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信：安愛波邦《獨裁者聯盟》一书的启示（二）
曾幾何時，在 90 年代末至 21 世紀初的那個充滿玫瑰色幻想的黃金時代，西方民主世界的政治人物、學者和科技巨头們普遍沉浸在一種科技決定論的盲目樂觀之中。他們天真地將網際網路視作自帶民主基因的終極解放工具，深信資訊的自由流動將如洪水般沖垮一切專制政權的知識壟斷與審查高牆。安愛波邦在書中無比諷刺地重提了 2000 年美國總統柯林頓的那段著名演講，當時柯林頓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向聽眾談及中國政府試圖控制網路的舉動時，引發了臺下外交政策專家們的哄堂大笑，他戲謔地祝中國「好運」，並聲稱控制網路「簡直像把果凍釘在牆上」。
當時的世界普遍相信，電腦、衛星通訊和網際網路的普及，必然會促成公民社會的自組織，甚至推動專制國家的文化與政治復興。然而，西方從一開始就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邏輯錯誤，他們低估了獨裁政權為了維持生存所能爆發出的驚人學習能力與適應能力。獨裁者們絕非故步自封的化石，當他們意識到「透明度」、「問責制」和「民主」等詞彙可能透過網路直擊其統治軟肋時，他們沒有選擇拔掉網線，而是傾盡國家之力，將科技翻轉為人類歷史上最有效的奴役工具，而恰恰是西方的科技巨頭們，在逐利的資本邏輯驅使下，爭先恐後地為中國打造這座數位監獄做出自己的贡献。雅虎公司為了市場准入，乖乖簽署了保證不讓當局禁止的詞語出現在搜尋結果中的「公開承諾書」，微軟一度修改了旗下的部落格軟體以迎合審查協議，而美國網路設備巨頭思科（Cisco Systems）公司，更是向中國出售了價值數億美元，專門針對被查禁網站進行封鎖的底層技術設備，甚至直接向中國三十一省的警察部門提供監控技術支持。正是藉助西方世界親自遞交的這些技術，中共成功建立起了「防火長城」，一套異常精密複雜的網路資訊過濾與封鎖機制的龐然大物。「防火長城」不仅讓「天安門」、「一九八九」等承載著歷史真相與民主訴求的詞彙在十四億人的數位空間中徹底蒸發，同時又允許被嚴格管控、高度受限的本土社群媒體蓬勃發展，從而在維持經濟活力的同時，將每一個網民的每一次點擊、每一次發言都納入了維穩部門的全天候監視之下。網際網路不但沒有成為釘在牆上的果凍，反而被中共轉化成了一張天羅地網，牢牢限制了中國人的自由與思想。
中共對數位專制的探索絕未止步於封鎖網頁和審查言論，安愛波邦在《獨裁者聯盟》中，还詳述了中國新疆模式如何成為這場專制實驗的測試場。在 2009 年爆發一系列政治抗議之後，中共對這片生活著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穆斯林的廣袤土地實施了人類現代史上前所未有的監控鎮壓，一場由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和生物特徵辨識技術驅動的廣泛迫害。在這裡，維吾爾人被強制要求在智慧型手機上安裝所謂的「保姆型應用程式」，這些由國家機器開發的流氓軟體猶如潛伏在口袋裡的數位警察，全天候、無死角地掃描並回傳使用者的通訊內容，搜尋任何被當局定義為「意識形態病毒」的蛛絲馬跡——哪怕只是一句關於《古蘭經》的經文、一段涉及宗教的寒暄，或是下載了用於翻牆的 VPN 軟體，都會立即觸發警報。
中共的監控觸角更是延伸到了令人難以忍受的生物學層面，透過語音辨識技術、強制採集 DNA 拭子樣本以及虹膜掃描，當局建構了一個龐大的生物特徵資料庫。這套系統與遍布大街小巷，且配備了最先進臉部辨識軟體的監控攝影機網絡深度結合，再串聯個人的消費紀錄、出行軌跡、閱讀習慣甚至家庭用電量異常波動，將海量的數據碎片在雲端拼接成一幅幅清晰的「嫌疑人畫像」。正如書中引述科技記者安德森（Ross Andersen）的警告，中國的演算法正在追求一種科幻小說般的壓迫能力，在政治反抗力量甚至剛剛萌生出模糊念頭之前，就透過數據預測將其精準鎖定並提前撲滅。數以百萬計的維吾爾人僅僅因為演算法判定其具有「潛在風險」，便被毫無合法程序地投入了被稱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的集中營。中共將這套令人窒息的數位利維坦包裝成無害且充滿善意的「平安城市」計畫，彷彿其唯一的用途只是為了改善交通擁堵和打擊普通刑事犯罪。但其真正的、也是唯一的政治目的，是徹底剝奪個人的私密空間與自由意志，建立一套由所謂「社會信用系統」支撐的黑名單機制，讓任何試圖質疑政權、倡導民主的思想從實體和數位兩個維度上同時灰飛煙滅。
