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信：安愛波邦《獨裁者聯盟》一书的启示（一）

处于当下这个时刻，或许我们可以说，自由民主世界的居民正被迫嚥下過去數十年間因天真與傲慢而種下的苦果。1990 年代，大多數人期望享受嶄新的和平紅利，閒暇時間只想談論電視節目，幾乎沒人提起任何隱性成本的問題。人們深信自由民主制必將勝出，并且坚信由于人人都渴望這套制度，所以甚至毋須特別努力去推動。當時的政界、商界與學界普遍假設，只要世界更開放且相互連結，貿易和全球化帶來的良好影響就會發揮神奇效果，民主和自由思想就會自然散播到那些獨裁國家。

然而，我們太快就忘記了那些曾促使歐洲重新團結的強硬政策，也高估了「以貿易促成變革」的成效。現實情況幾乎已和我們當初的樂觀想像全然不同。儘管自 2022 年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全面戰爭以來，美國與歐洲盟友實施了史無前例的制裁措施，凍結了俄羅斯的國有資產，並將其各銀行逐出國際支付系統，而西方國家針對北京的「去風險化」戰略，正在各個關鍵礦產、半導體與能源供應鏈上艱難推動，試圖確保民主國家不再全靠中國提供資源，但那個以中國、俄羅斯、伊朗為首的專制政權群體，並未在經濟圍堵與外交孤立中崩潰瓦解。相反地，它們透過愈發隱密、繁複的跨國協作，找到規避制裁的暗黑管道，將統治的根基扎得更深。

我們訝異地發現，專制政權與反自由的思想並未消亡，反而正沿著全球化與國際金融體系的血管，蔓延並侵蝕著民主世界本身。正是在這樣一種充滿壓迫感與危機感的時代脈絡下，安愛波邦於 2024 年出版的《獨裁者聯盟》顯得格外發人深省。這本書拆解了當代獨裁政權如何藉由竊取國家財富、洗錢、數位監控與散播不實資訊，構築出一個盤根錯節的跨國網絡。我們曾經以為貿易能讓東歐與亞洲變得富裕並邁向民主社會，如今卻發現，民主與法治的價值正遭受前所未見的打擊，而獨裁者們正試圖改寫國際體系的規則。

安愛波邦身為一名曾親歷東歐共產政權倒臺、長期深耕蘇聯古拉格歷史並榮獲普立茲獎的歷史學家暨《大西洋月刊》專欄作家，她對專制機器的運作邏輯有著深刻的洞察。2022 年，她因堅定支持乌克兰而被普丁列入制裁名單，與此同時，作為波蘭外交部長的妻子，她始終站在歐洲對抗專制勢力擴張的最前線。在《獨裁者聯盟》中，安愛波邦提出了一個顛覆傳統認知的命題，21 世紀的獨裁政權，早已不再是冷戰時期那種由單一領袖掌控、由僵化意識形態驅動的孤立政治實體。當今的獨裁者當中，有人自稱共產主義者，有人自稱民族主義者，還有人自稱神權主義者。中國的共產主義和俄羅斯的民族主義不僅彼此有別，也和委內瑞拉的玻利瓦社會主義、北韓的主體思想、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什葉派極端主義各不相同。

然而，這些政權的運作模式已進化成一種精密的合作體系，宛如一個跨國「企業集團」，將他們緊緊綑綁在一起的，並非共產國際或法西斯軸心那樣的共同政治信仰，而是一股決心保護個人財富與權力的強烈意志，以及他們對「透明度」、「問責制」與「民主」這些詞彙發自內心的恐懼與敵意。獨裁者們從民主世界聽到這些用語，又聽到本國異議人士使用同樣的措詞，於是他們想將兩者都摧毀。他們利用民主國家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將透過「盜賊統治」掠奪而來的數十億美元藏匿在西方大城市的房地產、匿名空殼公司與離岸信託裡。他們利用西方的言論自由與社群媒體演算法，散播虛無主義的政治宣傳與陰謀論。他們透過靈活的利益交換，在軍事裝備、監控技術與跨國鎮壓行動上相互提供支援，並確保彼此享有「有罪免罰」的好處。當代獨裁者不再向人民描繪烏托邦願景，相反地，他們致力於向全世界輸出憤世嫉俗的犬儒主義，意圖讓大眾相信民主制度同樣腐敗、衰弱且岌岌可危，讓人民覺得沒有任何政治變革值得期待。他們深知，只要能讓民主國家的民眾對自身的體制產生懷疑，專制政權就能在混亂中確保自身的安全與存續。

