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露：应该如何对抗中共在欧洲的锐实力渗透？（下）
在高层“交朋友”
精英捕获是指一个外国势力“捕获”本地的商界、政界、社区及其他领导者，以影响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从而操控其所领导或代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这种方式使外国势力能够将民主治理机构重新定位为实现自身政策目标的工具，即便这些目标与机构的初衷相悖。
外国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捕获本地精英，直接的腐败只是其中之一。更微妙的方式是通过统一战线工作“交朋友”，建立一种不对称关系，由中共影响力官僚机构通过一系列激励手段操控，其中可能包含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倾向、天真无知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中共的国际联络部专门负责对外国政治精英的统一战线工作，但任何其他中国机构，包括名义上的私营企业，也可以参与协助。典型的目标是外国国家级政治领导人和国际组织的领袖。
CEFC 中国能源公司（中能源）的故事是许多精英捕获案例中最具教育意义的例子之一。这家名义上的私人企业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最终迅速垮台。中能源的商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投资诈骗，依赖于从中国国有银行（特别是国家开发银行）获得的便捷贷款。中能源还与解放军强硬派和军事情报部门关系密切。尽管表面上是一家能源公司，中能源还运营着以其名字命名的智库。该智库由其秘书长何志平领导，他曾是香港回归后首任政府的前任保安局局长。该智库致力于在全球会议和联合国等场合宣传中共政策和理念，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并凭借其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关联身份，享有出入纽约联合国大楼及接触关键联合国成员的权限。
2015 年 8 月，当时的联合国大会主席、乌干达的萨姆·库泰萨以 50 万美元的贿赂款将中能源董事长叶简明任命为其“特别名誉顾问”，这笔款项由何志平通过银行转账到库泰萨的私人账户。几个月前，叶简明成为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的“特别名誉顾问”。2013 年，泽曼总统在对华外交政策上进行了不明智的转向。
2015 年初，中能源在捷克几乎毫无名气，甚至在中国也不广为人知。然而，在泽曼的支持下，中能源被称为中国投资浪潮的旗舰公司，进入捷克后进行了多起高调收购，包括在布拉格历史中心购买的优质地产——这些收购基本上只是出于炫耀和地位象征。在泽曼的支持下，中能源获得了捷克国内的广泛通行证，所有门都对公司及其董事长敞开。中能源在布拉格设立了欧洲子公司，但并未积极寻求商业机会，反而开始从权势阶层和关系密切的人士中雇佣人员。该公司将前政客和高级公务员直接纳入薪资体系，其中许多人还在政府和总统办公室担任顾问职位。某些时候，中能源几乎与捷克国家机构融为一体。原布拉格城堡礼宾部主任米罗斯拉夫·斯克莱纳尔在两年内三次往返于行政办公室和中能源之间。
2016 年 3 月，习近平在前往美国途中唯一的欧洲站便是布拉格。捷克总统泽曼及政府竭尽全力接待习近平，包括限制对习近平访问的抗议活动。泽曼声称访问期间签署的投资协议将在第一年内带来千亿捷克克朗的投资（实际到一年后仅实现约 2%）。2017 年 10 月，中能源成功吸引前欧盟扩大与睦邻政策专员、捷克外交官斯特凡·富尔加入。然而，此时中能源在捷克的“自由行”即将结束。
2017 年 11 月，何志平在纽约因腐败和洗钱罪被捕。2018 年 3 月，叶简明在中国被中共纪检部门“失踪”，至今音讯全无。由于无法筹集足够信贷来抵消旧债，中能源迅速垮台。这一中国政治腐败的警示性故事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但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反响。
在乍得和乌干达，这则新闻几乎没有引起波澜。这两个国家的总统与乌干达外长萨姆·库泰萨（前任联合国大会主席）都收受了何志平代表中能源提供的贿赂，涉及复杂的石油权利交易及在乌干达设立合资企业的承诺。而联合国对此丑闻则是沉默以对。中能源的经社理事会认证直到 2019 年才被终止，当时其智库已不复存在。尽管何志平–中能源丑闻只是联合国内一系列高层贿赂案中的最新一例，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至今尚未下令进行审计。2017 年 5 月，澳门富商吴立胜因贿赂联合国大会前主席安提瓜的约翰·阿什而被判四年徒刑，而这起案件同样涉及中能源。令人惊讶的是，中能源还曾与阿什的前任、塞尔维亚的武克·耶雷米奇建立关系，并支持他的智库——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借船出海，浑水摸鱼
