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云：《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读书笔记（二）
在探讨中西文明为何在近代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轨迹时，学术界曾长期沉迷于以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为代表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理论，将中西方的差异主要归结为煤炭资源的分布、海外殖民地的开拓等纯粹的经济与地理因素。然而，这种唯物主义式的经济史观，完全掩盖了决定人类命运的深层机制。许成钢在《制度基因》中指出，真正的“大分流”绝非发生在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前夕，而是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在制度基因的层面注定。西方文明的制度基因发轫于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广泛存在的私有产权。正是在保护无数分散的、独立的私有产权所有者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出了以规范私人权利与义务为核心的私法（民法）；而为了防止国家公权力侵犯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西方又进一步在私法的基础上衍生出了限制政府权力的公法与宪政理念。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从未产生过国际通行的、以保护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中国古代所谓的“法”，从商鞅变法到《大清律例》，其本质都是法家思想指导下的行政法与刑法的混合体，是君主自上而下统治、惩罚、奴役臣民的工具。在中国的传统法律中，根本不存在“私法”与“公权”的界限，更不存在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这种从史前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阶段就已经确立的制度基因差异，决定了西方能够在封建贵族、教会与君主的权力制衡中孕育出限制最高权力的宪政民主，而中国则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可挽回地滑向了权力高度垄断的极端专制深渊。
要理解中共极权体制为何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首先必须理解为其提供完美宿主的“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许成钢将中华帝制的核心机制概括为“三位一体”的统治结构：郡县官僚制、土地皇权制与儒教科举制。这三大基石共同作用，彻底剿灭了中国社会中任何可能产生独立政治、经济与思想力量的土壤。首先，自秦始皇以残暴的武力吞并六国、废除西周的封建分封制以来，中国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庞大且最为彻底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郡县制。在西欧的封建制度下，贵族凭借世袭的土地与私人武装，拥有对抗甚至制衡君主（如英国《大宪章》的签订）的独立政治权力。
而在中国的郡县制下，所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只不过是皇帝的雇员与奴仆。他们的权力并非来自世袭的权利或地方的选举，而是完全依赖于皇权的自上而下的任命与恩赐。皇帝可以随时以一纸诏书剥夺任何高官的权力、财产乃至生命。这种在政治权力上的绝对垄断，从根本上消灭了社会内部可能挑战皇权的组织力量。即使在帝国崩溃、天下大乱的短暂分裂时期，任何试图争夺天下的枭雄，其最终目的也绝非建立权力制衡的联邦或共和国，而是拼死追求重建一个消灭所有竞争对手的大一统集权帝国。郡县制这一制度基因，使得中国人世世代代习惯了被一个高高在上的庞大官僚机器所统治，将“大一统”的专制权力视为天经地义的宇宙秩序。
如果说郡县官僚制剥夺了中国社会产生独立政治力量的可能，那么作为中华帝制第二大基石的“土地皇权制”，则彻底摧毁了民间产生独立经济力量的基础。在当代学术界，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史时，往往被宋代以后频繁的土地买卖与商业繁荣所迷惑，错误地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发达的私有产权。许成钢运用哈特（Oliver Hart）的“最终控制权”理论，戳穿了这一学术谎言。在中华帝制下，皇帝拥有帝国所有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即主权与产权的高度合一）。所谓的地主和农民，无论其手中的土地契约如何流转，他们所拥有的仅仅是皇帝恩赐的“使用权”与部分“收益权”。为了防止民间财富的积累演变为挑战皇权的地方豪强势力，历代王朝都会周期性地动用国家暴力，以“抑豪强”、“均田制”或直接抄家没收等手段，对民间资产进行残酷的剥夺与重新分配。在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制度基因下，中国的富商巨贾与名门望族，其财富的安全完全没有法律的保障，只能卑微地依附于政治权力，寻求官僚的庇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从未诞生过类似欧洲那样能够独立于王权并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市民阶层。在一个任何人（包括最高级别的官僚）的财产都随时可能被君主以“莫须有”的罪名合法剥夺的社会里，所谓的私有产权不过是海市蜃楼。当中共在 1950 年代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轻而易举地用暴力没收全中国的土地与私有企业，建立起全面垄断经济资源的国有制时，他们实际上只是激活了中国人骨子里那种对“国家没收私人财产”习以为常的、最古老的暴政服从基因。
中华帝制制度基因的第三大核心，是作为控制人事与意识形态完美工具的“儒教 - 科举制”。任何一个想要维持长治久安的专制政权，都必须解决官僚集团内部可能产生的权力世袭与思想异端问题。隋唐时期正式确立的科举制，堪称人类专制统治史上最为精密，最为险恶的制度设计之一。一方面，科举制切断了权贵阶层通过血缘世袭垄断官职的途径，使得皇帝能够牢牢掌握官僚的选拔权，将天下英才尽数纳入体制之内，即所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另一方面，科举制将被历代御用文人篡改并高度政治化、宗教化的“儒教”（尤其是强调“三纲五常”、绝对忠君的理学）定为唯一的考试标准。这本质上是一场持续了千余年的、覆盖全社会的思想阉割与洗脑工程。
