广场。当时应该是广场死的第一个人，是脑溢血死掉的。

第二天我去了广场。

我为什么去广场？这时候有传言说柴玲要自焚。我觉得这个不可取。

北大的党委书记王学珍（男，生于 1926 年）找我说：“张伯笠同学，广场学生要自焚，这是不对的。自焚了，我们的生命不就没有了吗？民主运动要保持生命。另外，自焚了，也使这场运动激化了，让政府无路可退。

他说：“能不能我们一起去广场？”

我就坐着——其实我是坐着北大官方的车——一个小面包车，带着十几个教授，王学珍党委书记，我们就去了。

去了以后我就劝他们不要自焚。当然我到那儿时他们已经决定不自焚了。

但我到那儿，柴玲就说：“伯笠，你不能离开广场了，我们需要你。”

那时她的嗓子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我就留下来。

从 5 月 14 号到 6 月 4 号，我再没有离开过广场一步。没有离开过广场。连我的宿舍我都没再回去过。

这就是整个我到了广场以后的经历。

后来绝食进入高潮，从 200 人发展到 3000 人。绝食 3000 人之后我们就不再接受新的绝食者了。

那些天，我真的感觉到：人活着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广场，最多时是上百万的学生在那呐喊，呼唤着中国的民主，呼唤着人灵魂的苏醒。

看到很多年轻的孩子们，一个一个绝食，晕过去被救护车救走。救护车的声音响彻天空。学生们组成一条“生命线”，站在阳光底下，没有帽子，一排一排地用手拉着手组成生命线，让救护车快速通过，把绝食的同学送到最近的医院。

我在那主要负责宣传。我是绝食团副总指挥，第二天选举我就当了副总指挥。各个高校每个学校一个代表。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李录，李录）是从南京来的，当时就是他主要负责。总指挥是柴玲，副总指挥是封从德、李录、我三个人，秘书长是郭海峰。我们绝食团里边还有七常委，王丹也是常委，吾尔开希不是。最早还有王文（原北京农业大学学生）、程真（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这几个学生领袖后来因为没有被通缉，也就被忘记了。

我也晕过去过，被送到辅仁医院。我在辅仁医院醒过来的时候，有人说这是个学生领袖。我怕他们在医院里把我带走，就把那个针拔下来，醒过来就撒腿跑，又跑回了广场。

其实到了绝食末期的时候，中共宣布戒严。宣布戒严前一晚我们就知道了。有人说学生没有跟改革派配合，其实一直在配合。这不是我参与的部分，其实学生一直在谈。王丹、程真、魏尔开希他们一直在跟政府谈，主要是跟统战部的阎明复。阎明复也来到过广场，我递给他的麦克风。

阎明复说：“同学们，你们要给改革派时间。盼望你们，你们要注意你们的身体，你们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们不要再饿自己了。你们应该回到学校去。我可以跟你们回学校，我可以做你们的人质。相信党和人民，非常担心你们的身体。”大致是这样。

当时李录主持会议，讨论要不要撤。后来大家还是没有撤下来。

绝食快结束的时候，接到通知要戒严。我们就决定做一件事：在共产党宣布戒严之前提前结束绝食，这样使他们戒严没有借口。

这是我做的工作。当时我们在一个指挥车上开会。130 多个高校的代表都上了那辆指挥车，车是那种中间软连接的大公共汽车，里面全是人。吾尔开希也冲上来了。我们当时就投票通过停止绝食。所以绝食七天结束。

停止以后，我就到博物馆前面，有一个电话通中央办公厅。我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党报。对方说：“请说你的名字和职务。”我如实报了。我知道，如果运动失败了，那我们也就无所谓了。为了中国的民主前途，就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说：“我是张伯笠，我是副总指挥。我们现在宣布绝食结束。”

但是我们宣布绝食（结束），并不是我们放弃了所有诉求。我们的诉求继续要求。而且我们绝食改为静坐抗议。

凌晨零点钟，李鹏宣布戒严。宣布戒严的时候，我们起草了一篇文章，是郑义起草的，我们几个一起研究的。文章说李鹏、杨尚昆这些人推翻了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他们搞政变。他们宣布戒严，是想让军队来采取行动。我们就写了这篇东西，然后四处广播。

第二天，我回到一位人民日报记者的家里，我和赵瑜几个人去他家洗个澡，换件衣服。衣服都臭了，好多天没洗。第二天我要走，他太太说：“衣服洗不了，太臭了。你穿我老公的衣服吧。”

