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央广播电台：采访日本国会新晋反共议员石平先生
2025 年 9 月 13 日，台湾中央广播电台（RTI）新闻追击栏目主持人温大同采访首位被中国政府制裁的国会议员石平先生。以下为视频的文字稿。
主持人：打开明亮的眼睛，舒展宽广的胸膛。我们给您在大陆听不到的声音，我们给您跟官方不一样的观点。欢迎收听《两岸新闻导报》。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两岸新闻导报》，我是节目主持人温大同。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是“新闻追击”。我要访问的是在 9 月 8 号被中国外交部宣布制裁的日本新当选的参议员，也就是出生于中国的石平先生。这也是第一位被中国制裁的日本国会议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等一下我要访问石平先生，请他来现身说法。
主持人：石平先生你好啊。
石平：你好。
主持人：首先我们都知道，中国在 9 月 8 号晚上以答记者问的名义，宣布根据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对于您，也就是新当选的日本参议员石平先生，采取反制措施。这是中国第一次制裁日本的国会议员。内容有三项：冻结您在中国国内的动产、不动产以及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各个组织、个人和您进行交易合作；您的直系亲属不发放签证，不准入境，而且包含香港和澳门。关于这件事情，我想请教您的是，这个制裁的时机挺有趣。我知道您在日本其实已经相当活跃很久了，突然对您发起这个制裁，是不是因为您当选日本参议员之后才采取了措施？就时机点来看，您怎么看？
石平：我估计这个很有关系。因为我长期在日本从事媒体和各种发言、言论活动，到现在为止中共都对我采取无视的态度。但现在突然对我发起这样的制裁，我估计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现在当上了日本国会议员。也就是说，国会议员不光是言论上的发言，而且能够在日本的政治中，对政府的对华外交产生一定影响力。他们可能对这一点感到警惕，可能有这个含义吧。
主持人：我们在报道中也看到，这是中国首度制裁日本的国会议员。过去中国也曾经对一些欧洲的议员，美国的议员，包括马克·卢比奥（美国现任国务卿），当时是国会议员，在他当国会议员的时候采取过制裁。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当然也不例外。这样一种针对国会议员的敌意行为，您怎么看？难道以后中国不跟日本国会交往了吗？怎么理解这种外交姿态？中国难道这么肆无忌惮吗？
石平：本来中国政府一直对日本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非常遗憾的是，日本国会或者政府里面，也有很多人在中国面前有抬不起头的感觉，这养成了中国的坏习惯，好像日本随时都可以欺负。但同时，为什么其他议员不制裁，专门制裁我呢？我估计也和我发表的各种言论有关系。实际上现在日本其他的国会议员，不能像我这样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坚决揭露中国共产党。而且中国共产党那一套东西我都非常清楚。他们列举的制裁理由，说我在台湾、钓鱼岛、历史问题、香港和西藏各方面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也就是说，在日本的国会议员里，能这样全面而且严厉批判中国政府的国会议员可能还没有出现过。今天我以这样的立场当上国会议员，他们觉得，照中国话说，要“枪打出头鸟”，就是这种感觉吧。
主持人：可是我们知道，您是经由日本民意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当选议员。很大程度上客观反映了日本现代的民意以及整个政治走向。我们也知道，在最近 9 月 3 号中国的阅兵时，日本政府已经透过外交系统，要求欧美国家和亚洲一些国家不要参加。就像您所说的，过去日本对中国的态度非常低调，或者说不愿意抗衡。但我们看到，日本已经开始对中国的敌视“不吃这一套”了。您觉得日本政界或者整个民意，对中国的态度有改变吗？
石平：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在 80 年代，日本的各种舆论调查结果都显示，当时至少有 80% 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抱有好感。但现在正好反过来，舆论调查显示至少有 80% 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抱有反感。造成这种反感当然是中国自己的原因。大家知道，这么多年中国，尤其是习近平政权以后，一直以非常强硬、霸道的态度对待国际社会，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不管是对台湾还是对日本，都是打压的态度。一种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的姿态，对谁都要欺负。这种态度当然引起日本民众的反感。在日本国民的对华感情中，这样的转变也是我能够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在日本堪称批判中国政府的头号人物，所以不少日本民众愿意投票支持我，当选为国会议员。他们希望我能够站出来，代表日本民众抵抗中国政府的霸权主义政策。
