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揭开海外中国国企真相——藏身企业的中共红色堡垒（上）
序言：飞机往来 · 特殊的大象——国企出没
2025 年 12 月 17 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历时近一年的巴拿马运河交易案因为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中远集团（COSCO）必须获得控股权而陷入新的僵局，这貌似控股权之争背后隐藏着中国国有企业究竟是什么的秘密。
当今世界各國对这一现象关注不够：在全球机场、会议室里经常看到一些往来频繁、乘坐头等舱的中国面孔──他们名片上通常写的“XX 经理”，人们自然把他们视为企业高管，殊不知在那些飞奔于世界各地的中国国有企业（SOE）的经理和高管们背后隱藏著一個驚天的秘密——他们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商人，而是身兼商业、情报、意识形态传播等多重角色，西方世界和整個國際社會对此浑然不觉，其所属公司则是中共全球扩张及对西方国家收集情报、渗透等多功能综合性平台及中國共产党的红色堡垒。世界各国对#中国国企“党—国—企”三位一体架构缺乏整体认知，全然没有意识到他们与国家使命高度捆绑的所谓“中国特色”，错失理解其核心目的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本人来自中国大陆，成长于“军民融合”企业，深感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特撰写本文，以揭开中共国企的真面貌，让世界了解其性质、作用、历史渊源及其对全世界各地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全文拟分五章阐明，并就此提出防范与治理建议如下。
1. 国企的前世今生——‘瑞金模式’放光彩
2025 年 6 月 23 日新华社报道《“红都”续写新传奇——解码“共和国摇篮”瑞金的文化自信样本》，文章回顾瑞金的历史起点——瑞金政权成立，建立“红色基因”，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体现红色历史的作用和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 1921 年 7 月 1 日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旋即掀起武装割据，1931 年在江西省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 年 11 月 7 日－1937 年 9 月 6 日），定都瑞金县，简称“瑞金政权”。这是中共在中华民国境内建立起的第一个“中央政权”，先后辖有 18 省 4 县，其政权运作经验和模式对日后中共发展壮大及建立政权带来很大影响，号称“共和国摇篮”。
瑞金政权为巩固其统治、解决财政供给曾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探索、发展和建立了一整套关于国有企业的多功能“瑞金模式”，并在随后的抗日以及内战中给中共提供了极大的帮助，1949 年中共建政之后仍沿用迄今。纵观中共国企的发展脉络大致如下：
1.1 瑞金时期 (1931-1934) 与’瑞金模式’
瑞金政权主要商业与财政的核心机构有三个，宗旨是为政权提供财政保障及全面支持。
（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国债，统一财政、筹措军费等，毛泽东弟弟毛泽民任首任行长，瑞金苏维埃币获苏联认可，1933 年曾从苏联采购军火。
（2）中央钨业局：1932 年由央行行长毛泽民筹备的“中华钨矿公司”是中共第一个国有企业，垄断辖内长汀、会昌钨砂（像现在垄断稀土一样），并作为“战略物资”在香港设立秘密联络点，通过出口钨砂换取药品和军火。1932 年至 1934 年钨矿所获收益达到了 620 多万大洋，高峰时拥有职工 5000 余人，提供了中央苏区 70% 以上的财政支持，形成「以礦養軍」的局面，极大的帮助了割据政府，其香港机构收集情报同时兼中共地下党与共产国际联络站。
（3）中央合作总社：1931 年 12 月瑞金县消费合作总社接管了成立于 1929 年的中共瑞金地下党组织筹建的“裕茂杂货铺”，它是最早的红军商店，主要用于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和保障红军物资供应，翌年成立中央合作总社，管理地方合作社、统一购销、建立粮布盐交换体系，兼具基层秘密交通、情报收集系统功能，其“侦察交通枢纽”（人货通道 + 军需转运），合作社 + 运输线成为党的秘密情报网络骨干，形成“以商掩情”模式，合作社兼财政后勤和情报功能，其内部系统运作也具有“经济 - 组织 - 情报”三合一功能。
（4）海外国企多重身份的雏形——“以商掩情”模式与“红色渠道”的建立
瑞金政府时期钨矿公司和中央合作社通过经营活动探索出“以商掩情”治理模式，（香港）海外贸易站作为红色渠道成为党国早期全球网络雏形，其密信通道，情报员与商贩合一等行动奠定了海外国企多重身份的基础，并仍在运行，虽然中共已经建政 77 年，但当今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国企身上依然闪烁着瑞金色彩，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在新的形势下发扬壮大。
