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云：习近平时代对女性主义运动的镇压（下）

中国的“粉红女权主义者”

随着#MeToo 运动的开始，自由倾向的“女权之声”的消失可以说促成了所谓的“粉红女权主义”，这一概念在主要由女性成员组成的在线粉丝圈子中逐渐兴起，这些人要么攻击，要么为各种名人辩护，随着#MeToo 指控的增加。2018 年，当局暂时关闭了其中一家最大的娱乐八卦网站，该网站以炒作名人丑闻而闻名，并自 2010 年起活跃于豆瓣，以“整顿”为名。在重新开放后，这个聊天群在 2021 年 4 月拥有超过 70 万名成员的时候将自己改名为“豆瓣鹅群”。鹅群的大多数女性成员通常认为自己既是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也是女权主义者。尽管在讨论中提到了日本的上野千鶴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等非中国女权主义者的作品和思想，但鹅群的成员通常更倾向于支持民族主义、支持党的“中国特色女权主义”。该群对“荡妇羞辱”中国女性名人实行严格禁令：禁止发布将音乐艺术家或女演员描述为“骚货”、“风尘”或“不干净”的帖子。用户被警告：“请对女性保持足够的尊重。你可以讨厌她们，但在选择词语时要谨慎。”他们的一次行动包括抵制哔哩哔哩播放的日本动漫系列《无职转生：到了异世界就拿出真本事》，该系列包含一些鹅群认为“极端反对女性”的情节。特别是他们反对男主角暗中拍摄未成年侄女洗澡的镜头，以及男主角的父亲强奸女佣的情节。鹅群随后指责哔哩哔哩“擦边球”，通过播放“软色情”而没有足够关注“疑似恋童”内容和主题来应对中国审查者。该聊天群创建了一个“我今天没有登录哔哩哔哩”子帖，要求用户打卡，并将记录转发给哔哩哔哩 CEO、上海杨浦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哔哩哔哩总部所在地）以及地方纪检委员会。然而，尽管被广泛嘲笑为“女拳”，鹅群成员通常会遵循更温和的“粉红女权主义”议程：攻击个别用户和企业网站“男性说教”，向当局举报暴力色情图像，并批评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案例，表明他们对党国的集体服从。

经常被引用的一位明显被当局收买的“粉红女权主义者”是梁钰，在疫情达到高峰时于 2020 年获得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作为“姐妹战疫行动”的发起人，这位 25 岁的慈善博主针对了封锁期间女性医护人员卫生用品短缺的问题，并在微博上发起了“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在前十个小时内，该活动筹集了总计 253.2 万元人民币，并向约 8.5 万名急需的女性一线医务工作者捐赠了超过 110 万件月经用品。基于这一初步成功，梁钰成立了“予她同行”慈善基金会，旨在解决“月经贫困”问题，拒绝“月经羞耻”，并改善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性教育供给。据报道，该基金会在 2020 年向 14 个偏远地区提供了 23.9 万件月经用品，在 9 所学校为 2193 名年轻女孩提供了基本的性教育讲座，并有超过 500 所高校安装了“互助”捐赠站，用于收集月经用品。在 2021 年 3 月，梁钰在仅对注册粉丝可见的帖子中宣布她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对许多人来说并不奇怪。不仅是她的基金会得到了国有企业的支持和慷慨捐赠，而且梁钰本人还与许多大学的共青团紧密合作，以至于她直接委托这些学校的共青团委员会负责该活动的后勤工作。在其他情况下，妇联可能试图将组织这些活动的功劳归于自己。

一些中国女权主义者质疑像梁钰所代表的“粉红女权主义”运动是否可以被认为是真正的“女权主义”。她们认为，由于前辈们受到全面审查和打压，“粉红女权主义者”完全与前几代女权主义者隔绝，对后者的斗争和经历几乎一无所知。她们主要以提供服务为导向，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关于女性权利的讨论。通过公开与党国合作，她们让自己被现有的权力结构收买和吸收，可以说是在与她们声称反对的性别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再生产中合作。当被迫在“粉红”和“女权”之间选择时，前者必然胜出，因为如果没有她们的民族主义和亲政权的资历，她们就失去了在体制内安全运作的能力。最后，党国力量在网络上推动“粉红女权主义”，可以说是在减弱中国发展真正独立和批判性女权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空间，这个空间本来已经很窄了。在争夺网络关注和追随者时，中国网络空间中的“粉红女权主义者”经常通过指责其他人是“假女拳”，只会“嘴炮”和“不做实事”来推动“真正的女权主义”，这一做法正在积极沉默和可能玷污真正的基层举报者。她们首先将自己塑造成现有权力秩序的支持者，其次才是女权主义的倡导者，这也使她们与绝大多数 LGBTQ 声音在代孕合法化问题上产生分歧，这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

“女拳”

然而，并非所有中国自称为“粉红女权主义者”和基层女权主义活动人士都允许自己被收买。在 2020 年 9 月，政府支持的电视剧《逆行者》中，武汉某公交公司的经理呼吁司机自愿进行紧急运输。当时只有男性自愿参加时，经理问为什么没有女性愿意帮助。一位女司机借口说她计划回家过年。最后，在长时间的沉默后，另一位女司机勉为其难地加入了全部由男性组成的团队。然而，正如中国网民在网上指出的那样，在现实中，超过 4 万名医护人员自愿前往湖北抗击 COVID-19 疫情，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而从上海派往武汉的医生中有超过一半是女性。承担医院工作的护士中，超过 90% 是女性。数以万计愤怒的观众呼吁停播该节目；第三集播出时，该剧在豆瓣和知乎上的评分低至 2.1 和 0.6（满分 10 分），两个网站最终暂停了对该剧的公开评分。社交媒体上持续传播呼吁央视道歉，因为他们忽略了女性在抗击 COVID-19 中的角色，要求该剧暂停整整一周。在微博上，“#请立即停止播出《逆行者》#”的话题广泛传播，直到被禁止。在一项关于是否应该取消该节目的投票中，有超过 91,000 人投票“绝对必须取消”，而只有 6,800 人认为“不必要取消”。

