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空：尺蠖效應的怪圈與帝國政治的辯證法（上）

2022 年末，北京當局在民眾毫無准備的情況下選擇了突然「放開」來應對新一波疫情，這一選擇頗為出乎各種觀察人士的預料，本以為北京當局至少會在選擇放開前做好一些基本的准備措施，但沒想到它竟然在毫無准備的情況下選擇了突然「放開」，讓「民眾自己對自己負責」，以至於在其後的疫情擴散中造成大量民眾死亡，甚至一時間火葬場「生意興隆」，要插隊火化也得托關系。從極為嚴格的「社會主義式應封盡封的清零政策」突然變為頗具「中國特色新自由主義式自己對自己負責」的無准備放開，黨國的迅速轉身看起來頗為魔幻，但實際上卻反映出了某種它自身運作的深層邏輯。這種邏輯就是秦暉教授在其著作中曾反復提到過的「尺蠖效應」。「尺蠖效應」得自秦暉的比喻，他借用尺蠖的爬行來形容某種在歷史與現實中反復發生的現象，「尺蠖一會兒收縮，一會兒放直，可是無論收與放都只朝著一個方向——有利於權勢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共同的底線》, P249）這種「尺蠖效應」——收與放的辯證法，作為帝國專制政治運行的深層邏輯，在歷史與現實中反復上演。

「抑兼合併」與「不抑兼併」的怪圈

秦暉曾以北宋時期的王安石與司馬光之爭為例來描述「抑兼併」與「不抑兼併」的怪圈——政治專制下的經濟怪圈【1】。實行「抑兼併」的王安石眼中的「兼併」主要是商人與國主爭利，王安石就說「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國家想要增收就要防止阡陌閭巷的賤人（商人）與「人主」爭利。於是「抑兼併」就往往「打著平均主義或均貧富的旗號」來擴充國庫，以「國家自為兼併」來提升國家的汲取能力，國家實行經濟統制成為唯一的「壟斷廠商」，對民設禁，限制與束縛「阡陌閭巷之賤人」的經濟發展，最終導致國家中央財政的汲取能力極度膨脹而形成所謂「國富民窮」的局面。但代表「不抑兼併」的司馬光不意味著某種保護產權的「經濟自由主義」，所謂的「不抑兼併」也就是不對當時的已有的既得利益與權力結構作出太大的改變，「國家應該放手讓權貴們攫取私人財富」（《思無涯，行有制》, P174）。但實際上早在王安石試圖實行自己財政增收的「新政」之前，宋朝掌握了很多從民間攫取財富的方法，例如對鹽、酒、茶、礬、香等一切可能產生壟斷收益的商品實行專賣，而「不抑兼併」並不能讓國家吐出這些它已經吞進肚子裡的肉。

這種「抑兼併」與「不抑兼併」的怪圈很容易聯想到從「文革」到「改革」的轉折，當「改革開放」正在逐漸變味的今天，歷史又一次陷入了怪圈的循環。「文革」或「打擊貪污腐敗」這種「抑兼併」並不意味著「公平」，反而是國家通過一系列政治運動成為唯一的壟斷者，不僅是經濟的壟斷，同時也是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的壟斷。而「抓到耗子就是好貓」、「不折騰」與「九龍治水」式的「不抑兼併」也並不意味著「市場經濟」，反而是權力尋租的「春天」。正如秦暉所言，「無論是『抑兼併』旗號下的國家對民設禁，還是『不抑兼併』旗號下的權貴侵民謀私，都屬於馬克思所說的『權力統治財產』、『統治——服從關系基礎上的分配』，因此二者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平集》, P70）

同時之所以謂之「怪圈」，往往意味著「抑兼併」與「不抑兼併」成為帝國政治的唯二選項，或是大搞政治運動以「運動式治理」折騰一番，或是官商一家大搞貪腐腐敗的「不折騰」，而並無第三種選項，也就是「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甚至可以說，帝國政治發展出「抑兼併」與「不抑兼併」這兩種應對手段，就是為了解決「缺乏權責對應的憲政體制」所帶來的問題，但這兩種應對手段本身又成為了帝國的問題，於是帝國就在「折騰」與「不折騰」的循環中滑向終點站。