1.2 抗战 - 解放战争时期 (1935-1949)—红色地下经济与情报网
瑞金模式在此后的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日臻成熟，主要分两大部分；国民政府管辖区（国统区），中共内部称白区，以及香港（海外），不仅以商业机构面目出现的地下党组织遍布全国各地，而且在国统区建立起地下经济网兼情报网，把“红色商业”与情报、财政结合，形成了“以商养党”、“以商掩情”叠加的模式，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共元老、“隐蔽战线”核心人物、著名领导人陈云。
陈云与上海地下经济和情报网：
长期搞地下工作的陈云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初负责中共特科（情报部门）时，仅在上海及周边地区以药房、钱庄、商号等形式设立了约 29 家企业，它们被称为“红色商号”或“交通网店”，是上海中共地下党体系的核心节点；他曾明确要求情报人员进行“社会化、职业化”伪装，并“投入一定资金，让一部分同志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做生意”，将大量铺子盘得“生龙活虎”。
“如新建中央特科总部是一家煤球铺，铺内从老板到店员都是特科人员，······共产国际代表称赞陈云；这个人花了几千元，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上海党史网「陈云与中共隐蔽斗争」2023-09-15，作者：杨幸何）。
这些企业表面上从事正常商业活动，实质上承担着资金物资筹集与转运、地下党的秘密联络侦察、渗透与情报交换等大量工作。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及党史学者朱佳木的研究综合估算，1941–1947 年间，陈云通过敌后贸易与相关经济活动，为延安提供的资金规模累计达数亿法币，约占陕甘宁边区财政来源的三分之一左右，不仅支持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还维持了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基本运作，“地下经济网”成为中共政权财政的重要保障，功莫大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朱佳木。“陈云在经济战线上的活动.” 《党史研究与教学》1986 年第 2 期）。
1.3 全面国有化 (1949-1978) 与邓小平改革
1949 年中共建立政权并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公有化运动，1956 年公私合营后，全国工业产值 90% 归国营；国家按“统购统销”直接把企业利润编入财政预算，形成“部委 - 工厂”垂直体系，政企不分，企业厂长行政级别与部委司局级相等，企业办社会，自有研究所、学校、剧院及公安武装，兼具准政府功能。
1979 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国企开始实行公司化治理，党政分开同时发展私营经济，但其定位在对国有经济拾遗补缺的角色，国企的绝对主导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1.4 陨落的香港——中共红色离岸中心
(1) 东方明珠香港自中共成立 100 多年来，始终在其生存与扩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海外红色中心”的作用，其地缘与制度优势在党国体系对外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为中共政权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首先，在早期瑞金时期，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使中共得以利用其特殊的地缘位置与国际通道，建立秘密交通线和资金渠道，成为中共海外活动中心。
在抗战与内战时期，香港成为中共与外界沟通的重要海外枢纽，承载了情报、渗透、商业、资金物资及人员的关键中转功能。中共在港建立若干全资、合资公司，其中尤以香港华润公司为代表。华润是中共在香港建立的最核心、最全面、最有代表性的企业，前身为 1938 年在香港成立的联和行（Liow & Co.），专为中共在海外贸易和联络机构而设立。在二战及中国内战期间，配合中共进行海外联络，保管资金和物资、向后方输送支援等工作，曾被中共地下组织用于多个秘密任务，一度几乎全部工作人员都是中共的 ‘地下党员’，甚至内部设有电台，“仅机要股多达⼗五、六⼈，多是现役军⼈，⽽且多来⾃中央机要处，他们政治上可靠，业务上⼀流”（《红色华润》《华润发展史（内部档案）》）；再次，在 1949 年中共建政后的初期阶段，香港仍是其对外经济贸易与金融联系的基地。通过香港中共能够绕开冷战背景下的西方封锁，进口急需物资和出口换汇。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香港则逐渐转化为中共吸引外资与包装国有企业的重要门户。港资为中共在对外融资与国际市场运作中提供了合法化与国际化的外衣，而香港的金融、法律与航运体系，则为红色资本顺利进入世界市场提供了制度性便利。
