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霜：裴敏欣“The Sentinel State”读后（上）

作者注：本文是依据本人最近完成的一篇英文文章改写而成的，匆匆译成中文。之后我会就这本书用中文写一篇较长的文章，对书中的内容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和讨论，特别是有关中国安全部门招募线人的情况，以及维护这个体系所需要的巨大成本等方面。

中国有两个负责国内监视的安全服务机构：中国公安部的政治安全保卫局及其地方分支机构承担了大部分国内政治间谍工作；中国国家安全部及其地方分支机构在国内政治间谍方面起着较次要的作用，主要职责是针对被认为牵扯到涉外联系或少数民族的个人进行监视。由于其内在的保密性，人们对这两个秘密警察机构的组织、规模和操作策略了解甚少。这本书利用公开来源材料构建了它们的基本组织结构、任务和活动的概况。

近年来对中国高科技监视的关注导致了一个普遍的印象，即中共主要依靠诸如视频摄像头、人脸识别、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来追踪普通中国人的行动和活动，并监视涉嫌敌对人员。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关注点都集中在中国采用先进监视技术上。记者和研究人员可以轻易找到技术极权的反乌托邦证据。中国街头和其他公共场所的监视摄像头不难发现。政府采购监视设备的记录常常可以供聪明的网络侦探查找到。在一些情况下，乐意配合的地方警察甚至允许西方记者评估他们的间谍装备的效能。

大多数记者对中国监视国家的描述和研究报告忽略了安全机构——特别是中国国家安全部和中国公安部的国内安全部门——在国内政治间谍活动中的作用。尽管监视技术的使用显然增强了中共维持政治镇压的能力，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即使是最先进的监视技术也有限的覆盖和范围。受监视的对象可以采取简单的回避措施，例如戴上口罩和帽子（就像 2019 年香港和 2022 年白纸运动期间的抗议者一样），关闭手机或用铝箔包裹手机以增加检测难度，或者简单地低声说话或打开电视以阻止监听设备。

中国监视系统中的这些空白只能通过人力、劳动力和密集的组织策略来填补。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主要依赖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这两个机构来监视目标，并通过政法委来协调工作。由于关于公安部政治安全保卫局和国家安全部在中国内部活动的可靠信息难以获取，研究人员通常无法揭开围绕这两个安全机构的保密面纱，这本书主要依赖于从地方年鉴、警务志和警务教材中搜集的数据，来拼凑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以及地方部门的组织、分工、目标和策略。

国保部门

公安部负责国内政治间谍工作的部门，就是公安部一局，政治安全保卫局。在 2019 年之前，它的名称是国内安全保卫局。2019 年的名称变更可能表明了党对政权安全的新重视。第一局被认为是公安部中最重要、最强大的部门，它的负责人通常会晋升为公安部副部长。各省公安厅内的国保单位称为国保总队。市级国保单位称为支队。县或区级国保单位称为大队。官方来源对各级国保单位的规模提供的细节很少。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公安部政治保卫局有 4 万名警员（大约占总警力的 10%）。今天，国保单位相对较小，可能占警力的不到 5%（更可能在 3% 左右）。例如，在河南省中等规模城市濮阳，1993 年市级国保单位包括四十名警员，仅占警力的 2.4%。其他地区也报告了规模较小的国保单位。2012 年，乌鲁木齐水磨沟区的国保单位由 24 名警员组成，占总警力的 5.7%。如果我们假设全国国保警员的总数约占警力的 3-5%，根据有限的地方数据，那么中国国内秘密警察的人数应该在 6 万至 10 万人之间，或者每 14,000 至 23,000 人中有一名国保特工。为了有一个比较，1989 年的东德国家安全部（史塔西）每 165 人有一名全职雇员，而前苏联每 595 人有一名克格勃特务。即使我们假设前苏联或东德的秘密警察中只有一半参与国内政治间谍活动，中国的国内秘密警察在国际比较中也显得很小。

考虑到它们的规模较小，县级和区级国保单位的操作能力更为有限。它们的主要功能似乎包括指导和依赖基层警务人员执行常规监视任务。它们的次要功能是执行上级国保单位和地方党组织的命令。公安部定期召开国内安全会议（可能每三年召开一次），发出指示，提供操作指导，并促进各级国保单位之间的交流。在 1998 年 9 月至 2008 年 12 月期间，公安部召开了三次国内安全会议。政府（很可能是通过公安部）还召开了专门的“政治调查工作”会议，很可能是为了开发和交流用于监视和调查被视为政治威胁的个人和组织的技术。