怪圈中的知識分子與思想

在這節開頭筆者先引用一個秦暉講中國思想史時用過的歷史典故，「轅黃之爭」：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雲，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2】。

熟悉當代中國知識界的讀者一定會發現，在「轅黃之爭」中雙方的論點似乎都有其對應的當代翻版。「轅固革命派」國師則或是大談「毛澤東國父建國論」，或是討論「無產階級革命建國」的諸多深奧內涵；「黃生建制派」國師則譴責老百姓不知好歹，遇到這麼好的政府還不知足，甚至發出「中國人太過政治理想主義」的感嘆，中國的現實這麼好你竟然還不滿足。但是後四九年的「轅固」與「黃生」們又遇到了另一個難題，「文化大革命」——「國父」自己號召「造反有理」，這可該怎麼辦？鄧小平很巧妙的給出了一個「答案」，「國父被江青與林彪等一眾奸臣蒙蔽了」！並順手禁止人們與學術界討論相關問題。但「革命派國師」怎麼能忍受「國父竟然有缺陷還會被人蒙蔽」，那麼「文化大革命背後一定也有諸多深奧內涵」，如此才能彰顯出「國父的全知全能」。於是「新左派」作為「轅固革命派」的分支閃亮登場，用後現代主義或是後殖民主義等一系列「洋理論」嫁接毛澤東土思想，把「永遠堅持毛澤東的領導」翻譯成無數繪聲繪色同時也很晦澀的論文與專著，試圖從代表專制主義另一個高潮的「文化大革命」中發揮出無數拯救人類文明免於資本主義民主荼毒的理論——只要大家都去做皇帝的奴才，就不會有民主，也就不會有民主的問題。雖然兩派國師雖然觀點不同甚至多有矛盾，但大家絕對不會發生「轅黃之爭」，沒有哪派國師會質疑「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的「正當性」，反而是大家其樂融融地找到了二者理論的基點——「堅持黨的領導」，「轅固革命派」與「黃生建制派」在黨的領導下成功完成了「轅黃大團結」，「革命建制一家親」。秦暉曾作一名為《革命與保守》的短文打趣這種「知識分子的怪圈」：

阿 Q 革命成功，遂為未莊之主，怪趙太爺不許其姓趙也，殺之而據其府。又取《趙氏宗譜》，令假洋鬼子改之，以 Q 為長房嫡派，號為 Q 公，人稱真趙太爺。遂擴府第，盡納秀才娘子、吳媽、小尼於其中，立生祠而頌 Q 公真爺之恩德，未莊欣欣向榮焉。

一日 Q 公壽，王胡進而頌曰：Q 公革命，順天應人，真開辟以來一大制度創新也。遏全球化之濁流，療現代性之頑疾，領批判理論之風騷，居國際學術之前沿。今日本豐田、瑞典沃爾沃、美國 ESOP，皆遣使來朝，取經於我，誠盛世之極也。

小 D 趨而叩曰：Q 公保守，光耀趙門，誠我趙府榮前裕後之真太爺也。告別革命，矯激進主義之惡俗，伸張威權，挽清議亂政之頹風，較康梁孫文之輕薄，東歐諸夷之浮躁，何啻宵壤！可知綱常之振，系於英主一身，Q 公尊則趙府榮，趙府榮則未莊興矣！

於是王胡頌革命，小 D 歌保守，左右相爭，浸浸乎以未莊為稷下矣。陋儒孔乙己適過此，懵懵然以中庸自命，進曰：若阿 Q 不革命，趙府不保守，不亦善乎？Q 公聞而大怒：「你也配姓孔？」王胡小 D 遂齊上毆之：「你也配中庸？」乙己免冠徒跣而逃【3】。

秦暉曾評論 80 年代與 90 年代知識分子們的討論，「上個世紀 80 年代知識界盛行批判『傳統文化』，把那時的百般不是都說成是老祖宗的罪過，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夫子尤其罪莫大也。而一入 90 年代，世風與士風頓改，『弘揚傳統文化』又成時髦了。」於是有感寫出了名為《世說新語補·荊軻刺孔子》的一篇小短文：