香港长期作为中共海外统战、情报与经济渗透的前哨站，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不仅是中共历史上的生存补给线，更是当代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情报、金融与统战活动的战略跳板，即便在《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在国际社会中仍然以“港资”与“香港”平台的名义为中共国企提供信誉背书，帮助其掩饰政党与国家背景。
(2) 香港中资（国企）的规模和功能—-中资最集中的海外据点
据香港政府统计截至 2024 年，香港有来自中国内地的企业达 2,620 家，但这只是“可统计”口径。新华社在香港回归 25 周年时指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港中资企业及其下属实体公司注册总数已超过 4,000 家”。前者是港府按“母公司所在地”严格统计的结果，后者则是把央企、地方国企及其大量子公司、项目平台一并纳入后的整体估算。央企集团几乎所有重要央企都在香港设有总部、区域总部或关键平台公司。更重要的是，像华润、招商局、中信、中旅等“超级央企体系”，在港往往并非一个公司，而是由数十甚至上百个法律实体构成的庞大网络。中资主要分布金融地产、能源电力、航运物流、贸易零售，以及文化传媒等领域，这种覆盖“资本、资源、通道、叙事”的全链条结构，使香港成为中共红色国企最大、最密集、功能最综合的海外集中地。
主要中资企业：金融银行：中国银行（香港）、工农中建、交行、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等，地产基建：中海地产、保利、华润置地、招商地产等，能源电力：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华电、大唐、华能等，航运物流：招商局、中远、中外运、国航、南航、东航，贸易零售：华润万家、屈臣氏合作平台、医药零售网络，统战文化：新华社香港分社、中信中旅、中联办背景的出版和传媒公司。
中资不仅是商业巨头，更是中共在香港进行渗透，获取外汇、操纵金融的跳板和平台，控制香港经济命脉、维护统治的政治基础，堪称是中共海外央企的经典代表和最佳诠释。
2. 国企的性质、规模与国资委
2.1 国企的性质——“国企姓党”
中国的国有企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主体”，而是党—国—企三位一体的政治机器，官宣称之为“共和国长子”。国企首先是一种政治安排，其次才是经济考量，它并非属于政府，而是属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维护和巩固其一党专政的工具，此性质官方多次有正式、权威的表述。2015 年 8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称，国企“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新华社 2016 年 10 月 10 日习近平在全国国企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国资委及各大国企也多次重申“国企姓党”，中国一汽党委书记徐留平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在国资委网发文表态“始终牢记’国企姓党’的政治本色”。中共党魁习近平对央企不仅频繁作重要指示，还经常亲自视察亲自指挥。
2025 年 12 月 23 日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骨干和支柱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总理李强出席该会议并讲话。这是央企地位在中国的真实写照。
中共通过法律上、公司治理上和国资委监管制度确保国企成为实现党的意志的工具。在法律层面，2017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公司应当依据党章设立党组织并为其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在制度层面，中共中央及国资委进一步要求将党的领导和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使其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治理条款。特别规定了“决策前置审议”制度，即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投资、人事等）必须先由党组决定后，再提交董事会或经理执行，未经党委事先审议不得生效，通过制度化、程序化安排，实质性地嵌入企业决策核心。
