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旭云：六四35周年祭——思源之殇（中）

3、

汽车在熙攘的路上行驶，我的心一直为曹老师捏把汗。他目前面临四重危机：一是病情危机、一是治疗的处境危机、一是护理危机、一是嘱托危机，一切都悬在半空之中。

曹老师历经两段婚姻。第一任妻子生了两个女儿。长女芳芳在加拿大，次女珍珍在景德镇老家。珍珍一直受红斑狼疮困扰，前些日子病况一度颠簸。

第二任妻子彬彬老师，没有生育。但将芳芳珍珍看得很重，口口声声总是“我女儿如何如何、我女儿怎样怎样”，一度我还误以为她生有女儿。一个女人，一生都是在做曹老师的助手，从小又是在富贵家庭长大，并未独立面对过死生这样的大事。一段日子下来，早已是筋疲力尽。当有众多朋友知道曹老师住院，纷纷询问病况时，也只能是实话实说，将医院的规定转告给大家：“还只是临时住在监护室，无法探视”等等。至此，几乎所有的亲人、朋友，都与真实情况隔离，无法获知住院的各种细节、详情；更让人不放心的是，曹老师还有一位老母亲。年初在她一手张罗下，安排了一位老家的远房亲戚照顾曹老师后，才踏踏实实和长孙女一起远赴加拿大探亲，至今仍滞留加拿大。可这位小青似乎也辜负了托付，中途离去。老人对这一切是否知情，不得而知；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连曹老师本人对他自己的真实状况知情与否？不得而知；目前唯一留在身边的亲人是芳芳的舅舅。而这个舅舅与彬彬老师之间是否融洽，那更是极其私密的家事。如果融洽就千好万好，可如果有些隔阂呢？当然，我想多了，包括外人去打听都是不恰当和似乎不道德的；还有，就是彬彬老师自己这里，她除了劳累外，是不是也有什么难言之隐？据说，彬彬老师这边每回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后，还是妹妹在帮着照顾她呢。如此等等。。。总之，一头乱麻、一无所知。一切都被屏蔽着。          

 总之，一个对民主、对宪政操了一辈子心的志士、一个享誉国际的普世价值捍卫者、实践者濒临离世，竟是如此境况。真是英雄末路啊。曹老师一生豁达、开朗，朋友遍天下。而此时此刻，我感觉关乎他死生存亡的一切，阴差阳错的几乎全系于我一身。一种苍凉感和末日感压迫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晚饭后，我计算着时间。因为下午三点已经在半夜时分打搅过芳芳一家，我不想天不亮她们又被电话铃声惊吓。除了幼儿，还有老奶奶。可是加拿大时间分东西区的，我并不确切知道芳芳住在哪个城市。因而，我尽量晚些、再晚些。

晚九点，我拨通了存留在手机里的芳芳家电话。

她们住在多伦多，这时，正好是早上六点。她告诉说，奶奶住在隔壁房间，电话里怎么说都没有关系。并且再三强调，曹叔叔，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但我太知道了，奶奶经常提起您呢。当了解到这一切后，我就原原本本将今天下午所见所闻，一一讲给芳芳知道。觉得出来，芳芳那边在抹泪。

加拿大那边的情况是，芳芳已经结婚，孩子 7 岁，在上幼儿园。父亲住院，她们知道。可是具体情况还是知之不详，只是大体觉得不是很好。当然，奶奶那边，对父亲的病情一直是隐瞒着的，她还什么都不知道。至于她们是否回国？芳芳和她爱人这两天一直犹豫，不能确定。原因是碰上这样的事儿，回国带不带上奶奶？奶奶这么高龄、通过上一次 13000 公里的高空飞行，老人曾几次不支，当时空乘人员都惊恐不已。落地后，夫妇二人私下就合计过，哪怕最后偷偷让老人终老在多伦多似乎也比再次冒险飞行强。