在安愛波邦所描繪的這個跨國金權網路中，中國共產黨絕對不是一個普通的參與者，而是這個「獨裁者聯盟」裡掌握最大資本，提供最精良技術輸出，並在全球範圍內積極改寫國際體系規則的最大股東與最終擔保人。中國政府憑藉其龐大的國家資本主義機器，不僅在國內建立起覆蓋全境的數位監控体系，利用人工智慧與臉部辨識軟體壓制任何可能的反對聲音，更透過「一帶一路」與各種不透明的巨額雙邊貸款，為委內瑞拉的馬杜洛、辛巴威的姆南加瓦等瀕臨破產的流氓政權提供資金。中共的獨裁統治不僅剝奪了十四億中國人的公民權利與尊嚴，更將其在國內反覆測試成熟的網路防火牆、大數據追蹤與群眾控制手段，打包成「政權生存套裝方案」，源源不絕地出口給全球各地的專制門徒。在這個打壓異己日益明目張膽的中共政權眼中，任何不受其控制的自由聲音，無論是香港街頭要求政府履行承諾的抗議者、新疆集中營裡失去自由的維吾爾穆斯林，還是流亡海外、試圖揭露真相的異議學者，都是必須透過跨國鎮壓加以消滅的對象。他們不僅要讓提出異議的人消失，還要讓引發示威的思想消失。

我們首先必須徹底打破過去關於專制政權性質的陳舊認知，直面一種已經高度進化、揚棄了傳統意識形態狂熱，轉而以純粹的實用主義與利益交換為核心紐帶的新型獨裁形態，也就是安愛波邦定義的「盜賊統治」（Kleptocracy）。在二十世紀的歷史長河中，我們所熟知的獨裁政權往往被一種近乎宗教般的意識形態狂熱所驅動，無論是列寧對他口中「限制重重、充滿齊頭式謬誤且偽善」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抱持深刻痛恨，並試圖以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烏托邦狂想，還是墨索里尼與希特勒對自由主義社會的蔑視，試圖以種族純淨和極端民族主義建構法西斯帝國的藍圖，抑或是毛澤東的“三面红旗”、“五七指示”。那個時代的獨裁者，儘管殘暴無度，但他們或多或少都受到自身教條的束縛，他們試圖向世界證明其體制的優越性，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甚至會在 1960 年的聯合國大會上起身用鞋子拍桌，憤怒地反駁外界指稱蘇聯剝奪東歐政治與公民權利的指控，因為他依然在乎蘇聯在國際舞台上的道德制高點與歷史敘事。

然而，步入二十一世紀，當今的獨裁者們已經是完全不同的物种了。普丁治下的俄羅斯、習近平治下的中國、金正恩治下的北韓，以及伊朗的神權統治者們，他們之間並沒有一本可以共同誦讀的經典。中國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與大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委內瑞拉已经崩潰的玻利瓦社會主義、北韓的主體思想，在歷史根源與美學表象上大相徑庭。然而，正如安愛波邦锁明確指出的，將他們緊緊綑綁在一起的，根本不是什麼崇高的政治理想，而是那股決心保護個人財富與權力的堅決意志。他們不再像過去的共產黨人或法西斯分子那樣，將個人的貪婪掩藏在政黨機器的宏大敘事之後，而是毫不掩飾地坐擁奢華豪宅，將國家機器徹底降格為一個巨大的營利企業。