在公司治理上通过“党管干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实现党对企业领导层/经理层的控制。 “党管干部”指的是国企党委具有对下一级干部的管理权限。干部任用必须经由党组决定，包括董事会成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必须得到上级党组批准，才能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而董事会更像一个“橡皮图章”，仅有象征性、程序性作用，决策权在党委。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指的是国企党委领导通过法定程序进入企业董、监事会、经理层，反之，董、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的党员进入党组织领导层，形成“一套人马、双向任职”的架构，国企党委书记通常同时担任董事长（或执行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进入监事会或担任监事，党委委员进入董事会、经理层任职，从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上保障党对企业的绝对领导。
中共还构建了一整套严密的国资管理体系，保证中共意志在国企中的传递和执行。这套体系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国资委——国企总部——下属国企或海外国企的层级组成，向下层层分解和考核落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每五年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每年制定下一年度的经济发展战略，下达到国资委和地方国资委，由其分解到所属各行业的央企或地方国企总部，国企总部再以公司董事会和党委的名义传递到海外公司，通过逐层考核与奖惩确保国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国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2.2 国企的构成和规模
中国国企分为中央直属企业（央企）和地方政府所属的企业（国企）。央企是指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 100 个实业类企业，以及财政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 145 个企业（包括金融、行政、商业、文化类企业），截止到 2025 年央企共 245 家。
央企中最核心部分是国资委管理的 100 家企业（2025 年 7 月 29 日最新公布的央企名录，附件 1），其中排名前 54 名企业又称“重要骨干企业”，领导人由中央管理，享受副部级待遇，简称“副部级央企”,后 46 户一般央企领导人则由国资委党委管理，享受正厅级待遇。
地方国企数量截止到 2023 年，全国省级国企 665 户（新浪财经：一文速览全国省市央国企分布 | 243 家央企和 665 家省属国企，2023-10-07），上述二者合计 900 家企业垄断了中国的绝大部分经济。央企各地分支公司以及省市县各地国企及其合资等共计国有控股企业 36 万个，占全国总数 3283 万个的 1.1%（数读国有企业五年）。2025 年 1 月国新办披露截至 2024 年末，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资产总额已接近 401.7 万亿元。过去五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占中国 GDP 的比重长期维持在 60% 以上，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国有控股企业占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 约三分之一，凸显其在中国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其中央企资产规模已超过 90 万亿元，2024 年实现增加值 10.6 万亿元；利润总额 2.6 万亿元，上缴税费 2.6 万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人均 81.2 万元（国资委官网），在能源、电信、交通、基建等关键领域，中央企业处于绝对控制地位，构成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骨架”。
在全球层面，中国国企的规模同样巨大。2025 年《财富》世界 500 强中国共有 130 家企业上榜，占全球上榜企业总数的 26%，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 138 家之后。其中国家电网位居全球第三，中国石油位列第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 130 家中国上榜企业中，84 家为国有或国有控股（含央企/中央金融国资控股 + 地方国资控股），约占总数的 65%，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非国有控股企业港澳台 9 家（6.9%），中国大陆 37 家（28.5%），换言之中国在世界 500 强中“真正来自市场化民营经济不到 30%，主体是高度集中的超大型国企体系。
2.3 国资委统一领导
