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霜：中国的器官移植体系（上）

在新冠疫情蔓延之际，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两项令人瞩目的医学壮举：位于上海附近的无锡人民医院和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分别为新冠肺炎患者进行了双肺移植。这的确是“世界首例！”然而，除了消息本身引人注目之外，器官的极短等待时间也同样值得关注。中国最知名的肺移植外科医生陈静瑜博士在无锡人民医院从贵州省一位健康的捐献者那里，在患者被转移到他所在医院后的五天内就获得了匹配的肺。同样，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外科医生也在三周内为患者进行了移植，报道称他们是“全国范围内寻找供体”。

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些极短的器官获取等待时间极为不寻常，通常等待时间以月或年计。这要么意味着中国的医院基于志愿者的捐赠系统极其高效，达到了先进器官捐赠系统的国家在疫情期间难以实现的水平；要么表明存在一群可以按需被处决以提供器官的囚犯。根据目前的信息，无法确定这两个案例中的哪种解释是正确的。然而，快速获取器官的过程确实令人怀疑。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移植系统与其安全机构密切相关：近四分之一的授权移植医院是军队或武警医院。中国也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几乎完全从囚犯身上获取器官的国家。2015 年，中国声称其移植系统进行了改革，官员们承诺不再使用囚犯器官。在此之前，囚犯显然是按需被处决的：移植的等待时间只有几周、几天，甚至是几小时，说明执行死刑与移植手术是紧密配合的。关于这些囚犯的身份是否仅为死刑犯，还是也包括良心犯，争议激烈。

考虑到器官移植手术费用可能高达数万美元，移植医院和外科医生显然有进行移植的动力。使用囚犯器官作为来源只需支付最低的医疗检查费用。因此，尽管一些囚犯可能被送往劳改营和监狱作坊，少数囚犯的器官通过获取和贩卖直接带来利益。此外，器官移植似乎是中共体制内的官员享有的医疗福利之一。

在审视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时，核心问题包括：中国的人体器官交易是否仍在继续？规模如何？中国在改革滥用行为方面的成效如何？良心犯是否仍然是器官的来源？中共，尤其是其武装力量如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这些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如何？

移植系统的扩展未见器官来源的增加

在审视过去 20 年中国器官移植系统的发展时，有几个关键发现浮现。首先，该系统自 2000 年起开始迅速扩展。无论是来自中国移植外科医生的口述，还是从中国医院网站上收集的原始数据，都能清楚显示这一点。一位与国家有关联的中国领先外科医生向国内媒体表示，2000 年是中国移植行业的“分水岭”，肝移植数量在 1999 年至 2000 年间增长了十倍，到 2005 年又增长了三倍。相关报告收集了近 800 个数据点，来自 400 多家医院，确认了这一增长。

数据显示，执行移植手术的医院数量从 1999 年的不到 100 家增加到 2004 年的近 600 家，2007 年达到最高的 1000 家。数千名新的移植外科医生也得到了培训，到 2014 年，记录在案的移植人员总数接近 1 万人。移植技术的新专利注册数量在 2000 年后迅速增长，报道首次进行肝脏、肺和心脏移植的医院数量也大幅增加。在 2000 年代初，数十家医院建立了新的移植研究实验室、病房或整栋大楼。政府也开始补贴其国内免疫抑制剂产业。

第二个发现是，移植手术开始按需进行。这在中国的肝脏注册年报中显而易见，这些年报在研究人员发现相关信息后被从网上删除。2005 年和 2006 年的年报显示，分别有 29% 和 26.6% 的肝移植手术是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这意味着患者出现肝衰竭后，一具健康且血型匹配的肝脏在一至三天内被获取。取肝伴随着捐赠者的死亡。在没有志愿捐赠系统的情况下，这只能通过对囚犯进行预筛查并按需处决来解释。

第三个发现是，中国对其器官来源的官方解释无法解释移植系统本身显示的现象。随着国际压力的增加，官方对器官来源的解释有所变化。2001 年，中国发言人称器官来自囚犯的说法是“恶意诽谤”。2006 年，这一否认变得缓和，改为声称死刑犯“只在少数情况下”被使用。到 2012 年，官方称器官几乎完全来自死刑犯。自 2015 年以来，中国又声称器官仅来自志愿捐赠者。

然而，将移植系统的发展与死刑系统的特点相比较，显然存在显著的不协调。中国对死刑执行数据严格保密，但研究该问题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自 2000 年代初以来，死刑在司法系统中的执行数量一直在长期下降。2007 年开始的执行程序改革导致死刑判决数量大幅下降。当时，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取得了审核和批准每个死刑判决的权力，而不再由省级法院决定。司法界内部人士告诉媒体，死刑的急剧减少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不敢报告，担心公众会认为他们在撒谎。

移植医疗体系的持续扩展

尽管如此，中国的移植系统仍在扩展。2007 年，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一栋 14 层的大楼，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落成。它最初计划容纳 500 个移植床位，但在开业前就扩展到了 700 个。之后，它报告以满负荷运营，2013 年又增加了 300 个床位。领导这一扩展的移植外科医生沈中阳博士还创立了北京武警总医院的移植中心。

从 2010 年到 2012 年，为中共高层服务的解放军 309 医院将其移植床位容量扩大了 25%，利润增长了 800%。其他大型移植中心也在扩展，例如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其移植床位从 2005 年至 2016 年几乎增加了三倍；上海仁济医院则从 2004 年至 2006 年间将其移植床位翻了一番，至 2016 年又增加了三倍。这些只是个别案例，反映了更大的趋势。