他們之間的國際交往，完全剝離了共同理想的偽裝，淪為赤裸裸的利益交易：繞過國際制裁措施、交換用於鎮壓人民的監控技術，並透過竊取國家資源來幫助彼此致富。這正是現代「獨裁者聯盟」的本質，一個由貪婪驅動、以維護統治階層既得利益為最高目標的跨國合作網絡。他們的政權不再是由單一壞人掌控，而是由一個個精密的網絡控制，仰賴用於竊國的金融架構、繁複的維安體系，以及提供偵察監控、政治宣傳的技術專家。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那就是我們所珍視的透明度、問責制與法治原則。他們深知，一旦擁有不受政治力量影響的中立法律、獨立的法院、有保障的言論自由，他們的權力與財富便會面臨實質威脅。因此，他們致力於向全世界輸出憤世嫉俗的犬儒主義，意圖讓大眾相信民主制度同樣腐敗、衰弱，進而放棄對政治變革的任何期望。

這種基於純粹利益與生存本能的「盜賊統治」網絡，在應對內外部危機時展現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韌性與互助機制，安愛波邦在書中對委內瑞拉崩潰史的分析便是一个重要的例證。如果按照傳統的政治學理論，一個像委內瑞拉這樣經歷了惡性通貨膨脹、貨幣體系徹底崩盤、數百萬人面臨嚴重營養不良並被迫淪為難民的政權，早該在內部的民怨沸騰與外部的強硬制裁下瓦解。馬杜洛政權在人民心中早已失去任何正當性，正如國際民主運動人士波波維奇所命名的「馬杜洛模式」——這些獨裁者寧願自己的國家落入失敗國家之列，接受經濟崩潰、暴力氾濫與孤立於國際社會的現實，也絕不放棄手中的權力。然而，委內瑞拉反對派所要對抗的，早已不僅僅是一個破產的國內獨裁政府，而是整個「獨裁者聯盟」的傾力援助。

俄羅斯不僅向馬杜洛政權提供巨額貸款以延緩其財政死亡，還派遣雇傭兵和軍事顧問為其提供安保，俄羅斯的國營企業甚至接管了委內瑞拉的核心能源產業，幫助其在黑市上規避制裁出售原油，古巴則利用其長期的同盟關係，向委內瑞拉派出了數以千計的軍人、警察與情報專家，甚至深入其軍隊內部，幫助馬杜洛打壓異己、防範潛在的兵變，並傳授如何將糧食配給作為懲罰反對者的政治工具，土耳其的艾爾段由於與馬杜洛在反感西方民主標準上產生了奇妙的共鳴，為其非法的黃金貿易提供了洗錢的便利管道，將委內瑞拉的血汗黃金轉化為政權續命的資金，而遠在中東的伊朗，儘管在意識形態上與拉美左翼毫無交集，卻基於共同的反美立場和石油利益，向委内瑞拉運送汽油、提供無人機技術，並協助修復煉油廠，作為交換，委内瑞拉則為伊朗支持的恐怖組織真主黨提供洗錢和護照便利。中共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基礎設施和鎮壓工具的最大供應商，不僅在前期提供了數百億美元的無條件貸款（儘管後來因委內瑞拉的嚴重腐敗而變得謹慎），更向卡拉卡斯街頭源源不絕地輸送了水砲車、催淚瓦斯，以及用於監控國民的數位辨識系統。在這個龐大的跨國利益交換網絡中，馬杜洛政權不僅得以存活，其核心圈子甚至能繼續透過複雜的匯率操縱和毒品走私，在海外帳戶中累積數以十億計的美元財富，繼續享受著奢華的精品生活。在「獨裁者聯盟」的互助機制下，傳統的國際孤立與經濟制裁已無法輕易擊垮一個決心以毀滅國家為代價來保住權力的政權。

同樣的貪婪邏輯與荒誕的跨國洗錢操作，在安愛波邦筆下的辛巴威展現得淋漓盡致，揭示了這個平行宇宙中的「盜賊烏托邦」是如何運作的。自穆加比時代以來，辛巴威的統治菁英就將國家視為私有財產，而在經歷了災難性的土地改革和隨之而來的惡性通膨後，他們對國家財富的攫取從傳統的農業出口轉向了更為隱密的礦產資源與貨幣黑市。書中提到的那個荒謬絕倫卻又真實存在的福音派牧師安吉爾（Uebert Angel），便是這種全球化盜賊統治的完美縮影。這位擁有英國與辛巴威雙重國籍、向全球信徒兜售「成功神學」和財務指引的人物，竟然被現任總統姆南加瓦任命為「無任所大使」。他利用其外交豁免權，在半島電視臺的祕密鏡頭前，大言不慚地展示自己如何協助一個由北美加拿大人、非洲本土權貴以及杜拜中間人共同組成的跨國犯罪集團，將遭到國際制裁或非法開採的辛巴威黃金走私出境，並將數以百萬計的黑錢洗白後交還給辛巴威政府。