荊軻欲刺秦王，至秦庭，見龍威凜凜，不敢前。躊躇有傾，於階下一展所齎孔丘像，持匕撲刺者三，且刺且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劣根深兮千斯年，知其不可兮而為之，悲劇精神兮萬古傳。」有報於王曰：此刺孔之歌也，與陛下焚坑之志同，於王事有益焉。王頷之。俄而軻歌愈奮，王不懌，怪其聒噪，以棒擊其頂，逐之出。軻狼狽回驛，郁郁然反思再三。有秦舞陽者至，責其激進太過：孔子偉人，豈可刺之哉？軻大感悟，遂改宗保守主義，與舞陽閉門讀經，整理國故去矣【4】。

無論荊軻是「刺孔」還是整理國故大搞「國學」與「傳統文化」去「頌孔」，荊軻永遠都不會去刺殺秦王，甚至發展到最後，也會發展出「荊軻頌秦」的滑稽場面【5】。諸多知識分子靈活發展自身立場，以秦王的需要為中心打好配合戰，一邊是本應刺秦王的荊軻去大搞「荊軻刺孔子」，另一邊是本應頌孔子的子路去大搞「子路頌秦王」【6】。當然發展到如今，荊軻早已不刺孔子，孔子早已與秦王和與馬克思三位一體，一塊兒「通三統」，名為「中國特色」，刺孔子就是刺黨的命門，荊軻如此「精明」哪裡還肯做這樣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不如大搞「xx 學科本土化」，改刺洋人，把洋人加諸於各種社會科學研究的「話語霸權」統統打翻，然後「本土化」到黨的手裡。所謂「本土化」不過就是「堅持黨的領導」的同義詞，共產黨就是中國，中國就是共產黨。

秦暉在評論張維迎與郎咸平的爭論之時，就一陣見血的道出其中症結，「在這場爭論中，雙方都力圖表白自己『親政府』而對方『反政府』，這也真是一場具有中國特色的爭論。【7】」這也是秦暉提出的「共同的底線」的問題意識，這個共同的底線就是反對秦王，反對秦制，堅持憲政民主，政府應該權責對應，無論激進與保守亦或是左與右。正如秦暉多次說過的，「在另一些『問題』面前···就連哈耶克與馬克思也可能會持同樣立場一——現實中那些既為哈耶克的理念所不容也為馬克思的理念所不容的事難道還少嗎？【8】」當然，在現實中諸位知識分子往往有意識與無意識地陷入了一個怪圈，無論激進與保守亦或是左與右都把「堅持秦王的領導」與「堅持秦制」作為了「共同的底線」【9】，哈耶克與馬克思一起堅持黨的領導，遑論施密特與施特勞斯，抑或布迪厄與福柯。

從文革到改革：從「反競爭的偽公正」到「不公平的偽競爭」

秦暉在講辛亥革命的時候提到了發生在辛亥之前晚清的「啟蒙」，諸多大臣出使西洋，紛紛感嘆人家那裡搞的民主憲政政治才是真仁政，而不像「我大清」一樣搞的是「儒表法裡」的秦政。就像是出使英國的郭嵩燾就明確地說：「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 中國文化很了不起，但那是指的三代，三代只有中國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但是秦漢以後就不行了，自漢以來中國似乎已經逐漸成了「夷狄」，而「三代」卻跑到西方去了【10】。而有趣的是，當時間來到 1978 年，封了國門幾十年後重新出國考察的各位列寧黨老干部們又在英國驚喜地發現了「共產主義」。1978 年 11 月王震訪問英國，訪問結束時，中國駐英大使館的人問王震對英國的感受，王震高興地說：「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再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了。【11】」當然，王震這些列寧黨老干部不肯也不能承認的就是，英國之所以能搞成這些「共產主義理想」，正是因為執政的並非試圖搞一黨獨裁的列寧黨。