约莫一个小时的通话后，芳芳觉得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先与蒋彦永伯伯通话。一定要伯伯帮忙，住进院来。然后必须在这一两日回国。可是究竟怎么回？是独自回来，还是带上奶奶，还是全家？即使带上奶奶，与奶奶说不说？怎么说？回来后爸爸住院，奶奶怎么住？和妈妈住一起还是叫个什么亲戚来陪奶奶、照顾奶奶？。。。等等，等等，芳芳在电话里喃喃地说。这些，只能待我们慢慢商量后再定了。

放下电话，我第一时间与小今通了电话，嘱他叫上小雨。我们一会儿在你房间说点事儿。

半小时后。当我们坐在小今房间，将这一切原原本本通告他们后，小今连连拍床、连连叹息，并对彬彬两天没有出现在医院，不问青红皂白一顿埋怨。沉默许久的小雨抬头说，要不，明天开始我去医院照顾？

最后决定小今、小雨明天去探望曹老师，然后小雨留下了照顾。我掏出 2000 块钱，告诉小雨，就在医院旁边找个旅馆住下。曹老师想吃点什么、想用点什么，立即送过去。同时鉴于小雨经济上困难，而且上次去时也给了曹老师 1000 元。叮嘱他就不要再自己掏钱了。买什么记在本子上，回来告诉我。同时叮嘱，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等芳芳回来然后会同彬彬老师一起，大家商量一下，看看要不要让曹老师知道自己的病情。知道了，曹老师才能做最后的交代及安排，才能得到应有的生命尊严。

翌日中午，得芳芳电话。言本周回国，奶奶同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可隐隐觉得为什么不是今天或明天？傍晚时分，得彬彬电话，言曹老师已经正式住进了 301 病房。全是蒋大夫的努力，她同时言，刚刚与女儿通过电话，互相通报了今天的情况。但是，未提及芳芳回国之事。

晚上，小今小雨双双回来。他们讲见到了曹老师，老师精神不错，还问到了与江平交流的情况。只是觉得江平老师太温和，许多事情还是不能等。同时，他们遵照医嘱，去超市买了水壶、热水袋、小米粥及一些水果。接着说，也碰见了彬彬老师。彬彬说不用留人，舅舅在，帮了大忙，有时陈仲也过来，这样也就弄得过来。只是因住院急着缴费，彬彬老师钱不凑手，他们就将身上的 2000 元钱给了她，一起交到了医院。

过了两天。26 号下午，得彬彬老师电话，介绍了曹老师近况。住进了 ICU 抢救室，只说不好，其余也没多说。言语之间有些欲言又止，我也不便深问。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芳芳和珍珍的情况。来还是不来？什么时候到？一点消息都没有。

27 号下午，再次得到彬彬老师电话，说曹老师已经昏迷。我迅即赶到医院。见到模样疲乏的彬彬老师，她身穿灰色长羽绒服，拿着手机一个一个的在接着电话。见到了这几天一直陪护的舅舅和同舅舅一起轮流陪护的孟亚军。孟亚军是陈仲单位的合伙人，也是芳芳同学。陈仲这几天出差，全是他盯着。曹老师据说今天已经是第二次昏迷。经过二度抢救，完全是在等两个女儿。目前处在有生命体征、无生命意识状态。

这时，进来一个人。60 岁上下年纪，戴墨镜、系围脖，着鸭舌帽。彬彬老师与大家介绍，这是毕谊民。他斜挎着书包，和大家一一握手后，将帽子掖在腋下。

这时候，毕谊民将大家拢了拢，开口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正式进入准备后事阶段。”话音刚落，我吓了一跳。这几天，尽管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但是，真正将死亡这么明明确确地摆在大家面前的这一刻，我还是接受不了。