主持人：这也证明了您多年来努力揭露中共现实，鼓励日本人面对现实，不要被中国这样一个集权专制、不讲道理的政府所迷惑。
石平：我也不是主张日本一定要天天跟中国吵架打架，而是主张日本人要丢掉幻想，面对中国政权的巨大威胁，要清醒认识，思考如何保卫自己的国家。我想这点对台湾和日本完全是一样的。
主持人：您作为非常了解中国的人，提醒日本人要认识中国的客观现实。日本经过这么多的事例，也可以看得出来，您呼唤他们认清局势。我觉得您能够当选，正式参与日本国政，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石平：谢谢，谢谢。
主持人：不过我还想请教您，我知道这次在选举过程中其实有一些反复。您所在的日本维新会在 2 月就提名您作为比例代表，您当时宣布参选。后来在 3 月宣布退选，6 月 24 日又说绝不屈服于中伤和诽谤，决定参选。接下来在一个月后确定当选。这个过程中的挣扎是为什么？
石平：当时在今年 2 月份，我首次提出要竞选。最大的目的在于，以前作为媒体人，我批评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但光是批评起不到太大作用。我总觉得自己应该站在日本政治的第一线，构筑正确的对华外交。特别是去年，日本孩子在中国被杀害，还有很多问题，中国对日本的态度越来越傲慢。我就想站在第一线应对这些问题，于是提出参选。
但是在日本社会，作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也有不少人对我持怀疑态度。一个很大原因还是中国政府。大家都知道，虽然我现在是日本国籍，但我毕竟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出生和长大，26 岁才到日本。所以部分日本人怀疑我背后是否有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还有，日本有些人不能接受我是加入日本国籍的第一代，从外国国籍转为日本国籍的人，却一下子进入日本最高权力机关国会。他们质疑这样是否合适。所以这些怀疑不少。
当时 2 月份，因为出现了这些批评和怀疑，我暂时退下来，冷静思考该怎么做。从 2 月底退下来到 6 月之间，我自己经过很多思考，也和日本的很多朋友、同志、民众交流。最后觉得，虽然网上有很多对我的批判，但实际上接触到的大多数日本人还是很支持我，对我有好感，并且理解我的想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没有必要被互联网上的一些言论所左右，还是应该站出来竞选。所以 6 月底又重新站出来，总算当选了。
主持人：可以这样说吗？网上的言论和实际上人们对您的支持，这个反差事实上给您一个很大的对比，对吧？
石平：当时网上的东西一下子就冒出来，而且铺天盖地。有时候会产生错觉，好像网上的声音就是一般社会中人的声音。但是一旦离开网络，接触到每一个具体的人，发现大部分人，包括很多普通的日本民众，或者一些社会层次较高的人，反过来觉得我不应该退选，觉得我退选很可惜。很多人还鼓励我应该重新站出来。也是在这种鼓励下，我重新参选。
主持人：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您作为有中国背景的人参选，可以看到外界对您的疑虑、攻击或诽谤。但我知道您在参选时的主张之一，是针对最近一段时间日本面对外国人大量涌入，特别是中国人。像我在大陆认识的朋友，到日本申请永居的门槛很低，通过后可以享受医保、让孩子上学，还能回中国，相当于有一个后路，万一中国出问题就能到日本避难，还能享受日本各种福利。我们也听说在京都、大阪、东京等地，中国人买下大量房地产。对日本当地人来说，产生威胁感是很正常的。您的参选主张也部分针对这一类情况做防范。这两者之间，您的身份和主张，以及面对这种质疑时的矛盾关系，您怎么看？
石平：本来我自己也是从中国移民过来的，也是外来者，加入了日本国籍并融入日本社会。但从我的体验来说，比如外国人到日本买房子，或者希望孩子受好的教育，本身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反过来讲，正因为日本有很多优点，很多优秀的地方，所以许多有能力的外国人愿意来日本居住。这本身没什么问题，我自己当初也是这样过来的。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从我自己的体验来说，如果你作为外国人在日本生活，或者加入日本国籍，首先要接受日本的价值观、社会规则，并把自己融入日本社会，这样才能过得很好。问题在于，不光是中国人，很多外国人在进入日本生活或定居，甚至加入日本国籍后，往往并不放弃自己原有的价值观、生活习惯和行为规则，而对日本的价值观并不接受。他们不愿意融入日本社会。很多中国人或者其他国家来的人，在日本生活后完全形成自己封闭的社会圈子，和日本社会不能融合。
这样的问题在于，这些外国人群体逐渐增多后，就会在日本社会中形成与主流格格不入的集团，而且不止一个，可能有华人集团，也可能有其他国家的集团。这就是一个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有一些外国人集团到了日本，不仅不接受日本的行事方式，反过来还要把自己本国的价值观强加于日本社会。这当然造成日本社会的危机感逐渐增强。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比如在日本的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乱扔垃圾、旁若无人，他们觉得在中国习惯了这一套，但你不能把这套带到日本来。带到日本来，必然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冲突。