我就穿他老公的衣服，又回到广场。

回到广场时，北高联成立。北高联成立后，来了王超华、王志新、杨涛三位。当时杨涛是北高联主席。

那我就说，应该绝食团的使命已经结束了，我们应该把广场的指挥权交给北高联，由北高联来决定。

王超华（女），然后我们财务也都交了。有些捐款，全交给了北高联。全部交完了以后，北高联接了以后，就没有人来管广场的事情了。广场的各个高校，外高联的人也来了。怎么办？怎么协调？没有人管。

那天就王志新一个人在那。后来我就提个建议，我说我们要成立个临时指挥部。我们要成立个临时指挥部。临时指挥部由北高联和绝食团两方面组成。因为绝食团对广场比较熟，广场各高校帐篷在哪里，别人都不知道，我有个图，我都知道每个大学在哪里。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有效地组织对抗戒严的运动。

王超华也同意，王志新也同意。我提出来说北高联回去整顿，拿出下一步的计划，然后广场的指挥部、这个临时指挥部来维持广场的秩序。广场总要维持秩序的嘛。然后我们约定 48 小时后把这个权力交给北高联。

超华也同意，他们就走了。

我们就成立了。我们就把原来绝食团的原班人马变成临时指挥部的成员。大家知道，还是柴玲、李录、封从德、我、郭海峰。等到 48 小时后我们准备交的时候，这时候北京出现了一个由知识分子成立的“首都各界联谊会”。

首都各界联谊会包括学生领袖王丹，包括王军涛、知识分子代表，包括很多人。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要成立一个“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所以很多人老批评学生，其实“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不是学生的主意，是首都各界知识分子的联席会的决定。

他们任命了一批人，除了我们几位以外，我还是副总指挥。他们任命老木兼任宣传部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 79 级 刘卫国，笔名老木）。我原来是宣传部长，就让给了老木；让刘刚来当组织部长；刘刚还是参谋部长（刘刚，1987 年从北京大学物理系硕士毕业，1989 年任科大研究生院软科学研究所所长助理），我记不清了。

还有张伦，是绝食纠察队的总指挥；还有刘苏里，我记得也来了。一大批新的，都是知识界的。他们就是要进来，来影响学生运动，影响学生。这没有问题，我们都同意了。

后来联谊会作出决定：48 小时撤出广场。这个决议回来，王丹跟柴玲谈了，柴玲也同意了。我没有参加那个会，那时候我在筹备民主大学（“天安门民主大学”），我也没参加会。他们也没通知我，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说集体活动。

回来以后，柴玲就跟我们说：“我们要撤出广场。”我说那没问题，我们就准备 民主大学。也不用开学了，我们回到校园开。

结果呢，李录反对。我当时在，李录反对。李录说：“你们去也没通知我！”因为李录是外高校的，他们也没有通知李录。

李录说：“我反对。你们要走，你们走，我留下。”这是原话。

当时其实在广场，外高联的学生就已经多过首都各高校的学生。其实是那样子的。外高联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彰显他们的力量。他们要不走，你也走不成。

所以后来这个 48 小时就没走成，算是走不了了。

然后王丹又设计了一个叫做“凯旋在子夜”的计划。我们争取在 6 月 1 号撤，凯旋在子夜，半夜走。叫“凯旋在子夜”，对自己安慰嘛。

军队那时候不断地要进来。

我晚上会骑着三轮车、坐着三轮车，在广场四边走一走。看到老百姓在广场的马路上躺着，北京的大街上，全是老百姓在那躺着睡觉，拿着睡袋。上面写着“全民截兵”。不是“结兵”，是“结截住”的“截”，截兵。

那坦克你要过，就得从人身体上过去。

我看着非常感动。

那时候绝食也结束了。

北京的市民每天晚上把稀饭、煮鸡蛋、面包不断送来。北京的面包厂一天送来 20 万个面包、20 万瓶汽水，很多都是我签的字接收的。

所以当时看到中国人民的那种，我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民族，了不起的人民。

感觉到整个北京，过去我们在北京，外地人都对北京有看法，觉得他们是皇城脚下的人，有些傲慢。但是那天，我真是看到了这些天，北京人民对民主运动的支持，对学生的爱，我真是深深地感动。

好多人来捐款，好多小孩子来到广场来，让我们给签字，拿着背心来签字。

所以后来我们也知道，到 6 月，6 月 1 号是儿童节。我在广场还主持了一个儿童的活动，好多的孩子来，我们给他们签字，给他们送儿童的礼物。我们准备了很多的礼物。

6 月 2 号，我们讨论知识分子他们本来是想踩刹车，结果踩错了，踩了油门。他们又有一个绝食，就是“四君子”的绝食。这“四君子”绝食我是坚决反对的。我跟刘晓波、侯德健当面就有争论。我说我们现在正在讨论撤退，每天都在讨论撤退，那你们来绝食了我们怎么撤呀？他说我们就 72 小时有限的，我说 72 小时三天呐，你开什么玩笑？三天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的。

