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其：从《北京之春》到《中国之春》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后，我为了写《四五运动纪实》一书，结识了不少“天安 门事件”的参加者。一九七八年底，天安门事件“平反”，北京充满了自由民主的 气氛。“启蒙社”在北京成立，“民主墙”在西单出现，《探索》、《四五论坛》 、《今天》、《沃土》、《中国人权》等“民办刊物”纷纷创刊。一九七八年十二 月的一天，周为民、王军涛、吕嘉明、邱明端、李楠、刘万勇和我在建国门附近、社会科学院后的北牌坊胡同聚会，商讨创办一份由“天安门事件”参加者主办的刊 物。那几天，我正在阅读“内部发行”的《布拉格之春》一书，受《布拉格之春》启发，我建议把刊物定名为《北京之春》。周为民、王军涛以“民涛”为笔名，写 了一篇“周恩来精神”的文章，我以“步曙明”为笔名写了《现代宗教的诀秘》。

同《探索》相比，《北京之春》采取了温和的立场。

《北京之春》创刊后十天，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理论家 李洪林在会上作了“领袖与人民”的发言，他说，应当以“领袖必须忠于人民”的 原则，代替“人民忠于领袖”的原则。于光远、王若水、苏绍智、孙长江、郭罗基、胡绩伟、冯兰瑞、阮铭、张显扬、鲍彤、吴明渝、童大林、孙冶方、于浩成、宦 乡、董辅仍、汪子嵩、何匡、廖盖隆、吴江等人的发言充满着希望和激情，会议的 自由气氛使我深受感动。当时的中国召开着两个“理论务虚会”，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由胡耀邦在京西宾馆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一个是以《探索》、《北京之春》为代表的“理论务虚会”。两个“务虚会”都在认真探讨中国政治、经济的弊端和 改革出路。如果说第一个“务虚会”为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准备，那么， 由魏京生、任畹町、徐文立、刘青、王军涛、陈子明参加的第二个“务虚会”，为 中国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变革指明了方向。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就是在 第二个“务虚会”上发表的。一九七九年一月至四月初，第一个“务虚会”除春节 几天外连续在京西宾馆和友谊宾馆举行，我没有参加《北京之春》的工作，只是在 《北京之春》的“终刊号”上刊出了我在第一个“务虚会”上的发言稿。一九七九 年初，尽管我赞同《北京之春》的观点，但我还是选择了一条在共产党内推进中国 民主化的“体制内改革”的道路。

《北京之春》在北京遭到摧残后，《中国之春》在美国创刊了。李怡主编的《七 十年代》报道杂志创办人之一王炳章的话说：“杂志命名为《中国之春》，表示这 是一九七九年《北京之春》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升华。”

一九八九年又一次“北京之春”，我不自觉地卷入了进去。“六·四”后因通缉，被迫流亡国外。我终于认识到，只要存在“一党专政”，任何改革开放，都不会 导向民主。《中国之春》创刊十年来，已向海内外的中国人充分表明，《中国之春 》代表着中国民主化的方向。《中国之春》十年来，启发了数以万计的人们，它的 影响从美国传向世界，从国外传向国内，造就了一支推进中国民主化事业的坚定队 伍。让我们团结一致，作好充分准备，使《中国之春》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发行，在 中国的大地上迎接“中国之春”! 

注：严家祺先生这篇文章写了《北京之春》来自 79 民主墙的历史，也写了 1982 年 11 月《中国之春》在海外创办。90 年代初民联与民阵合并为民联阵，因程序問題沒能达成共识，民联民阵实际上仍各自运作，按约定《中国之春》交由新当选的民联阵出刋，原《中国之春》主编胡平则将《北京之春》在海外复刊，直至今日，纸质版《中国之春》维持几年后停刊，2012 年复刋后为网络版月刊。

2024 年 10 月 3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