這套由中共在新疆反覆測試成熟的數位專制技術，正作為「獨裁者聯盟」最核心的戰略商品，以極快的速度向全球輸出，幫助世界各地的現任或未來獨裁者將異見扼殺於搖籃之中。安愛波邦指出，中國正透過其龐大的科技巨頭（如華為）和慷慨的政府融資，向那些亟需鞏固權力的專制政權或民主倒退國家提供一整套「方案」。在巴基斯坦、巴西、墨西哥、南非乃至歐洲邊緣的塞爾維亞，中國推銷的「平安城市」系統正生根發芽。在辛巴威，現任獨裁者姆南加瓦為了維持其因貪腐和經濟崩潰而搖搖欲墜的統治，直接引進了中國的臉部辨識技術與監控設備。儘管他們在名義上宣稱這是為了設計「機場、火車站、公車站的智慧安全應用程式」，但任何對專制本質有所了解的人都心知肚明，這些技術最終必將瞄準那些敢於走上街頭抗議的異議人士與反對派。
當馬來西亞的維安部門開始使用中國企業提供的人工智慧技術，即時比對監控畫面與中央資料庫時，當某些混合式民主國家甚至也開始垂涎於這種高效的社會控制手段時，中國實際上正在全球範圍內形塑一種新的「治理範式」。中國輸出這些技術的動機不僅是出於商業利益，更是出於一種深謀遠慮的地緣政治算計，如果能在全球範圍內推廣並使這種大規模無死角監控的模式「正常化」，那麼自由民主世界對中國在國內踐踏人權的道德指責就會顯得蒼白無力，其自身專制統治的正當性就能得到反向強化。正如數位科技專家費爾斯坦（Steven Feldstein）所言，中國越能讓其他國家的治理模式與自己保持一致，這些國家對中國霸權的威脅就越小。這就形成了一個邪惡的閉環：中國的資金與市場哺育了監控技術，新疆的集中營充當了演算法的訓練場，而後這些帶有壓迫性質的數位科技被源源不絕地運往卡拉卡斯、哈拉雷或貝爾格勒的街頭，幫助那些「獨裁者聯盟」的盟友們牢牢控制本國人民。
此外，安愛波邦在書中还列舉了一系列「跨國鎮壓」（Transnational Repression）案例，这是獨裁者聯盟向民主世界的司法管轄權與國家主權發起的公然挑战。2021 年，白羅斯獨裁者盧卡申科為了抓捕年僅二十幾歲的流亡異議記者、Telegram 社群平臺 Nexta 頻道的創始編輯普洛塔塞維奇（Roman Protasevich），不惜踐踏一切國際航空公約，以荒謬的「炸彈威脅」為藉口，出動米格戰機將一架從希臘飛往立陶宛（兩地皆為歐盟國家）的瑞安航空民航客機強行迫降在明斯克。在這場震驚世界的劫機事件中，盧卡申科毫不掩飾其綁架的目的，對機上眾多歐洲公民的生命安全視若無物。當普洛塔塞維奇在飛機下降時絕望地說出「我要面對的是死刑」時，這正是獨裁者想要向所有反抗者傳遞的終極恐懼。隨後，普洛塔塞維奇在遭受殘酷訊問與酷刑後被迫在電視上進行荒誕的認罪，這一幕就是在向整個白羅斯的流亡群體宣告，無論你逃到哪裡，無論你身處何種民主國家的庇護之下，國家機器都有能力將你攫回。而俄羅斯的普丁政權在這方面更是手段毒辣，劣跡斑斑，從使用放射性毒藥釙 -210 在倫敦毒殺前特工李維寧科（Alexander Litvinenko），到在索爾茲伯里（Salisbury）使用軍用神經毒劑「諾維喬克」（Novichok）暗殺斯克里帕爾（Sergei Skripal）父女（並導致一名英國無辜平民喪生），再到光天化日之下在柏林市中心的公園槍殺前車臣指揮官，以及在印度、法國甚至美國華盛頓特區屢屢發生的俄羅斯批評者和寡頭「離奇墜樓」事件。俄羅斯情報機構的刺客們猶如幽靈般在西方民主國家的心臟地帶遊蕩。伊朗的神權統治者同樣不遑多讓，他們在過去四十多年裡在歐洲、中東、拉美乃至美國本土（如針對紐約布魯克林的美國公民、知名伊朗記者阿琳娜嘉德的綁架與暗殺陰謀），廣泛地謀殺或試圖謀殺那些敢於直言不諱的流亡異議人士。連盧安達的卡加梅（Paul Kagame）政權這樣相對較小的獨裁實體，也敢於在海外肆意騷擾、襲擊批評者，甚至設下重重圈套，將曾在 1994 年種族滅絕中拯救千人的，电影《盧安達飯店》原型人物魯塞薩巴吉納（Paul Rusesabagina）從杜拜的私人飛機上誘拐回基加利關押。