2022 年 4 月 2 日，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官方微博发布了四幅图片，标题是“每一代的青年都值得这个时代。”随附的六幅图片包括中国士兵渡过鸭绿江的描绘，解放军士兵参与 1998 年的抗洪救灾，以及在 2008 年汶川地震后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士兵的画面。女权主义批评家指出，尽管“妇女在建立 [人民] 共和国的过程中从未缺席，但这个宏大的叙事完全省略了女性。”共青团中央委员会迅速回应，添加了两张具有明显女性形象的照片，但没有进一步评论。然而，十天后的 4 月 12 日，北京市委宣传部下属的《北京晚报》社论部发表了一篇明显男性主义的批评，指责“女拳”肆意制造麻烦和散播毒素。声明以一声呼喊结束：“对于那些挥舞大棍子、擅长假女权的人——真正的黑手——是时候夺回控制权了！”第二天，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微博账号回应称，他们遭到了“极端”女权主义者的攻击，试图煽动“性别对立”，这种现象在网上变得越来越“猖獗和有害”。该微博帖子呼吁“整个网络一起行动，清除‘癌症’”，彻底终结“女拳”行为。两天后，包括“豆瓣鹅群”在内的至少九个其他女性组织永久停用。所有被禁止的女性组织中都有大量的帖子谴责婚姻和生育作为父权主义形式的剥削，还有一些呼吁在选择单身的女性之间建立互助支持团队。一些被禁止的组织与源自韩国的“6b4t”运动有联系。关闭的组织成员通过社交媒体抗议关闭行为，发布一系列毛泽东的引述和毛时代的宣传海报，呼吁解放妇女，并传播习近平 2020 年 10 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保护妇女权益必须成为国家的意志。”

显然，随着领导层的政治议程再次转向寻求对妇女身体和生殖的控制，扭转人口下降趋势的时机以及当代网络女权主义者与党国之间的摩擦可能会继续上升。

在习近平领导下，党国及其宣传机构显然变得更加明显地男性主义和异性恋规范化，对性别一致性进行监管，并推动“传统家庭价值观”，这些目标在话语和制度上都得到了追求。2021 年 9 月，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所谓的“娘炮”和其他“畸形审美”实施了“坚决禁止”，据说这些审美观是从 2007 年一部台湾流行剧中进入中国的。浙江省宣传部在 2023 年 10 月的一篇文章中，将中国娱乐业中这些“畸形审美”的流行与习近平的“全面国家安全”关切联系在一起，认为存在一个更广泛的由 CIA 主导的“文化阉割”阴谋，利用日本和韩国的经纪机构作为在中国推广不男不女媒体明星的“推进器”，以削弱中国男性气质。浙江宣传部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奇怪，就是通过在中国的媒体领域最大程度地推广“硬汉文化”、“爱国情感”和“正能量”来进行反击。2022 年 4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提议将那些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人的观点，比如“独立女性”和“双收入无子女”的夫妇，完全排除在媒体之外。文章称，压制这些声音将有助于年轻人形成一个共识观点，即“不结婚不生育是一种误解，优生优育是一种社会责任”。

习近平领导下的党国还正在调整其组织工具，以配合其新的政治议程，增加结婚和生育率，以防止人口持续下降。在 2023 年 10 月底与全国妇联新领导团队的会议上，习近平不仅没有提及妇女在职场上的地位或职业地位，而且还首次呼吁妇联促进“高质量”妇女事业的发展，从而行使其防范和化解妇女领域风险的能力。副总理丁薛祥在讲话中同样打破了过去三十五年来在全国妇联大会上提到的核心原则之一，即“坚决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自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曾负责实施中国严酷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省级计划生育协会已经被重新定位，以优化国家的新生育政策。例如，在安徽，这意味着开展大规模的宣传工作，倡导“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并“大力推广家庭完整、孝道和家庭和谐等传统中华美德”。在深圳罗湖区的翠洲街道计划生育站，贯彻习近平在计划生育方面的重要指示被解读为通过群众组织直接联系普通市民，并为家庭发展提供良好的“助推者”。因此，2022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和家庭司副司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由于中国的新“三孩政策”未能产生预期效果，下一步将采取“实际和强硬的措施”，这引起了新一轮的忧虑和关注，特别是在妇女中间。至少有一位女性微博网友报告称，她收到了一位基层“随访员”的联系，该随访员负责要求社区已婚妇女报告上次月经来潮的日期。其他人报道了地方政府向异性恋已婚夫妇提供的各种诱因，以促进生育。鉴于党的政治议程的转变，即使是中国最顺从的“粉红女权主义者”也很可能逐渐与党的新“生育支持政策”发生冲突。正如一位中国女权主义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只要妇女的生育能力受到党国机器的控制，无论她们是否生育，或者生育多少个孩子，妇女权益的事业都不会得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