“这样，大家报名。看看这几天谁能够在场？——我就算一个。”毕谊民极其冷静。示范性地举起了手，第一个举手报名参与丧事处理。

“我算一个。”是孟亚军。

“我算一个。”我举起了手。

“行，先就我们三个。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啊。第一，就是和院方主治大夫沟通好，看看人什么时候能够清醒、有多长时间？我们要做好准备。一旦清醒，我们拿着录音机进去，还要准备好纸笔。曹老师究竟是公众人物。他要有两个交代。一是对家人的交代，一是对社会的交代。彬彬啊，你点将。人越少越好，但也不能太少；第二，和官方做好交流。刚刚国保找过我，专门询问相关情况。这个沟通的人选，这样吧，我自告奋勇，由我来负责；第三，看看最重要的亲人有谁能来，什么时候来。需要做什么相关的准备？包括接机和联络等；第四，就是彬彬你，你不要乱跑。要注意休息，保持头脑清醒。你就是中心，大家许多事还是要你拿主意。”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毕谊民就是当年王军涛、陈子明集团鼎鼎有名的财政大臣。又称小毕，企业家，急公好义。子明半个月前去世，一切治丧都是由他主事。

接下来，是大家等候已久的探视时间。约莫下午五点，大家在医务人员引领下，穿过一道专门为我们打开的铁房门、穿过狭长甬道、往左边一拐，工作人员让我停下。顺着手势，我们隔着一扇巨大的透明玻璃窗户，看见了病榻上的曹老师。

他后脑勺朝着我们，头顶部头发稀疏，有些蓬乱。床铺有点微微斜放，头肩部略略仰起，人朝北面平躺着。这以来，曹老师即使人是醒着的，也完全看不到身后窗外的人。鼻孔、手臂插满了管子。突出的就是有些隆起的腹部，随着急促而剧烈的呼吸在紧张颤动。

彬彬老师依嘱伸手抓起璧沿上的话筒，准备对话。里面的主治大夫拍打了几次曹老师，没有反应；侯了一会，大夫再次拍打老师手臂，一旁的护士俯身帮着抚摸、呼唤，还是没有反应。大夫朝我们摇摇头，通过里边的电话说，他没办法说话，算了吧。彬彬老师依依放下了话筒，开始用手臂揩着眼泪。

剩下的是我们在窗外长时间的守候，大家抱着最后一丝通话的希望。

看见空旷病房里匆匆走动的戴着白手套、穿着一式白色长褂陌生的大夫、护士，还有身边冰冷高大的各式器械。我心想，没有熟悉的面孔、没有亲人的守候、没有亲切的拥抱、连一次温暖的握手都没有。难道这就是此时此刻曹老师眼里的一切？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医务文明？据说，这病房是十分昂贵的，一天上万元。可此时此刻在我眼里，即使农村最破旧的茅屋、最简陋的土炕都不知比这里强去多少倍去。那里，至少有家人的身影、又亲友的声音、有陪护时的温情、有送别时的叮咛，甚至还有儿时的回忆。哪怕只是一声问候、一个关切的眼神，甚至一丝熟悉的气息，都是逝者孤零零离去时亟需的关怀。

最终，还是没有希望。我们被护士送了出来。咣当一声铁门响，家人同曹老师见最后一面、说最后一句话的希望之门被彻底关闭。

这时，毕老师被电话请到楼下和国保交谈汇报去了，其他人在休息厅里等候。在等候什么呢？大家一直在等芳芳和珍珍的到来。大家一致的心思，自然的是奇迹出现，至少要等到曹老师醒来，哪怕一两分钟。跟大家做个交代、做个告别。

约莫天黑时分，毕老师从国保那里回来。国保一是关心病况，更多的是观察有没有人、有多少人可能利用这次病由，涌进医院，制造出些事端来。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是中共六四之后汲取的唯一的血的教训。据说，不光是海淀区的国保，北京市的国保也来了大头目，就守候在医院的会议室和门卫室，严阵以待。

芳芳和珍珍都是今晚到达。芳芳的飞机六点前后已经降落，据说正在出舱；珍珍的火车晚上九点抵达北京西站。

正这时，病房房门打开，走出一位中年大夫：“谁是 14 号病人的家属？谁是 14 号病房的家属？”对着大厅人群喊。我们立即拢了上去。大夫摘掉口罩，告诉说，刚才又是一阵昏迷，五六个人推压、抢救，终于又回来了，一身汗。告诉说，可能就在今晚。并询问还有什么重要的亲人要等待？我们大家纷纷通报芳芳珍珍的情况。

