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致君：沉默的河流

决定做公民记者后，开始了系列采访，主题是《草民》，自己想着深度记录苛政下如草坚韧的人。我知道自己无法拯救任何人，我能做的事情小得像沙粒，可我还是想做。因为如果我也沉默，那这些微小的声音就真的永远听不见了。 

我常常觉得自己不是在采访，而是在捞沉入水底的石头。每一个被我采访过的人——被计划生育的母亲、被“远洋捕捞”的开发者、在黑屋子里被说成“病人”的同性恋少女、宗教组织被关闭后散落在城里的信徒、甚至被关进过集中营的维吾尔族——他们像河床上积累多年的淤泥，看似安静，底下却有无法言说的腐烂和挣扎。 

我坐在他们的对面，手里握着录音笔。录音灯亮起时，我就知道自己又要走进一个陌生又熟悉的黑暗。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医生，要给这些人翻开伤口，可我什么也治不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罪人，是我推开了那些他们本想藏起来的门。更多时候，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一块石头，被黑暗不断推往更深处。 

采访久了，我开始害怕夜晚。夜里一安静，所有声音都会从回忆里跑出来，带着潮湿的气息，从我肩头一点一点滑进心里。我听见哭声、听见空洞的笑、听见脚步声在狭窄的走廊里回荡，像从时间另一头走来的鬼魂。 

但我仍继续采访。我不知道这是勇气，还是一种迟来的倔强。我只是觉得，有些人必须被听见，不然他们的痛就像被水覆盖的尸骨，永远不会被看见。 

写下他们的故事，是我唯一能给出的回应。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背着无数回声的人，每一个回声都在提醒我：不要忘，不要停。 

有人曾问我：“写这些东西，你不怕吗？”我回答：“怕。但我更怕，有一天我什么都不敢写了或者有一天我什么都不能写了。” 

真正的黑暗不是看见危险，而是习惯沉默。习惯到觉得沉默是生活本来应有的样子。 

只要我依然拿得起笔，我就还在抵抗。 

那个签了字的女人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坐在一间繁华市区的破旧房间里，身后是一堵有水渍的墙。墙被湿气啃得像老人的皮肤。我坐下时，她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平静得像一口井，里面什么都没有。 

几十岁，脸上没有太多皱纹，但眼尾的一道沟壑让我猜到她经历的事远比她的年龄要老。 

她告诉我，她在二十二岁那年被强制引产，怀孕 8 个月。“那天其实很普通。”她说，“我丈夫出门上班，我还在家里炒菜。”她说到这里突然停了一下，像卡住。 

我以为她要哭，她却没有。她只是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说：“后来就有人来了，让我去医院。他们说再生就是违法。” 

她说的轻描淡写，可我看着她的手——一直在搓衣角，搓得布料起毛。 

她告诉我，在手术室里，医生看都没看她，只问了一句：“签字了？”她点头。签字的时候手在抖，但她发现旁边站着的干部比她还冷静，像在等午饭开水。 

“孩子被取出来时，我听见了声音。”她说。 

我问什么声音。 

她说：“像一声轻轻的叹气。”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她记忆里的幻听，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眼前的空气变得异常沉重，沉重得连呼吸都带着疼。 

采访快结束时，她突然问我：“你说，我最后听到那一声叹气是不是他的哭声？” 

我摇头。她却笑了。那个笑让我至今想起仍背脊发凉。 那不是轻松的笑，而是一种明知道自己是无辜，却被生活逼着承认命运的苦笑。 

她说：“那孩子如果现在活着，也该上大学了吧。” 

房间里那盏昏暗的灯泡摇了一下，我突然觉得世界正在一点点塌陷。 

黑暗里的治疗者 

我采访那个少女是在一个夏天，她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外套，像是借来的。她的脸很瘦，眼睛却不显小，里面藏着多年的疲惫。她坐在我对面，手不断擦裤腿，像在擦去一个看不见的污点。 

“我进去的时候十几岁。”她说。“进去”指的是所谓的“矫正治疗中心”。 她父母把她骗进去，说是给她治“病”。 

她笑了笑：“那不是病，是他们觉得丢脸。” 

她告诉我，那里面的房间没有窗户，灯光永远惨白。 她们被要求写检讨、听讲座、看视频、接受心理暗示，睡觉也必须听从安排。“我第一天就哭了，”她说，“但他们告诉我哭是软弱，让我控制情绪。” 

我问她后来有没有习惯。 

她摇头：“习惯不了。只是学会了沉默。”她说那一年是她人生中最漫长的时间。她试过逃跑，但门口永远有人盯着。夜里，她常常听见有人悄悄撞墙、踢床板、在被窝里窒息般地呜咽。 

“他们说我们生病，是为了让我们觉得自己脏。” 她说，“可我哪儿脏了？” 

她的声音突然高了一点，又很快低回去。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她抬起头，轻轻问：“你说，像我这样的人，能不能活得像个正常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在那一刻，我第一次明白，一个人被羞辱得足够久，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配拥有阳光。 

被“远洋捕捞”的人 

那个程序员，是我采访所有人中最沉静的一个。他说话慢，眼神总是往窗外飘，仿佛他的灵魂仍被困在那段逃亡的记忆里。 

他原本是做软件开发的，写过一个让人“翻墙”的小工具。他说做这个软件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只觉得互联网应该是自由的。 