在這個光怪陸離的利益鏈條中，來自不同大陸、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開心地攜手合作，他們根本不在乎辛巴威百姓正生活在百分之兩億的通膨和貧困之中。他們的商業模式是全球化的翻轉版：利用世界金融體系的便利，專門為獨裁政權逃避制裁並隱匿財富。無論是辛巴威的寡頭、委內瑞拉的貪官，還是俄羅斯的軍閥，他們都共享著同一條流向離岸避稅天堂的暗黑資金通道。正如記者托羅（Francisco Toro）所形容的「盜賊統治民主化」，在這個體制內，只要你靠近權力核心，懂得偽造進口文件、進行匯率欺詐，你就能在國家經濟崩潰的廢墟上獲取暴利。這種將國家資源徹底吸乾、將非法所得轉化為海外隱密資產的運作方式，不僅是現代獨裁者聚斂財富的手段，更是他們維持政權穩定的核心機制，因為只有讓整個官僚系統和軍隊高層都成為這場大型竊盜案的共犯與受益者，他們才能確保這個體制在面對國內抗議時，能夠毫不手軟地採取鎮壓行動。在辛巴威，這種由上而下的腐敗已經徹底改變了社會的運作邏輯，讓普通百姓在絕望中學會遠離政治，並認為所有政治人物都一樣危險，一樣不值得信任，進而放棄了對體制變革的任何期望。

在书中，安愛波邦接着將焦點轉向了西方民主陣營自身的軟弱、天真與制度面缺失。現代「獨裁者聯盟」之所以能夠如此肆無忌憚地在全球範圍內擴張其金權網絡，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西方長達數十年的妥協政策，以及一種被奉為圭臬的政治判断，即所谓「以貿易促成變革」（Wandel durch Handel）。冷戰結束後，隨著「歷史終結」觀點的流行，整個西方世界沉浸在一種樂觀情緒中，認為自由民主制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政客、學者和商界領袖們普遍假設，只要將獨裁國家納入全球貿易體系，隨著經濟的相互依賴與中產階級的崛起，這些國家必然會走向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這種思潮不僅為西方企業進軍那些人權紀錄不佳的新興市場提供了道德藉口，更直接形塑了西方對俄羅斯與中國的長期戰略。

安愛波邦着重批判了德國的「東方政策」，早在冷戰時期的一九六七年，西德的資本家與蘇聯的共產黨人就在維也納的狩獵小屋裡達成了修建天然氣管線的協議，時任西德外長布蘭特及其顧問巴爾堅信，透過建立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就能緩和蘇聯的敵意並最終促成其內部變革。然而，這種被歷史學家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稱為「情感模糊」的政策，從一開始就刻意迴避了蘇聯體制的殘暴本質，西方支付的巨額強勢貨幣最終被莫斯科用於維持龐大的紅軍和國家安全委員會（KGB）運作，用於打壓東歐的異議人士。令人扼腕的是，即使在蘇聯解體後，這種不切實際的邏輯依然主導著歐洲，德國前總理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甚至在卸任後直接成為北溪天然氣公司股東委員會主席，為普丁的能源計畫護航，而接任的梅克爾即使在俄羅斯於 2014 年首次入侵烏克蘭、併吞克里米亞之後，依然拒絕終止北溪天然氣計畫。西方領導人一廂情願地認為俄羅斯的企業是普通的民間公司，卻不明白它們根本就是代表克里姆林宮利益、用於實施地緣政治勒索的國家代理人。歐洲用自己對俄羅斯能源的過度依賴，為普丁日後發動全面戰爭、破壞國際秩序鋪平了道路。