我觉得日本并不是要全部排斥外国人，也不可能这样做。但是大量外国移民涌入日本的情况，应该防范，应该限制。因为日本本来就是国土小、人口多的国家，三十七万平方公里却有一亿多人，人口密度本来就很大。这样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大量容纳外国人？
主持人：对，没错。可能在数量上要有所节制，在教育或者沟通方面也要做一些努力。
主持人：接下来我想请石平先生谈一下您个人的生活和觉醒。您是 1962 年出生的，基本上文化大革命时是您的童年，改革开放以后开始读大学，可以说经历了中国变化最大的一个时代。我们在台湾读过一本书，在台湾出版的，是您和石板明夫先生的一次对谈整理而成，书名叫《我们曾以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我们青春时代的中国现代史》。您这一代人基本上就是在中共集权专制下洗脑的环境中长大的，曾经以为那种非常贫困、被拘束的生活，在洗脑之下也觉得是幸福的，中国最强大之类的。您是怎样从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石平：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小时候从童年到中学，都是在毛泽东统治的时代。当时中国彻底封锁外来信息，国外的信息全部被遮断，根本进不来，实际上是一种完全的锁国、封闭状态。所以我们不知道外国是什么情况。而中国共产党的洗脑教育就是不断告诉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中国人民比谁都幸福，甚至教育我们说，长大了要去解放很多国家的受苦受难的人民，比如一定要解放台湾人民，说台湾人民受苦受难，还要解放日本人民，说日本人民也受苦受难，甚至还要解放美国人民。
后来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邓小平为了把中国经济搞起来，不得不打开国门。国门打开的意思是让国外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资金进入中国，中国经济才能发展。但一旦国门打开，进来的不光是资金和技术，还有各种国外信息。很多人也出国，了解到国外的情况，这才发现，原来说我们最幸福，其实我们是最悲惨。以前教育我们台湾、日本人民水深火热，受苦受难，后来才知道你们台湾人民过得好好的，日本人民非常幸福，最受苦受难的正是我们自己。
看到现实之后，过去我们接受的洗脑教育就彻底被摧毁。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邓小平时代，很多人站出来揭露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对很多人的政治迫害，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集权统治非常阴暗的一面。于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国出生，经历了一个过程，就是过去共产党灌输给我们的世界观被彻底毁掉，必须重新塑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课程，以前相信的东西，后来才知道全是假的，就必须去寻找真正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很多像我一样，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我们很多朋友、同学开始觉醒，要给中国找到另一个希望。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必须摆脱毛泽东时代的苦难，就必须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实现民主和自由。于是 80 年代开始，中国民主化运动在大学校园里兴起，民主主义思潮不断涌现。当时我也是其中一员，因为我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所以我的整个青春时代就是怀着让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梦想度过的。
这样一个时代最后结束在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那个事件某种意义上让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和我的很多朋友，再一次觉醒。以前虽然知道中国共产党有很多阴暗面，知道这个集团统治下存在许多不好的地方，但我们对共产党还抱着最后的希望。直到六四前一天，我们仍然不相信共产党会用军队来镇压我们这些年轻人、镇压我们的同伴，但它最终变成现实。1989 年 6 月 4 日那天，我在内心彻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共产党政权失望，觉得自己和他们再无关系，就此诀别。这是我人生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主持人：我们知道，中共在所谓改革开放之后，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也进行了不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乃至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当时大学生的觉醒运动非常波澜壮阔，包括 1986 年的学运，直到 1989 年的学运，都代表了当时整个中国大陆年轻人的声音。事实上，全中国不是只有北京一个地方。