我反对，我坚决反对。但后来我还是把麦克风给他们了，给他们了一些广播的器件。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们这“四君子”的绝食，刘晓波在他的《末日幸存者独白》里也写了。他认为他们这次绝食，选择的也是一个不应当的时刻。因为他们觉得 6 月 2 号、3 号晚上就镇压了，他们觉得 48 小时就镇压了。因为他的绝食，又把天安门形成了一个高潮运动。因为有侯德健的出现，就是唱（《龙的传人》）“古老东方一条龙”的“侯哥”，很多人都知道这台湾的歌星都来了，让他唱歌，又一个小高潮出现了。

那个时候其实绝食团也没什么可做了，就是我们广场指挥部，这个叫“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也做不出一个决议。因为每天晚上都有联席会议，一有联席会议，各个高校一通都坚决抗争到底，头可断血可流，绝对不向共产党低头。基本就是这样子。

这矛盾一进行到戒严就激化了。6 月 3 号晚上镇压。民主大学开学典礼，我还没有敏感到说那天要镇压。6 月 2 号，我跟李录和戒严部队的代表有个谈判，就是沟通情况，在北京饭店。

我们都问他这个问题了，我们说我们现在情愿“七条”都不要了，我们就一条，不要进京。你们进京就会流血，就会生灵涂炭。戒严部队的代表说不会的，我们会晚上进来的。我们晚上进来，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我们在地铁口，我们会有大概 8 万军队可以进来。他问我：“你们广场有多少人？”我说：“晚上我们 2 万人。”他说：“我们四个人架你一个人。我们训练有素的士兵，你们是疲惫不堪的学生，我们很快就把你们架回学校去了。”

我们觉得如果撤不下去，这也是一个选择。我就问他：“会不会开枪？”他说：“人民的军队怎么会向人民开枪呢？不会的，你放心。”这就是共产党，这是个谎言的党。我不知道这个戒严部队的，他当时可能也没有想到邓小平会下令开枪。

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觉得，如果不会开枪，我们也做不出决议，但 8 万军人就把我们赶出去。但是我也提出，如果我们擦枪走火呢？如果我们的学生反抗呢？那都会出现问题。但我们还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决定。

既然做不出决定，还有 72 小时他们的绝食，我就觉得那民主大学都筹备这么久了，开学吧。我就举行了开学典礼。晚上大概七八点钟我们就开学开始了，好多知识分子来了。我也请了严家其给我们讲了第一课，叫《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他 的讲演，家其到了，家其也不知道那天晚上会镇压。他跟高夫妻俩一起来的。

当时我还设了个讲台，在民主女神下边。他讲演结束我上来讲演的时候，我看到军队已经从东边冲过来了。东边是最早突破的。那是半夜，大概 1 点多钟吧。你就看到有一个坦克在广场东侧冲进来，着了火。他冲进来的时候，在人群中横冲直撞，被学生们往里扔燃烧瓶，就点燃了，点燃了。

军队从东边往过冲的时候开始，就子弹啊，我们广场上面的天基本都是像战场一样的，子弹在上面嗖嗖地飞，都打红了。解放军的那个钢盔，我在看夜光下，就在那路灯下面，就像海浪一样往前涌。

那时候我们就挡不住了，我们赶紧撤到纪念碑。我也宣布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结束，然后我就告诉我们一个同学，我说你上去旗杆上最高的地方，原来他是挂国旗的，我们给他挂了我们民主大学的旗帜。我说把旗拿下来，有一天我们民主大学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再重新开始，我们还要用这旗帜。就攒下来了。

那一天我们都很悲壮，我们都没有，从我个人来说，我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第二天，能不能活到第二天。这个解放军就整个占领了。

我就到了崇文门门口去看，解放军往进冲，我也跟群众在一起。解放军喊的口号是“保卫首都，保卫人民”，学生喊的口号是“保卫学生，保卫广场”。这两边，解放军一开枪，学生就往后撤。等解放军不开枪了，市民就往上冲，拽着解放军的很多皮带。

