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单世联《革命人》与李维汉回忆录（下）
李维汉在回忆录中对李立三也有着十分生动的描写。实际上，左派运动的领袖一般都很有特点，瞿秋白是感情细腻的文人，王明极善讲演，而李立三则颇具一种夸张的英雄气。张国焘就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李立三坐在他那间秘密的办公室中，俨如统帅，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譬如某一地区有几名游击队，他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区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颁发一个师或这的番号。因此他纸上的兵力，总在不断增加，革命也就高涨起来。李立三于是左一个命令，又一个命令，指挥今天进攻这里，明天又进攻那里。”
1930 年 6 月 11 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之前，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曾表示不同看法。李立三非常生气，说他右倾，妨碍中国党的领导工作。6 月 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向忠发的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要求将罗伯特撤走。李立三在未接到国际指示的情况下，于 7 月 13 日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布置南京暴动、上海总罢工，并要求全国配合。他还讲，等打下武汉，中国革命胜利了，再同共产国际讲话。
实际上，李立三的认识与共产国际关于世界革命正处于高潮的判断是一致的，他之得罪莫斯科的太上皇，一是超过了共产国际的目标和角色，认为可以立即夺取政权，苏联应借机出兵东北，由中国革命引起世界革命。由于苏联一直怕远东爆发与日本的战争，所以得知李立三的谈话后大为恼火。二是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声称自己既要对国际负责，也要对中国革命负责，他和总书记向忠发一起严厉指责共产国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对革命犯罪，阻挠革命。由于这两条，国际对立三的罪状“上纲”就高了起来。批评国际诚然有之，指挥国际却是夸大。实际上，根据张国焘回忆录当中的记述，“我所遇见的同志，都没有提到李立三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外蒙，进攻京、津来配合他夺取武汉的那个‘天才计划’。”
李维汉在回忆录里批评李立三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他是建党初期的党员，领导工人运动有经验、有贡献，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盲目地骄傲起来。他的独断专横的作风是很严重的，不肯听取党内的不同意见，就是共产国际也不放在眼里。”可是，与后来党内乃至全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比起来，李立三的独断专横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点，李维汉就没有写出来了。
李立三后来不久就前去莫斯科做检查，历时 15 年，一度被投入监狱。胡兰畦在莫斯科与他有一段对话：“有一次，我问他，‘有人说你每次开会，自己都要先把自己大骂一通，是吗？’他说：‘是的。’‘为什么？’。我听了有些惊异。他真诚地说：‘我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牺牲了很多革命同志，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真是罪责难逃！’1946 年 5 月，去国多年的李立三第一次晋见毛，师哲报告后，毛非常冷漠。“李立三如约来到，毛泽东对勤务员说：‘客人来了，倒杯茶。’然后对李立三仍是淡淡地说：‘你回来了，好。你在东北情况怎么样？’李立三本来满腔热望，想向毛泽东倾吐衷肠，让毛泽东了解自己的经历和心思，但看见毛不爱听，也就讲不下去了，简单地说了几句就告辞。
从回国到“文革”自杀，李立三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没完没了地批判自己、歌颂毛泽东。1954 年 9 月，被撤销了劳动部长的李立三外出休养，有人劝他重游安源，他却说：“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是我去安源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我年轻时在安源搞工运的成功，那是客观形势造成，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年轻时的成功，助长了主观主义与盲动主义的倾向，是我后来犯错误的一个原因。”似乎他在安源的成功反而是有害的。1965 年，李立三到江西，有人建议他去南昌，他又说：“我多年只注意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没有认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我虽然参加了‘八一’起义，但贡献不大，我还是去井冈山看看更有意义。”
如果说李立三对毛怎么想，怎么看很敏感的话，那其实毛泽东的政治敏感性要比李立三对他的敏感还要更敏感，这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李维汉在回忆录当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毛泽东同志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中度过的。从秋收起义起一直到他晚年，从没犯过右的错误。对于战争，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几百万敌军都听他调动。对军事这门科学，他在理论上的杰出贡献超过了马恩列斯。政治上同反动派斗争，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策略同样非常英明，可以说是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的脑子不能不发生影响。政治斗争，不讲策略是不行的，对敌人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错误在于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因而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把朋友当成敌人，当成“蛇”引出来，这就混淆了敌我。
纵观毛的全部战略战术和政治战术，“引蛇出洞”、“放进来打”是其擅长。这种方法关键是掌握先机的极度敏感。《解放日报》刚登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根据胡乔木的回忆，“毛主席看后，曾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即打电话，要报社作出深刻检查。” 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还在“放”的阶段时，毛打着马灯和火把看了《矢与的》后就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无独有偶，1957 年 4 月 30 日晚，毛还要求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5 月中旬，当李汇报到“轮流坐庄”的言论时，毛就说他们这样搞，将来要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当有人说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