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a Freesoul：噶伦堡的制面师走了——回顾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的传奇人生（下）

作者: Tara Freesoul

民族之声

八。让西藏问题成为国际焦点

1959 年，当爱尔兰和马来西亚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西藏问题时，嘉乐顿珠前往纽约进行外交游说。10 月 20 日至 21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1353 号决议，强调尊重人权，并重申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独立性。然而，该决议并未直接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9 年西藏代表团访问纽约联合国总部。来源：treasuryoflives.org

1960 年秋，嘉乐顿珠再次前往纽约，希望借助当年 4 月召开的“亚非会议”对西藏的支持，推动联合国通过一项支持西藏自决权的决议。虽然他们成功提交了提案，但由于会议议程拖延，该议题被推迟至次年春季才进入审议程序。

九。雪域上的秘密游击队

1953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大吉岭秘密接触了嘉乐顿珠，并承诺支持藏人游击队，协助他们展开武装抗争，争取独立，反抗中共统治。

在 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向西藏抵抗武装提供了步枪、弹药、手榴弹和无线电设备，并通过空投方式运送至西藏。嘉乐顿珠协助招募了约 300 名来自三大藏区的战士，他们在科罗拉多州赫尔营接受训练后，被空投回西藏。这些战士回西藏后又召集了更多成员，最终组成了四水六岗抵抗军，由康巴商人恩珠仓·贡布扎西领导。

然而，CIA 提供的武器支持极为有限。嘉乐顿珠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表示，尽管约有 4 万名战士加入抵抗行列，但他们收到的空投装备却仅有几百件。缺乏足够的支持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使得这些行动最终失败。

到了 1970 年，作为美中外交谈判的一部分，CIA 终止了对西藏的援助，以换取中国同意尼克松总统访华。随着美国全面停止支持，嘉乐顿珠深感失望，遂隐退至香港。

晚年时他在自传中表达了对跟中情局合作接受各种援助及代为训练四水六岗游击队的悔恨：

“最初，我真的相信，美国人想要帮助我们为西藏独立而战；最后，我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单纯，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中情局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西藏独立——事实上，我不认为美国真的想施以援手——他们只是想引起冲突，用西藏人来制造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误解与不和；最终他们成功了，1962 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就是一场悲剧。”

十。藏中对谈的使者

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毛泽东逝世和文革结束，西藏迎来了相对宽松的政治时期。第十世班禅喇嘛在经历了 14 年的监禁后终于获释。他积极倡导改善藏人的生活水平，并鼓励达赖喇嘛派遣代表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触，为流亡藏人重新访问西藏创造机会。而嘉乐顿珠被藏中双方一致认为是合适的代表人选。

嘉乐顿珠得到了弟弟达赖喇嘛的鼓励后于是决定成行。1979 年 3 月 12 日，嘉乐顿珠以私人名义前往北京会见邓小平，邓小平热情地接见了嘉乐顿珠，会谈期间，邓小平对嘉乐顿珠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邓小平还表示希望达赖喇嘛重回中国，并承诺恢复他曾经的职位。

嘉乐顿珠则提出了四项要求：允许境内外藏人互通讯息、为班禅喇嘛平反、派遣藏语教师到西藏恢复因文革而中断的藏语教育，以及允许流亡藏人政府在北京设立西藏办事处。邓小平同意了所有提议，并且还邀请流亡藏人政府派遣代表团前往西藏，亲自考察当地情况。

1979 年 8 月 2 日，达赖喇嘛派出代表团访问西藏，第一批代表团由统战部官员陪同，走访了安多、康巴和卫藏三区。与中共设想的反应不同的是，代表团所到之处受到了藏人民众热烈的欢迎。人们既为达赖喇嘛的代表前来接见而欣喜，又为过去二十年生活中的苦难而悲伤。

他们通过握手偷偷传递手信给代表团成员。有些信息是写给达赖尊者或者流亡中的亲属的，有些人则在纸片上潦草地写下了死去的人、遭受酷刑或监禁的人的名字。代表团返回香港时带回了至少七千封由境内藏人写给亲属和达赖喇嘛的信。

中共政府对藏人的反应感到震惊。邓小平意识到，数十年的政治宣传并未赢得藏人民心。如果不谨慎处理，局势可能会变得不稳定。因此，中共改变了原先的立场，对第二批和第三批代表团的活动加以限制，阻止他们与境内藏人进行实质性接触。这一转变导致中共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关系趋于紧张。

嘉乐顿珠于 1981 年会见了胡耀邦，对方向他提出了一份《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其中的第四条是如果达赖喇嘛回国并恢复其副主席职务，中国政府建议他住在北京，偶尔访问拉萨。这一提议是西藏流亡政府和普通藏人都无法接受的。流亡政府对北京挟持达赖喇嘛的怀疑日益加深，这进一步加剧了对中共的不信任。

达赖喇嘛和嘉乐顿珠始终坚持与北京和平对谈。尽管西藏被中共武力侵占是受到广泛认同的历史事实，到了 1980 年代，为了使得与中共的谈判得以持续下去，达赖喇嘛开始提出“中间道路”，即大藏区内部由藏人高度自治，其外交和军事主权则继续归属于中国。对于流亡政府而言，这是一种为了维系与中共的对话而作出的妥协。

随着达赖喇嘛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也不断提升。境内藏人也可以通过磁带和秘密传讯来收听达赖喇嘛的讯息。1987 年 9 月，拉萨藏人走上街头游行传达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中共再次对平民藏人进行了血腥武力镇压，并指责是西藏流亡政府煽动了藏人起义。

1987年僧人强巴丹增和其他抗议者们在拉萨（照片提供：John Ackerly） — 1987 年僧人强巴丹增和其他抗议者们在拉萨（照片提供：John Ackerly）

嘉乐顿珠展开调查后发现，在拉萨藏人游行示威之前，有一些外国游客来到拉萨寺庙并展示达赖喇嘛的照片，鼓励僧人进行示威，然而这并不是流亡政府的指示。他认为，这背后很可能是西方情报组织在有目的地破坏藏中对话。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对西藏流亡政府愈发警惕和戒备。双方的会谈逐渐停滞，直到 2002 年才得以恢复。

1989 年 1 月，十世班禅喇嘛在发表了一段对中共治理西藏政策的激烈批评后，陡然圆寂。几天后，中共邀请达赖喇嘛去中国亲自主持追悼会，但噶厦政府担忧达赖喇嘛被绑架，因而劝阻了他。嘉乐顿珠则认为他们因此错失了和北京建立信任的良机。

在寻找班禅喇嘛的转世过程中，中共安排西藏境内的恰扎仁波切与达赖喇嘛共同挑选转世灵童。按照传统仪轨，恰扎仁波切先筛选候选名单，再由达赖喇嘛做出最终决定。然而，达赖喇嘛在未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次日直接公开宣布了候选人身份，这让中国政府认为他无视了中共的权威。随后，中共否认了达赖喇嘛的选择，并逮捕了其选定的转世灵童确吉尼玛，同时宣布候选名单中的另一名男孩为新任班禅喇嘛。嘉乐顿珠对此深感遗憾，认为流亡政府在公开宣布前，应该先与中共进行协商。

尽管困难重重，嘉乐顿珠在长达 14 年间始终担任达赖喇嘛与中共高层之间的信使，促成藏中双方围绕西藏问题的谈判，并与多位中共领导人展开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