對於現代獨裁者而言，肉體上的消滅往往只是手段，其真正的的目標是塑造一種絕對的「有罪免罰」（Impunity）光環，並藉此向國內外傳遞一種令人窒息的虛無感與絕望感。在二十一世紀，一個能言善道的異議人士，即使身處流亡之中，只要擁有一部手機、一個 YouTube 頻道或 WhatsApp 群組，依然能夠對國內的獨裁政權構成致命的象徵性威脅。因此，獨裁者聯盟必須打破這種「海外避風港」的神話。盧卡申科之所以敢於在歐洲領空肆意妄為，是因為他確信有著俄羅斯和整個獨裁者聯盟的政治與經濟支持，西方的制裁根本奈何不了他（正如「今日俄羅斯」RT 電視臺總編輯在推特上囂張地稱讚盧卡申科「幹得漂亮」）。當這些明目張膽的跨國綁架和暗殺在民主國家的主權領土上屢屢得手，而施暴的獨裁政權卻幾乎不用付出任何實質性代價時，它產生的破壞力是非常深遠的。它不僅大範圍地恐嚇、癱瘓了海外流亡民主運動的組織能力，迫使無數異議人士在民主國家的土地上依然生活在恐懼、偏執與自我審查的陰影之中，它更在潛移默化中削弱了犯罪發生地民主國家的法治尊嚴。當西方國家的警察、官僚乃至民眾逐漸對這些發生在自己國土上、主要針對外國流亡者的國家級黑幫行徑感到麻木，將其視為這些獨裁國家「固有的天性」而予以某種程度的默認或無奈接受時，民主世界的法治防線實際上就已經被撕開了一個巨大的豁口。
在這個獨裁者聯盟的跨國鎮壓網絡中，中共的作为或許不如俄羅斯的神經毒劑那般直接，但其手段之陰險、隱密、廣泛以及對民主社會基礎制度的滲透與侵蝕，卻絕對是全球之最。中共對海外華人和民主運動人士的心理戰與跨國鎮壓，已經形成了一條高度專業化的產業鏈。中共龐大的國家安全部、公安部、統戰部以及外交機構緊密協作，几乎將國內那套「楓橋經驗」和數位監控移植到了海外。安愛波邦在書中提及了 2023 年美國聯邦調查局在紐約曼哈頓破獲的非法中國「海外警察站」，這僅僅是冰山一角。根據國際人權組織的調查，中共在全球數十個國家的華僑聚居區隱密設立了上百個此類非法執法機構。它們打著為僑民提供「更新駕駛證」等行政服務的幌子，實則充當著中共在民主國家主權領土上的法外據點，負責監視、跟蹤、恐嚇當地的中國留學生、持不同政見者，以及維吾爾、藏族等少數族裔流亡人士。這些據點的存在，完全無視了駐在國的司法管轄權，將專制政權的陰影直接投射到了自由社會的街道上。
此外还有具備中國特色的「人質外交」與「連坐」策略。在所謂追逃追贓的「獵狐行動」與「天網行動」的掩護下，中共特務常常以非法身分潛入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對目標人物進行面對面的威脅與遊說。但他們最常用，也是最管用的武器，还是利用流亡者留在國內的年邁父母、配偶或子女作為軟肋。這種心理戰迫使許多流亡者在堅持信念與保護家人之間做出艰难的抉擇，更在海外華人社區中播撒了高度不信任的種子，導致民主運動內部的猜忌與分裂。與此同時，中共還利用其在海外精心培植的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CSSA）、同鄉會和商會等外圍統戰組織，對任何敢於在西方大學校園內舉辦關於天安門事件、香港反送中運動或新疆集中營討論的學者和學生，發起有組織的騷擾、網路霸凌甚至肢體衝突。書中提到魏京生基金會在華盛頓特區的辦公室十年間遭遇十餘次離奇的入室竊盜與破壞，電話線被剪斷，電腦失竊，這絕非普通的刑事案件，其本质就是中共國安特務在光天化日之下對海外民主运动的恐嚇。
中共及其盟友所推動的數位專制輸出與跨國鎮壓，已經徹底打破了傳統的國界概念。他們向全球推銷的那套依靠人工智慧和大數據的「警察國家」模式，正在消解人類對自由與隱私的防線，而肆無忌憚的跨國綁架、暗殺與長臂管轄，不僅是對流亡異議人士基本人權的殘暴踐踏，更是對西方民主國家司法主權與國家安全的侵犯。如果自由世界繼續對紐約街頭的非法警察站視而不見，繼續容忍那些滿載中國監控設備的貨輪駛向世界各地，繼續讓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流亡者每天依然要在專制陰影下戰戰兢兢地生活，那麼，民主國家所標榜的自由與法治，終將淪為一句空洞的笑話。
2026 年 3 月 3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