在西欧，基督教虽然也曾作为统治工具，但天主教会始终保持着独立于世俗王权的组织体系与财政基础。这种“政教分离”的传统，使得欧洲的大学能够在神权与王权的博弈缝隙中获得学术独立，进而孕育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而在中国，皇帝既是最高的世俗统治者，又是儒教的最高“教皇”，所谓“政教合一”达到了极致，中国的读书人要想获得社会地位与财富，唯一的出路就是将自己训练成毫无独立人格、只会揣摩上意、绝对服从皇权的奴才。在这种制度基因的长期毒害下，中国社会根本无法产生追求真理、探索科学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更无法孕育出关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这也为后来中共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取代“儒教”，将全国的教育、文化、媒体全面纳入党的宣传部与组织部绝对控制之下，实施更为严酷的思想专政，提供了现成的制度模板与温顺的群众基础。
正是这种两千年来不断自我强化、滴水不漏的“三位一体”制度基因，注定了中国在近代遭遇西方文明冲击时，任何试图自上而下进行宪政改革的努力都必然沦为历史闹剧。许成钢在《制度基因》中对晚清“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的剖析，揭示了中国政治精英在面对宪政时的无知与自私。宪政的本质，是社会中不同的、独立的利益集团（如贵族、资产阶级、教会等）为了保护自身的私有产权与基本人权，通过实力博弈而达成的一种限制政府最高权力的契约。然而，在晚清的中国，由于帝制基因早已将社会中所有独立的力量斩尽杀绝，根本不存在能够与皇权进行实质性博弈的社会基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其本质上依然是科举体制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传统儒生。他们之所以鼓吹变法，绝非出于保护普通民众个人权利的现代启蒙理念，而是深受当时传入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将“立宪”视为一种能够富国强兵、避免在列强竞争中被淘汰的工具。在他们的蓝图中，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设立议会，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强化国家的汲取能力和政权的集权统治。这种将“国家主权”凌驾于“个人人权”之上、将“国家富强”置于“个人自由”之前的扭曲价值观，不仅贯穿了晚清的变法，更成为了后来国共两党在中国推行独裁乃至极权统治的共同心理基础。
当 1905 年日俄战争后，清廷在内外交困之下被迫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时，其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更是将这种对宪政的防范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部所谓的宪法，其核心设计原则就是确保议会绝对不能干涉皇帝的权力，皇帝依然垄断着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一切“君上大权”。这哪里是为了建立权力制衡的宪政，分明是统治集团在面临覆灭危机时，试图以宪政之名行集权之实的权宜之计。然而，即便这种徒有其表的立宪改革，也因为触动了满清贵族与地方实力派的利益而举步维艰。更为悲哀的是，在一个绝大多数民众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对“权利”二字毫无概念的国度里，自上而下的选举形同儿戏。广大有产者甚至因为恐惧“露富”会引来政府的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而对选举避之不及。
没有广大拥有私有产权的公民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坚决斗争，没有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公民社会的强大压力，所谓的宪法不过是废纸一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起名义上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推动这场革命的主力——同盟会，其组织基础却是中国传统的秘密社会（如哥老会、天地会等）。这些会党分子关心的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均贫富的传统思维理念，他们对民主宪政一无所知，充满了对暴力的崇拜。孙中山在革命受挫后，更是迅速回归了中国传统的秘密结社模式，要求党员按指纹、宣誓绝对效忠领袖个人，从而亲手扼杀了民国初年那极其微弱的宪政火种。
综上所述，中华帝制那深植于历史血脉中的制度基因，为 20 世纪迎来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极权主义政权，准备好了最为肥沃的毒土。中国社会长期缺乏私有产权的保护屏障，缺乏法治与权力制衡的思想资源，缺乏独立于皇权的社会阶层与公民组织，有的只是对无上权力的顶礼膜拜，对暴力镇压的本能屈服，以及在“大一统”和“富国强兵”的宏大叙事下对个人权利的漠视与践踏。当源自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带着其严密的秘密政党组织、残酷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消灭私有制的乌托邦狂想来到中国时，它不仅没有遭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免疫排斥，反而与中华帝制“权力垄断一切”的基因产生了“激励相容”。中国共产党并非凭空创造了极权主义，他们只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精准地嫁接在了中华帝制这棵存活了两千年的朽木之上。他们用“党的领导”取代了“皇权至上”，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取代了郡县官僚，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了土地皇权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取代了儒教科举的洗脑。我们无比悲哀地看到，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现代化”，最终换来的却是一个将古代帝王专制与现代监控科技完美融合的极权主义升级版。我们必须明确，只要这种垄断一切资源与思想的制度基因不被彻底根除，中国的苦难轮回就永远无法终结。
2026 年 3 月 3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