毛澤東死後，經過短暫的華國鋒執政時期，鄧小平時代來臨，人們在「走出文革」的共識下凝結起來，至於未來具體走向何方，該走何種路線，則眾說紛紜，不過在 89 年的六四事件之前，這些分歧還暫時並沒分化到不可調和。秦暉雖然沒有對中國 80 年代與 90 年代的歷史作出具體論述，但是他就俄國斯托雷平改革前後的歷史作了相關研究，發現這段歷史表現出與中國後 78 年歷史極大的相似性。在這裡插一句，各種平台上總能發現各種人評論秦暉說他為了得到自己的亂剪裁史料，但仔細閱讀這些批評秦暉的回答或論文，發現這些批評別人剪裁史料的人他們自己靠剪裁史料又得出了另一套回答。但實際上，這其中的奧秘靠常識就可以識破，豐富的正確的史料並不意味著可以推導出正確的或者說客觀的結論。秦暉寫道：

俄國 1905 年到 1907 年革命是「現代化多元主義反對傳統專制」的斗爭的高潮，自由派知識界通過立憲民主黨執牛耳的杜馬實際上主導全國的反對派運動，同時，1905 年的俄國政府由著名的開明政治家 G·IO·維特任總理。他不僅對公社之弊已有認識，決心推進經濟改革，而且還是憲政的熱心者。顯然，在反對派運動以自由主義為主流，而政府方面又由開明的改革派官員執政的條件下，只要雙方能達成妥協，1905-1907 年之後的俄國將會是另一種前途，走向市場經濟、民主憲政是完全可能的。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杜馬反對派與維特政府的談判未能成功。維特由於過分「溫和」而被沙皇一腳踢開，強硬的戈列梅金與斯托雷平相繼登台，對反對派野蠻鎮壓。然而，勝利了的「家長」不僅沒再維護「大家庭」反而實行了徹底的「分家」。1907 年起，俄國開始了摧毀傳統公社、實行土地私有化並確立資本主義產權制度的「斯托雷平改革」。用斯托雷平的話說，國家原先要「抑強扶弱」充當「公社精神」的化身，而今不然了，「國家是為強者而存在的」！其實，1905 年以前的「公社世界」大家庭早已「父不慈子不孝」，只是還保留著一層大家庭的溫情面紗。而 1905-1907 年「革命」的戲劇性結果就在於，刺刀挑破了這層面紗，透過破口一看，原來家長與子弟們都對家產心癢久矣！於是對當局來說事情便變得十分簡單：趕快把家長權變為家產所有權吧！為了讓社會認可「家長」對家產的霸佔，斯托雷平的辦法是讓「長子」也分一杯羹以獲得他們對家長的支持。用權勢幫助公社的「強者」（所謂「富農」）以「強迫動員」的方式摧毀公社世界，從而用把「弱者」趕出家門的辦法實現對農民的「第二次解放」。一時看來，這樣的「分家」倒也干脆利落、產權明晰，市場導向的農場經濟畢竟比種「大鍋」地、納「大鍋」稅的村社經濟有效率，而鐵腕下的安定更有助於這種效率的發揮，於是產生了「斯托雷平奇跡」︰從 1907 到 1914 年間沙俄經濟持續高漲。在市場之潮中，俄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商熱。1905 年的政治熱情似乎已一去不復返，維特在 1913 年感嘆道︰「這件事過去六年了，斯托雷平宣稱『安寧』也有那麼久了，但他所實行的制度迄今沒有改變，輿論對之也沒有反應，現在輿論所感興趣的主要是口袋裡有多少錢┅┅」於是當年的反對派知識份子便陷入了空前的尷尬中。海外「政治僑民」日久無聊，內訌成習，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內的派系越來越多，而社會民主黨內的兩派更於 1910 年徹底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兩黨，彼此從政見直到經費之類的瑣事都斗得不亦樂乎。而俄國國內的自由主義者更出現了急劇的分化，有的如馬克拉科夫，成了支持當局鎮壓「弱者」搗亂的政治保守主義者；有的如別爾嘉耶夫，由鼓吹西化急變為宏揚「國粹」，成為不問政治的東正教「尋神派大師」；還有的如米留可夫，反對保守主義，但卻越來越趨向民族主義【12】。