通过统一战线工作、“经济外交”、腐败等方式在外国政界精英中“交朋友”，北京得以将被收编的机构重新定位，以推动自身议程，从内部削弱民主体系。为了赢得常常持怀疑态度的外国受众，中共依赖多种渠道进行外部宣传。
自 2013 年 8 月以来，中共领导层一直呼吁增加“话语权”，并要求中国媒体“讲好中国故事”。宣传系统在现代电子媒体网络上进行了大量投资，例如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以与来自民主国家的主流电视和广播网络竞争。然而，由于西方观众习惯于更多的媒体自由和多样性，中国的官方媒体普遍被视为缺乏公信力，因此这些努力的影响有限。
一种更有效的外宣方式是通过本地声音“洗白”宣传，使其显得更为真实。在中共术语中，通过本地实体本土化外部宣传被称为“借船出海”。最典型的“借船”方式是将《中国日报》的插页刊登在西方报刊上，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这些插页还出现在其他国家的英语报纸中，如尼泊尔的《加德满都邮报》。
然而，还有更复杂的“借船”方式。中国可以直接购买“船”——直接或通过中介收购媒体。例如，2015 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在十四个国家秘密持有多数股份，建立了一个全球广播电台网络（超过三十家电台），这些电台开始播放亲北京的报道。此外，中共有时还借助本地媒体的“朋友”合作或施压那些在中国有利益的公司，使其在本国发布符合中方立场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包装（或“洗白”）信息比插页更有效，因为插页通常被视为外来宣传。
在中东欧，这类努力在捷克共和国有最详细的记录。2018 年中能源崩溃后，捷克的公众舆论对中国的态度转为反感，亲北京势力则发起反击，试图通过操纵媒体和公共话语进行危机管理。这些努力主要针对被视为反华力量主力的“解密中国”（Project Sinopsis）。
例如，捷克最大金融集团 PPF 旗下的消费贷款子公司 Home Credit 在 2019 年秘密开展了一场宣传活动，以“理性化”捷克对中国的辩论。Home Credit 在中国有大量投资，并聘请了捷克的公关公司 C&B Reputation Management，该公司因在选举期间的“游击营销”而闻名，负责在捷克媒体中安插更多亲中内容。C&B 的工作发票和时间记录被泄露给捷克在线新闻网站 Aktuálně，后者对此进行了报道。文件显示，C&B 帮助设立并运营了一个名为“Sinoskop”的表面上独立的智库，旨在成为“解密中国”的对立面，以影响捷克国内有利于中国的公众舆论。
2020 年 1 月，捷克共和国爆出一个典型的“借船”案例。20 世纪初期，著名报纸《文学报》因财务困境，于 2009 年被前捷克斯洛伐克末期两位总理的发言人米罗斯拉夫·帕维尔收购。新东家逐渐将该报纸转变为中共的软性宣传平台。2017 年，帕维尔与中国《光明日报》及其内容分享平台“阅中国”建立了正式合作关系。根据合作协议，《文学报》定期发表由《光明日报》在北京编译的文章，直接将中国官方媒体的内容传递给捷克读者。此外，《文学报》还在与《光明日报》和中国驻布拉格大使馆协商下，准备专题文件，内容涉及中国文化及其他更具争议性的主题，如新冠疫情或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通过《文学报》这一“借船”渠道传播中国官方媒体内容，成为中共以本地声音洗白宣传的特别巧妙手法。许多捷克人对该报纸的辉煌历史仍有模糊记忆，但不了解它的最新转变。直接的宣传常常掩藏在较为“中性”的文化内容中，毫无戒心的读者可能未察觉到这些内容与中国官方媒体的关联。有趣的是，《光明日报》最初是一份面向中国文化和知识界的报纸，但一直因其在海外情报活动中的掩护作用而知名。同时，《文学报》出版人米罗斯拉夫·帕维尔本人在 1970 年代曾被捷克斯洛伐克的秘密警察招募，而该报的许多作者也有类似的背景。
《文学报》与《光明日报》的合作最终在 2020 年 1 月被曝光，捷克媒体也报道了 Home Credit 为“理性化”捷克对中国的舆论所开展的活动。揭露威权势力对信息空间的扭曲是削弱锐实力的最佳方式。这种揭露将开放信息系统对中共媒体操控的脆弱性转化为韧性。一旦宣传和虚假信息被曝光，它们便会适得其反，使社会对这类干预产生免疫力。
2024 年 11 月 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