石平：那是我们一代人的觉醒。
主持人：那是台湾也从戒严走向解严的时代。当时两岸都在从集权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可是台湾在 1986 年突破党禁，开始解除戒严，而中国在那个时代没有走下去，最主要原因就是最高领导人在关键时刻决定用血腥镇压，摧毁了中国的民主道路。
石平：某种意义上，当时台湾比中国大陆先行一步，结果 1989 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台湾和大陆就完全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我去年也到台湾，正好是总统选举的时候。赖总统当选那天晚上我在台北，在民进党总部前的广场上，大家聚集在那里。我去观摩。看到台湾的情景，不是说民进党选上或国民党选上，而是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反观中国，尤其在习近平时代，越来越走向集权专制，走向独裁。我感慨很深。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在 1984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88 年到日本留学，在神户大学取得教育学研究硕士和文化学研究硕士学位。后来您在 2007 年归化为日本国籍，2009 年在《产经新闻》开设了专栏“石平的 China Watch——中国观察”。您写了非常多的书，既有个人著作，也有与他人合著。我觉得您在日本的文化界和媒体界都非常活跃。您可不可以谈谈取得日本国籍后，您在日本所从事的这些事，您的想法是什么？很多人到日本只是为了安居乐业，但您显然不止于此，您很有抱负，很积极地介入社会。
石平：实际上 2007 年以后，我成为日本国民，成为日本一员。我做的事情，本质上和 80 年代我作为中国青年想为中国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总而言之，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当然不是所有人，总觉得作为青年，或者作为一个个体，都应该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站在稍微高一点的层次上，为国家和社会做一些事情。每个国家都需要这样的人。当时 80 年代，我们抱着为国家站出来做很多事情的信念。甚至很多朋友因为有这样的理念和理想，在六四中倒在中共的镇压下。这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理想。某种意义上，80 年代成长的一代人，都有很强的理想主义情怀。
加入日本国籍以后，道理是一样的。我觉得既然加入日本国籍，将来就是日本国家的一员，而我的孩子将来也会是日本人，要在日本生活。我自然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站出来为日本呐喊，为日本的未来做很多事情。尤其在日本遇到很多问题、危机的时候，我更觉得应该让日本人清醒过来，特别是在对中国的问题上。所以我在日本以后到处在媒体发言、出书，本质上和我在 80 年代为中国民主化站出来的情怀是一样的。
主持人：这次中国在制裁您的时候，媒体把您和在川普政府担任国务卿蓬佩奥幕僚的余茂春先生并列。事实上，余茂春先生也是你们这一代人，他也曾经参与很多民主运动。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离开中国的海外中国人，有些像您这样，参与外国政府并为所在国效忠，但同时也对中国的改变有想法。有些人像王丹等人，他们没有放弃中国国籍，在海外从事民主运动。这是一种角度。另一种角度就是像您们这样，加入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用不同方式推动中国改变。我可以这样理解吗？他们认同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同时也希望帮助中国做彻底的改变。
石平：实际上，您刚才说的这一类朋友，他们在美国，但不放弃中国国籍，尊重美国的价值观，同时希望把中国变成更好的国家。我也很尊重他们，他们做的事情是应该做的，也做得很好的事情。同样对余茂春先生，他作为美国人，要为美国效忠、保卫美国，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但我最不可理解、觉得最没意思的是另一类人。比如到美国或者到日本，享受民主国家的福利和权利，但心里念念不忘中国共产党好，为共产党摇旗呐喊。那你到美国来干什么？回国去不就得了？这种人是最没有意思的。
主持人：所谓“反美式工作，在美式生活”，太下流了。
石明：大陆上也有人跑到台湾来，享受台湾的福利、自由和民主社会，反过来还为中国大陆唱赞歌，不是也有吗？这种人就是最不要脸的。
主持人：今后您觉得可以在国会做更多事情吗？
石平：因为本来我在日本作为媒体人，已经有一定地位，可以做一个资深媒体人就这样下去。但我还是觉得，应该进入政治现场或中心，为日本做更多事情。我要做的事情并不是要和中国对抗，而是对中国不能低头哈腰，不能屈服于他们，必须毅然决然捍卫日本的国家利益。同时绝对不能容忍、要阻止中国的霸权主义和侵略性政策。不管是对日本的霸权主义，还是对台湾的霸权主义，我觉得这将是我今后工作的一部分。
主持人：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访问了日本新当选的参议员石平先生，非常感谢石平先生。
石平：谢谢。
2025 年 9 月 23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