秦暉通過對這段俄國史的講述表達了他對這段歷史的理解，如果傾向走出文革的泛自由與泛啟蒙派的知識分子與開明派領導人如果能夠達成某種聯合或者妥協，歷史也許會走向不同的結點與方向。但實際上卻是開明派領導人被踢開，鄧小平選擇了江澤民與李鵬。雖然六四事件之後，「改革開放」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停滯，但在 92 年後，所謂「市場經濟大潮」翻湧而來，「改革」或者說「權貴私有化式分家」的力度比上個十年更加迅速，80 年代那種溫情脈脈的面紗被徹底撕破。而隨著政治經濟社會等多重情境的變遷，知識分子本身也開始分化出不同的派別。有的知識分子選擇支持「改革」——不公平的偽競爭，只要趕快「分家」，也不管過程是否公正，期冀跑步進入市場經濟，當然這背後則是無數「掌勺者私佔大飯鍋」與「權貴私有化」；有的知識分子則選擇支持「改革從文革中總結經驗」——反競爭的偽公正，試圖從文革中總結出無數解決經濟轉軌問題的「制度創新」，78 年後的一切問題都是「新自由主義」的錯。而這些人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就是商人與「人主」爭利，只要將所有私企再通通國有化，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在這樣的「改革」與「反改革」、「左與右」、「激進」與「保守」的爭論怪圈中，黨國左一下右一下的擴張自己的權力，知識分子也隨著黨國左一下右一下偏偏起舞，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最後統統整合到「國家主義」的大旗下去。而黨國的被統治者，最終也在這種怪圈式的討論中不知所以，渾渾噩噩不知權責對應的憲政民主為何物，無論「左」與「右」皆以「堅持黨的領導」為前提，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美名其曰挑戰西方「話語霸權」去追求「本土化」。

注釋：

【1】秦暉對「抑兼並」與「不抑兼並」的描述多次出現在其著作中，參見：秦暉。關於「抑兼並」與「不抑兼並」. 1998. 天平集。P61-72; 秦暉。中國經濟史上的怪圈：「抑兼並與不抑兼並」. 1999. 問題與主義：秦暉文選.P416-428; 秦暉。閱讀千年：古老帝國的政治脈搏。2002. 思無涯 行有制。P167-207; 秦暉。中國經濟史上的怪圈：「抑兼並與不抑兼並」. 2019/2003. 傳統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及其變革;網絡鏈接參見 http://m.aisixiang.com/data/36374.html

【2】秦暉：中國思想史——從諸子爭鳴到新文化運動 完整版 2016 年 (秦川雁塔官方頻道).https://youtu.be/6XaNs83juAw 參見《史記·儒林列傳》

【3】秦暉：阿 Q 二題。1999. 問題與主義。第一版。P9.

【4】秦暉：世說新語補 (三則). 1998. 天平集。第一版。P130

【5】秦暉：從「荊軻刺孔」到「荊柯頌秦.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30920

【6】秦暉：「荊軻刺孔子」與「子路頌秦王」.https://freewechat.com/a/MzIxOTYwMTczMg==/2247489065/1.

【7】秦暉：中國能否走出「尺蠖效應」的怪圈？————從「郎旋風」看國企改革的困境與經濟學的窘境，愛思想，更新時間：2004-09-09 14:26:58，https://www.aisixiang.com/data/4117.html；也可參見：秦暉。2013. 共同的底線。第一版.P219

【8】秦暉：我的「第三條道路」. 原載《天涯》2000 年第 2 期。http://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6531

【9】就像是秦暉本人往往會面對「左」（如呂新雨）與「右」（如楊震）兩方面的夾擊。秦暉。歷史的啟迪:再談俄國的改革與革命——並答楊震、呂新雨。社會科學論壇，2010(22):71-98.

【10】秦暉：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 更新時間：2011-01-19 10:22:17.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8499.html；也可參見秦暉：中國思想史——從諸子爭鳴到新文化運動 完整版 2016 年 (秦川雁塔官方頻道).https://youtu.be/6XaNs83juAw. 第十九集 - 第二十四集；秦暉：不仁不義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憲政——辛亥之變的價值觀基礎。2015. 走出帝制：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回望.P67-85.

【11】蕭冬連：探路之役：1978～1992 年的中國經濟改革.2019. P22.

【12】摘自秦暉：從不公正的「改革」到反改革的「革命」——俄國走向 1917 之路。1999. 問題與主義。P257-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