與此同時，大洋彼岸的美國在面對中國時，犯下了比歐洲面對俄羅斯時更為深遠的錯誤。2000 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在呼籲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國地位，支持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曾充滿信心地宣稱經濟創新與政治改革必然相輔相成，並嘲笑中國政府試圖控制網路的努力「簡直像把果凍釘在牆上」。當時整個西方政界與學界都沉浸在這種不容置疑的自信之中，認為西方先進的市場經濟和資訊科技一旦進入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削弱中共的專制統治，為中國帶來法治、自由與憲政，然而，事實却并非如此。安愛波邦指出，我們在討論打開貿易邊界可能帶來的經濟衝擊時，幾乎完全忽略了西方民主國家將會遭遇的政治反噬。沒有人想過，自由民主思想未必能順利播散到獨裁國家，而獨裁、審查與反自由主義的思想，卻會反過來藉助全球化的便利蔓延到民主世界。西方不僅未能透過貿易改變中國和俄羅斯的政治體制，反而幫助它們累積了足以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龐大國力。普丁利用從西方汲取的財富，將俄羅斯打造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黑幫國家，一個完全為了讓圈內人致富而打造的盜賊統治集團，而中共則利用加入全球分工體系所獲得的巨大經濟利益和技術轉移，不僅沒有走向民主，反而將其專制體制升級到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程度。西方的天真與貪婪，無意間滋養了這兩個如今构成了对民主制度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的政權。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金融中介體系所扮演的共謀角色是不可或缺的。安愛波邦在書中花費大量篇幅，揭開了一個隱藏在倫敦、紐約、邁阿密等國際金融中心背後的一個專為跨國盜賊統治者提供服務的「金錢樂園」。在這個世界裡，俄羅斯的寡頭、中國的權貴、委內瑞拉的軍方高層，可以將他們從本國人民身上攫取來的數以百億計的美元，堂而皇之地轉移到民主國家的安全避風港。而為他們提供保護傘的，正是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穿著體面西裝的西方律師、銀行家、會計師和房地產經紀人。美國的德拉瓦州、內華達州、懷俄明州，英國的海外領地如英屬維京群島，這些所謂的優良司法管轄區，透過允許設立極度不透明的匿名空殼公司和離岸信托，為獨裁者的資金提供了合法的隱身。

書中列舉了烏克蘭寡頭柯洛莫伊斯基（Igor Kolomoisky）的案例，他透過詐欺烏克蘭的零售銀行取得數億美元，然後在這個由西方金融機構和空壳公司組成的迷宮中幾經流轉，最終在幾乎沒有任何審查的情況下，買下了美國俄亥俄州的大型鋼鐵廠、克里夫蘭的商業地產以及德州的辦公園區。而那些代表他進行操作的美國商業代理人，那些收取高昂律師費為他提供法律掩護的頂級律所，在面對媒體質詢時，全都以「不知情」來推脫責任。倫敦的房地產市場同樣淪為俄羅斯和中國資金的安全存放處，無數豪宅被名不見經傳的匿名控股公司買下，裡面住著的卻是莫斯科前市長的家屬或是其他極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西方民主國家一方面在外交場合高談闊論人權與反腐敗，另一方面卻在自己的金融後院裡，對這股能夠侵蝕法治根基的巨額資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這股資金帶來了豐厚的佣金、活躍的房地產市場和看似繁榮的資本流動。正如安愛波邦明確指出的那樣，西方的企業和金融機構不僅對不當合約置若罔聞，甚至是在助紂為虐，主動協助那些目無法紀的獨裁國家建立其金權網絡。這種行為是對那些在獨裁體制下遭受壓迫的普通民眾的背棄，更是對民主國家自身法治體系的嚴重侵蝕。