调查和情报

根据一本权威的警务教材，国保单位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和分析情报，发现并采取行动对付危害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个人和案件，针对宗教和民族团体，加强学术机构和国家附属实体的安全，招募线人。根据地方年鉴对国保单位活动的总结，它们最重要、最频繁的任务是调查可能对中共构成潜在威胁的重大政治事件、个人和组织。虽然一般县级国保单位的人力资源不足以进行常规监视，但它可以承担由于社区警务人员缺乏调查技能和时间竞争压力而难以开展的特别调查。根据警务专家的说法，这些特别调查的目标包括组织和参与起义、暴乱和抗议活动的领导人和活动人士；参与外国渗透和破坏的敌对组织和个人；非法组织和出版物；从事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和活动人士；与外部势力勾结的个人；以及从事恐怖主义的组织和个人。

地方公安局披露的国保活动证实了这些单位在特别调查中追踪大部分以上目标。湖南株洲的公安报刊在 1990 年代提供了对其国保单位进行的调查和运作成就的相对详细描述。在这十年里，市级国保单位对大学校园进行了调查，发现了涉嫌参与非法组织的个人。它的调查还针对外国教师和非政府组织成员。1994 年，该单位借助“技术手段”和“内部线人”，成功追踪了一名参加天安门运动的学生领袖的活动，并通过对他的商业活动施加压力，防止他“以商养政”。1997 年，该单位将重点转向了宗教团体。

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对任何有组织的反对势力的恐惧，国保单位优先考虑非法或未注册的宗教团体、邪教、秘密组织和非官方政治组织。在 19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吉林省舒兰县的国保单位对秘密社团和宗教团体进行了监视，并逮捕了他们的领导人。外国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也是国保单位的优先目标。2016 年，四川省汉源县的国保单位调查了几个外国非政府组织。武汉的国保单位声称已于 2009 年和 2013 年进行了行动，以侦查外部组织的渗透。

国保单位还调查了一系列被认为是政治威胁的个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国保单位报告称，2010 年，它调查了一千多名维吾尔族人进入该州，并发现了几个涉嫌走私维吾尔族人出国的团伙。四川省米易县的国保单位报告称，2008 年，它对被解雇的私立学校教师、解放军退伍军人、抗议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和其他被列入黑名单的潜在麻烦制造者进行了特别调查，因为他们可能在即将举行的“两会”和北京奥运会期间引发麻烦。

国保单位的另一个重要责任是收集有关被监视个人和团体的信息和情报。收集关键目标的信息的目的是建立已知和潜在政治威胁的数据库。2002 年，公安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内安全保卫工作对象基本调查的意见》。虽然这份文件并未公开发布，但很可能列出了地方国保单位被要求收集的目标类型和信息，并建立了收集的协议。地方年鉴中的披露提供了一些这类信息是如何收集的示例。2005 年，武汉的国保单位对该市的外国非政府组织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北京的国保单位在 2006 年提到了专业数据库（如专注于“邪教和有害气功组织”的数据库或“反恐信息管理系统”），这表明这种“基本调查”提供了关于监视对象的重要信息。

除了收集基本信息外，国保单位还依靠线人收集有关被监视个人和团体活动的具体信息，以及公众对政府政策和主要社会趋势的反应。通过线人收集到的情报由三类组成：敌情、政情和社情（尽管在一些地方，政情和社情被合并为一类）。敌情包括与敌对团体、势力和因素有关的各种方面和活动的情报和信息。特别重要的是有关那些“试图获取情报、策动叛逃、进行破坏、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煽动武装叛乱和骚乱”的团体的情报。敌情还包括有关国内外敌对势力勾结、敌对势力的渗透、国内外敌对势力之间的秘密联系以及危害社会稳定的活动的信息。有关重大犯罪活动（如贩毒和有组织犯罪）的信息也被归类为敌情。政情指的是“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内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国内外政治趋势和发展的信息。政情还可以指各社会阶层对党和政府政策、法律以及主要国内外事件的反应”。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政情和社情很难区分，但两本教科书将社情定义为“有关社会内存在的或可能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各种不稳定因素的信息。”这一类别还包括“有关重大事故、自然灾害和罢工的舆论，尤其是‘代表性个体’的反应以及显著的社会趋势”。

尽管普遍存在着有关地方警方和国保单位招募和使用间谍的保密性，但研究者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信息。2005 年，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的国保单位招募了 225 名特情人员和 573 名政保信息联络员。在 1998 年至 2002 年间，吉林省舒兰市的国保单位每年平均招募了 163 名线人，另外还有数量不明的特情。国保间谍提供的信息和情报帮助警方平息社会抗议活动，以及镇压异见活动。四川省米易县的国保单位承认，2008 年，其线人使警方获得“有关米易中学教师试图通过互联网组织罢工的及时信息”，并获得“有关计划提交集体请愿和试图阻挠新商业开发地点施工的广泛信息”。有关国保特情和线人的情报的信息在地方年鉴中容易获得。一般来说，一座普通城市或地区的国保单位每年收集数百条被认为与政权安全相关的信息和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