他们已经突破了防线，像木樨地那样的地方，就是对峙最激烈的地方。他们已经突破了广场，只剩学生了。他们也没有对学生怎么样的扫射，但是有些学生还扯他们的背包往后拽。

我也拽了一个解放军，把他拽过来，他愤怒地看着我，我一看他的眼睛有杀气，我就撒手了。后来我们就回到广场，到广场最后就决定撤离广场。

六、中共用坦克车压死学生

谁先走呢？没人敢先走。那就广场指挥部的柴玲、李录、封从德、我，我们第一排先走，就面对着坦克，面对着刺刀往前走。解放军闪开一条路，我们就从东南角出来了。

出来了走到六部口，有几辆坦克冲过来，压死了我们 11 个同学。方政在那时候被压断了腿，我就在旁边。我被催泪瓦斯呛得直不起腰。其实我就在那，但我在人行道上，坦克在我前面冲过去，大概也就两米左右。那个震耳欲聋的响声，速度像汽车一样快。

因为人也看不见，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全是催泪瓦斯的烟雾。只能听到一片惨叫声。坦克在我们撤退的时候，他们追过来又压死了，在我们眼前压死了十几个同学。

后来我们回到了北大。我回到了北大，剩多少人我也不知道。北大的同学们都在哭，老师们都在北大的校园等待我们。我在那发表了一个最后一次讲演，那也是可能天安门学生最后一次讲演。

我讲：“我要退出这个共产党，这是个杀人党啊，这是个杀人党！这是民族的罪人，他们向我们开枪了，他们用坦克压死了我们的同学！我们没有把他们带回来，我们对不起他们的父母！”

很多人就喊：“退党！退党！退党！”然后我们就解散了，互道珍重。

我们几个，柴玲还在。封从德也在，李录也在。但他们后来到哪儿，我就回到我的宿舍。回到宿舍，见到了我的前妻，她在那儿等着我。同学们看我们俩抱在一起的时候，全班都在哭。

当然有人就来说：“坦克都已经追进大学区了，赶紧跑吧！你们赶紧逃亡！”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我就到了筹委会。筹委会已经没有人了，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对我说：“我说的怎么样？你们输了吧。”

这个人就是肖建华，我们官方的学生会主席。我没理他，我想揍他。他一看我那样，他也不再讲话了。然后我们就逃亡了。

七、被迫逃亡

我是 9 号离开北京，我逃到一个朋友家，在北京待了几天。9 号逃，然后就开始了我两年的逃亡，然后就妻离子散。

我逃到苏联，苏联把我遣送回中国。我又逃到了香港。1991 年 6 月我到了香港，整整两年，逃亡两年。这两年妻离子散，什么都没有了。北大开除了我，学籍、党籍全部开除。我也从一个年轻的作家、一个年轻的党员，成为一个共产党的通缉犯，成为一个反对共产党专制的人。

在逃亡的时候我认识了耶稣。有人向我传福音，庇护我的人，我信了主。到了海外以后，我从事了几年的民主运动。我做过《中国之春》的主编，也做过民主中国阵线的副主席、董事长。后来我就退了，我去读神学院。1995 年我去读神学院，服事主。

三十六年过去了，即使我不看书，我就在这看着远方的群山，我也能够回忆到当时的每一个情景。我觉得那是我的青春，那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那一刻。虽然我们最后被镇压了，但是我们曾经站起来过。而从此以后我们再不跪，我们永远地站着。不管强权多么强大，永远地站着。

我信主以后，我就想到了大卫在面对所罗王 (Saul) 追杀他，他逃到亚杜兰洞（Adullam），他所经历的上帝的安慰，投靠上帝，在他的翅膀荫下。最后他被上帝使用，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带领了以色列的复兴。

八、六四运动的意义

我相信 89 年的我们，经过火与血洗礼的这一批人，我们认识了上帝，认识了耶稣基督，找到了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所以未来在中国的民主转型中，我相信我们还能够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做出该有的贡献。

我也相信，89 年虽然被镇压了，我不用“失败”这个词，我用“被镇压”。它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虽然没有推翻中共政权，但它唤醒了民众，甚至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走向。民主运动，它的阶段性的目标基本是达到了。而共产党的镇压，使百姓认识到共产党的真正面目。它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对立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反思三十六年前的民主运动时，我们应该给这个运动一个公正的评价。这个运动，就是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民主运动。这个运动不仅影响那一代人，影响下一代人，而且影响了整个世界。影响是深远的。

我觉得那些死难的人，他们应该被尊重，被纪念。天安门的母亲应该被爱戴，他们的冤情应该被昭雪。我觉得共产党应该鞠躬下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下台，那么中国未来的苦难还是会越来越多。这个民族的苦难还是会这样子。

2025 年 6 月 9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