在這個全球盜賊統治的跨國網絡中，俄羅斯提供的是武力輸出與地緣破壞的傭兵模式，伊朗提供的是宗教極端主義的代理人網絡，中國共產黨所提供的，則是這台龐大專制機器得以持續運轉的最核心動力，即深不見底的資金池與高度成熟的國家資本主義輸血機制。中共在過去三十年裡，透過控制國內勞動力成本、過度開發環境資源以及維持不平等的城鄉二元體制，累積了空前的外匯儲備與國家財富。然而，這筆龐大的資金並沒有用於建立完善的國內社會保障體系、醫療或教育，而是被統治階層視作其維繫一黨專政與向外擴展影響力的戰略資源。中共的專制體制本身，就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盜賊統治」集團，其特徵在於國家機器與市場經濟的深度畸形融合，權力與資本的交易在體制內被徹底制度化與隱密化。當這個龐大的國家資本主義體系將觸角伸向全球時，它立刻成為了「獨裁者聯盟」中最慷慨、也最不容忽視的資金來源。

中國推出的「一帶一路」，在官方政治宣傳中被包裝成促進全球共同發展的宏偉藍圖，但在其實際的運作中，它已經演變成了一套專門用於影響發展中國家政治菁英、輸出專制治理模式的工具。與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西方主導的多邊金融機構不同，中國向那些面臨經濟危機或國際孤立的政權（如委內瑞拉、辛巴威、斯里蘭卡、緬甸）提供貸款時，刻意排除了所有關於財務透明度、反腐敗審查、環境保護以及人權改善的附加條件。這種不帶政治改革要求的放貸，對那些急於尋找資金以維持統治、同時又抗拒國際監督的獨裁者來說，簡直是極具吸引力的解藥。中國的貸款往往並非真正為了幫助這些國家建立造福民眾的基礎設施，而是以不透明的雙邊政府協議形式，將專案直接定向分包給中國龐大的國營企業。

在這個過程中，巨額的資金時常透過誇大的專案預算、不透明的回扣與利益輸送，流入了當地統治家族及其親信的海外銀行帳戶，而留給這些國家普通百姓的，則是難以償還的主權債務負擔與進度停滯的工程（正如委內瑞拉南部平原上那條永遠不會完工的高速鐵路）。中國並不在意這些獨裁者是否將國家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它所謀求的，是獲取這些國家的戰略性礦產資源（如辛巴威的鋰礦、委內瑞拉的石油）、控制其關鍵的基礎設施（如港口和電信網絡），更重要的是，換取這些國家在聯合國等國際舞台上對中國核心政策的絕對政治支持。中國透過這種國家級的利益交換模式，實質上在全球範圍內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庇護網絡，為那些面臨生存危機的腐敗政權提供了強而有力的財政支援，使得「馬杜洛模式」得以在世界各地被複製和延續。

這種由中國和其他獨裁國家共同締造的貪婪結合，直接衝擊了民主世界的法治根基。正如安愛波邦在書中所警告的那樣，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對這種跨國金權網絡免疫。當來自中國權貴、俄羅斯寡頭和各種盜賊政權的巨額隱密資金如潮水般湧入西方時，它們帶來的不僅是房地產價格的扭曲，更是對民主制度內部程序的深層腐蝕。這些攜帶巨資的獨裁代理人，利用西方的遊說制度、政治捐款漏洞以及政商旋轉門機制，重金收買西方政客、智庫學者與媒體喉舌，不僅為他們個人的洗錢行為提供庇護，同时也在民主國家的內部決策過程中嵌入了符合獨裁政權利益的影響力。這種制度面的腐敗，加劇了西方社會內部的財富不平等與階層對立，當普通的英美工薪階層看到自己所在城鎮的工廠被外國神祕資金買下後關閉，而政客們卻對這些資金的來源三緘其口時，他們對民主體制公平性與透明度的信任便開始動搖。這種深刻的幻滅感，直接催生了西方民粹主義的崛起與政治極化的加劇。換言之，民主國家在過去幾十年中因看重經濟利益而對獨裁政權採取的妥協與合作，最終孕育出了一群足以破壞自身法治與社會共識的內部隱憂。只要民主世界一日不下定決心，填補那些允許隱密資本流通的法律漏洞，拒絕清理自身體系內的利益共謀者，這場由獨裁者發起的全球貪婪布局，就必將對民主制度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害。

2026 年 3 月 3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