很难可靠地估计这些活动暗示的器官移植量。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方法，主要基于有限的数据进行推断，或假设强制性的最低移植量得到了遵守。这些估算表明，从 2000 年到 2015 年，每年的移植量在 6 万到 10 万例之间。另一种方法是直接从官方公开声明中推测，得出这一时期许多年度中每年约有 3 万例移植的估算。虽然确切数字未知，但显然远远超过了死刑执行的数量，2013 年估计为几千例。

关键问题是：如果志愿捐赠系统无法解释健康器官在短时间内的可用性，而死刑执行数量又远低于移植数量，那么这些器官的来源是什么？

这些不一致需要另一个解释，因此民间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包括：流氓医生操作器官贩卖团伙，以及有人自愿出售肾脏以购买 iPad 等消费电子产品。

要判断这种大量人类器官供应的来源，需要评估相互竞争的假设，并判断哪种最为可信。其中一个最具可信度且令人不安的解释是，良心犯在中国被系统性地在监禁期间进行医学检测，随后被处决以摘取器官，中共官员借此牟取巨额利润。被关押的人员是唯一能合理解释中国移植行业中健康器官供应规模的群体：他们被关押，预先筛查器官功能、健康状况、血型，甚至在肾脏移植中筛查组织相容性，并可以按需处决。此外，与普通罪犯相比，良心犯通常处于更好的健康状态，因此比受毒品滥用等健康问题影响的普通罪犯更适合作为器官来源。审视可能的被囚群体时，良心犯是数量最多、最合适且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之一。

对中国器官移植数据的分析以及官方的承认表明，中国每年进行数万例器官移植手术。死刑犯的数量估计只有几千人，且其中只有一部分适合作为捐献者。当前自愿捐献系统的规模尚不清楚，但系统性的数据造假表明其规模远小于官方声称的规模，这意味着仍然存在未能解释的移植数量差距。

可能被利用为器官来源的监禁群体

关于良心犯器官摘取的指控首次于 2006 年由法轮功学员提出。在 2006 年法轮功指控之前，中国没有关于器官移植的相关立法或官方规定；然而，在当年 3 月法轮功指控提出两周后，卫生部首次宣布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临时指导方针。2006 年在官方叙事上也是重要的一年：中国官员最初否认使用死刑犯作为器官来源，随后在 4 月修改了这一说法，称死刑犯确实是器官的来源。

关于良心犯被用于摘取器官的指控由多方面证据组成，许多证据虽然不是全部，但与法轮功学员有关。最显著的证据包括以下几项：

法轮功学员报告称，在拘留期间，他们被要求接受不寻常的血液检测、胸部 X 光和腹部器官的超声波检查；一些逃亡者报告称，只有法轮功学员被监狱看守要求进行此类身体检查和血液检测，且没有任何解释。经过这些检测后，这些学员开始消失。

有大量调查人员冒充潜在病人、病人亲属和医生致电中国的移植医院，并获得了来自护士和医生的承认，即器官可以按需提供。在一些电话中，医院工作人员表示这些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中国的器官移植行业于 2000 年左右迅速转型，而这一时间点距 1999 年开始的镇压法轮功运动约六个月，正值中国死刑犯人数下降。

许多案例记录了年轻、健康的法轮功学员在拘留期间神秘死亡后迅速火化的情况。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给家属，家属只收到一个骨灰盒。

还有一些案例记录了死者家属在见到遗体时发现尸体上有与器官移除一致的伤痕。在重庆的一个案例中，警方承认在死亡后立即移除了器官，但声称这是为了提取医学样本。

医学与“反邪教”官员的重叠

除了上述证据外，还有一个显著的证据点是执行移植的医学人员与执行反法轮功运动的中共干部之间的重叠。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国著名肝脏外科医生、中国医学会副会长郑树森博士。在 2017 年之前，郑树森还是浙江省反邪教协会主席，这是一个党领导的机构，旨在推进中共对法轮功和其他被国家取缔的宗教组织的镇压运动。2009 年，郑树森以其安全角色在一本反法轮功内部书籍的前言中，将法轮功描述为“邪教”、一种“病毒”和“癌症”。近年来，郑树森与其妻子共同创办了一家私立医院，该医院提供器官移植作为治疗手段。这对夫妇特别擅长短期紧急器官移植手术。

中国器官捐赠官方数据的可疑性质

正如本系列第一部分讨论的那样，中国关于器官来源的官方叙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不一致且闪烁其词的变化。此外，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也难以令人信服：对中国器官捐献登记数据的法证统计分析表明，中国医疗当局篡改了自愿捐献系统的数据。这一发现于去年年底发表在一家知名医学伦理学期刊上，研究表明中国官方的捐献数据集符合一个二次方程。中国的数据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移植数据要平滑一至两个数量级，即便是那些移植系统快速发展的国家。

一系列后续的统计发现进一步支持了这一初步发现，结果表明数据实际上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模型生成的，而不是基于实际的移植活动。其他一系列定性发现也进一步质疑了数据的可信度，包括中国红十字会数据中一系列不合情理和不可能的异常现象，如 2016 年某两周期间每位捐献者提供 21.3 个器官的说法。

2024 年 10 月 3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