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SASAC）成立于 2003 年，直属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责监管央企，负责人事党建和海外布局等所有事宜。国资委对央企进行全面的监管和直接领导，其网站详细罗列它的职能，特殊神秘的是第八条，“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此“其他事项’相信就是央企不能明言的特殊作用（附件 2）。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资委全面领导、接管所有央企的对外事宜，在其 22 个机关中，至少有 11 个部门涉及和负责对外工作，反映了央企对涉外事务的高度重视及其政权属性。其中政策法规局“负责政府间国企议题的对话谈判和有关应对协调工作”，规划发展局对“企业重大投资和境外投资进行监管；指导所监管企业制定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董事会工作局（一局）“统筹推进所监管企业董事会和外部董事队伍建设”。
尤其是下列三个局详细反应了央企的海外使命和政治经济联合体的特色：（1）党建工作局（党委组织部、党委统战部）：“指导所监管企业的统战和党外知识分子工作”。（2）宣传工作局 (党委宣传部)：“负责所监管企业理论武装、意识形态管理、对外宣传；指导所监管企业新闻舆论工作···；负责对外宣传、新闻和网信工作”。（3）国际合作局“承担委机关、直属单位的外事工作，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承担部分行业协会有关外事管理与服务事项；负责所监管企业境外经营的外事事务，配合处理境外突发事件和危机工作” 。
国资委对所属企业不仅进行全面领导、而且直接下场参与具体工作，承担、负责央企的对外宣传、外事、统战和危机处理等工作，这意味着中国海外国企上述所有事项均由国资委担任，外国普通民商企业在此问题上遇到的对手是中国政府国务院组成机构国资委，而不是那个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国企稻草人。
国资委网所有领导层党的职务均排在先、政府在后（下图），是一个鲜活的说明。国企日常业务按企业运行，设董、监事会，但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企高管与政府官员身份互相转换，从而形成党 - 国-企三位一体的中国国企独有特色。
最新一例：中共人力和社保部 12 月 31 日消息，原中國遠洋海運集團副總經理張勇改任香港中聯辦副主任；而传言即将落马的马兴瑞曾任航天科技集团高管，后来转任广东省省长、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这是常态。
2.4 特殊国企——集“党政军企四位一体”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成立于 1954 年，类似机构在中国东北、西部、西南等边疆地区亦有存在，但以新疆规模最大、制度形态最为完整，也最具代表性。兵团是中共体制内一种高度特殊的国家组织形态，集党、政、军、企于一体，既非一般地方政府，也非普通国有企业，而是准国家机构与准军事经济体，在中国政治经济结构中具有显著的独特性与制度象征意义。
从政治属性看，兵团不受新疆自治区党委的常规管辖，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党委在政治地位上等同于自治区级党委；在行政层面，兵团拥有一套独立而完整的治理体系，包括自设的师、市、团场等行政单元，以及配套的公安、法院检察系统和教育医疗、民政等公共管理职能。辖区内居民处于兵团治理体系之下，非地方治理体系，兵团是一个并行于地方政府存在的体制内政权单元；在军事与安全层面，兵团源自解放军部队就地转业、屯垦戍边的历史，至今仍保留鲜明的准军事化组织特征和准军事化管理，组织结构沿用军队式编制（师、团），具备战时动员、维稳支援和后勤保障等功能，承担着“平时生产、战时应战、急时维稳”的角色，是中共在新疆推进“军民融合”和“维稳前置”的载体。
在经济层面，兵团以国有企业形式运作，构成一个超大型的国有经济集团，产业覆盖农业粮食、工业能源、房地产以及金融物流和对外贸易等多个领域，控制着大量农业资源与生产能力，拥有新疆近 1/4 可耕地面积、约 30% 棉花产量，企业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在若干关键产业中占据垄断性或主导性地位。截止 2023 年兵团约占新疆 GDP 的约 20%-25% 左右（Wikipedia、The China Project），拥有大批所属公司甚至上市公司：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粮屯河、兵团城投集团等，甚至本人在佛吉尼亚的华人超市赫然见到过兵团企业出口的新疆大枣而没被禁止。
总体而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国有企业集团，而是以企业形态运行的国家治理机器，是中共在新疆将政治控制、经济开发、殖民掠夺、人口布局与安全治理高度整合的一种制度化治理模式。
2026 年 1 月 19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