“是不是来讨要红包的？”我对着毕谊民耳朵悄悄问。

毕谊民抬头看我一眼。我悄声告诉他去年 11 月份工厂着火时的遭遇。那晚我正在家中吃饭，手机骤响，突报工厂木材烘干炉着火。“报警、赶快报警！”工厂说已报过了。我匆忙赶过去，在距离工厂 2000 米时，就看见火光冲突。到达时，消防队据说早就到了，但远远地泊车，并不动手。十几个消防队员排列在红色的呜呜叫嚣的救火车旁，双手交叉背后，眼望熊熊燃烧的火焰正一步步往房顶蹿升，却一动不动。消防队长在队列前低头徘徊，对厂长送上的香烟不屑一顾，口里只是一句话：“你们老板呢？他什么时候到？”队长稀松与我握过手后瞥了一眼：“你是老板？”“嗯嗯。”我点头哈腰。“你们工厂怎么回事？办消防执照了吗？”“办了，办了。”候我从办公室急急取出证书，他瞅了瞅还给我：“有消防制度吗？”还在问。“有，有。”我心急如焚他却不紧不慢，嘱厂长将消防制度给队长。他接过，看都没看就扔到了车上。见状不妙，我赶紧叫来财务：“家里有多少现金？”“10000 元。”“全取来。”当 10000 块钱现金被塞到队长衣兜里时我含泪请求：“请帮帮忙、帮帮忙。赶快救火啊？您看您看，一会儿要烧到油漆房了，会爆炸的！”队长似乎没有那么烦躁了，随后只嗯了一声，轻轻一挥手。呼啦，队员们一拥而上，这才开工干活。扯管、喷水、用灭火器。。。十来分钟就控制了火势。灭火离去时队长要了我的名片。一周后，遵嘱给他家新居送去一整车的家具，此事才算了结。

正说着，“哎呀，我忘了。”孟亚军忽然叫了起来：“彬彬老师，您得赶快回家，准备寿衣去。不然，一会儿身子僵硬了，就没办法穿了。”

“有有，家里崭新的衣服有。春节刚买的，只是改了裤腿，一次还都没有穿呢。”

毕老师说话：“最好还要准备些现金。”

“要现金干什么？”

“一会儿要人帮忙啊。大夫、护理、穿衣的人，都得备着啊。”

“可是，现金哪儿去找啊。天都黑了。”

“赶紧去吧。晚了怕来不及。”

“彬彬老师，我送你去。”我上前一步。两人一起出了医院。

送彬彬到家门口，她上楼准备衣物，我泊车后先去提款机上取出些现金捎上。后觉腹饥，便到旁边小店吃了碗面。想想医院众人，就又热了一蒸笼的白馒头捎上。再次上楼时，彬彬老师已经准备就绪。家中有芳芳安排好的从乡下过来的两位亲戚专门照顾老奶奶和善后，正在暖灯暖炉。

二人再次返回医院，此时已是八点时分。休息大厅已少了白日的喧嚣，长长的椅子上是亚军和舅舅在吃盒饭。这时，也陆陆续续来了一些曹老师的朋友，其中有安贞医院的女中医。据彬彬说，曹老师中午的时候，觉得呼吸困难，通过大夫要彬彬找个中医来，先帮忙缓解呼吸困难的问题。同时，一边叮嘱小今请慧缘法师做做功，看看是否有帮助。可是，法师远在广州，但通电话时，据法师本人说“做些功，也是管用的”。他本人愿意为曹思源先生尽些心意。

晚十时许芳芳珍珍到，陈仲、曹建也次第到来。大家交换完情况后，已近午夜。年轻人要求守夜，将我们忙了一天的人一应撵了回去。

“好，我们先撤，大家保存体力。”毕谊民命令道。

翌日晨七点，得到芳芳电话。经医院第四次抢救无效，爸爸早上六点半去世了。电话中，芳芳的语气很平静。这是 2014 年 11 月 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