“后来才知道，原来自由是会有人来抓的。”他说着笑了一下，像嘲讽自己。 

当他被带走时，房门被撞开，他一瞬间以为地震了。那些人冲进来，没有制服，没有证件，没有任何法律程序。他们只说：“跟我们走一趟。” 

他说：“我那时就像一条被从海里捞起来的鱼，空气刺得我喉咙疼。” 

在黑暗的车厢里，他反复对自己说：“我不是罪犯，我只是写代码。”可没有人回应他，车子穿过几个边境，他像一个被物理删除的文件，安静地从世界上被拖回原点。 

我问他最害怕哪一刻？他说：“不是被抓，是意识到我根本没有‘逃’的可能。” 

“那一刻，我觉得世界不是圆的，是一张网。网有洞，但我永远找不到那个能钻出去的洞。”他讲完后一直揉自己的手腕，那是他被押送时扣住的地方。仿佛那几道红痕还在皮肤上隐隐作痛。 

他被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审讯室，冷气吹得他发抖。他们问他为什么要写那个软件，他答不上来。 

“我只是想让人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低声说。 

审讯的人却回他：“你让他们看得太多了。” 

我问他最怕什么。 

他说：“我最怕有一天，我会把互联网里看到的东西全部忘掉。那样我就真的被抓住了。” 

他说完后，整间屋子静得可怕。 

我沉默地坐着，听他呼吸变得急促。他不是在回忆，是在重新经历。我想告诉他，他不是唯一被捞起的人，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我怕我的轻描淡写，会像另一种伤害。 

于是我只是把他的每句话写下。这些字比我沉重很多，却比他轻一些。 

宗教散落的人们 

那是 2019 年底，一个宗教组织被取缔。她告诉我她那天也在场。 

房间里灯光昏黄，信徒们已经知道结果，但没人哭，也没人喊。他们像提前演练过一样，默默收拾东西，把圣经擦干净，把椅子放整齐，把茶杯洗好。 

每一个动作都像一种仪式——不是告别，而是努力维持体面。 

有人想唱诗，被旁人轻轻按住。有人想祷告，却被提醒外面有人监视。 

她说那天看到一个老太太一直用手抹桌子。桌子早已干净，但她仍一遍一遍擦，像要把多年的信仰都擦进木头里。 

“他们不会理解我们。”老太太说，“可我们也不恨他们。”那句话让她当时沉默了很久。 

取缔之后，他们四散到城市的不同角落，不敢公开聚会，只能在出租房、地下室、小旅馆里祷告。 

地下聚会，小房间只有一盏灯，灯泡用纸巾包着，怕太亮惹人怀疑。他们唱诗时声音轻得像风吹过枯草。 

“就算我们变成影子，也得有个地方站着。”她说。 

我把这句话写进笔记本时，手抖了几秒。 

族群的罪名 

她被送到塔城市园艺场的“教育转化中心”。没有人敢说那三个字，可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她在那里被关了十三个月。 十三个月——足够让一个人忘记季节，忘记自己的体味，忘记天空的颜色。 

她说：“我三个月瘦了十五公斤，头发被剪短到像犯人。每天从早上坐到半夜，不准动，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多看一眼窗外。”在集中营里，上厕所不能超过五分钟，时间到了就有人来敲门。 有人半夜呕吐，却不敢停下背诵“爱国诗词”；有人因为晕倒，醒来后第一句话依然是“我不会再犯错误”。 

她说：“最恐怖的不是被打，是不知道下一个消失的人会不会是你。” 

有一天，同牢房的一个女人被带出去。她回头看了大家一眼。那眼神里没有求救，也没有恳求，只有空。像一扇被时间掏空的窗。 

之后，她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连问她去哪都不敢问。”因为在那个世界，问题就是罪。 

她有一个弟弟， 从 2017 年 10 月被带走，关押到 2019 年 5 月，地点在塔城市三道河坝的另一个设施。 

那里比关她的地方更糟。 更黑。更冷。更远离世界。 

生病了，却得不到治疗。她说他本来身体很好，“如果能看一次医生，他不会死。”可是他没有被看诊，没有药，没有任何救治。病情一点点恶化。在 2022 年 11 月，他死了。 

她说：“他们说是‘自然死亡’，可我知道，是他们把他放在那里死的。” 

当她说到这里时，我听见她的声音第一次裂开。 

“他才三十多岁。他没做错什么。他是被关押、被忽视、被抛弃而死。” 

死亡在这里不是事件，而是系统的一部分。 

夜里听见的那些声音 

采访多了，我开始害怕整理录音。 夜里，一个人坐在电脑前，戴上耳机的瞬间，我总觉得自己坐在某个审讯室外、医院的长廊上、旅馆的破床旁。 

他们的声音重新活过来，像幽灵。 

被引产的女人说：“签字吧，不签也要做。” 少女轻声说：“哭没有用，会被换到更暗的房。” 程序员重复：“回去吧。” 信徒们在低声唱歌，像怕惊动天使。 

很多次，我摘下耳机，捂住脸，不知道自己是被压得喘不过气，还是被某种深处的力量拉住。 

我开始失眠。开始害怕人群，也害怕独处。开始觉得这世界太安静了，安静得像在掩盖一场看不见的灾难。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继续做这些采访。 

我想了很久。我发现答案不是正义，也不是勇敢。 

而是因为我害怕——如果我不记录，他们的痛就什么也不是。 

在这个时代，一个人的痛苦如果没有被写下来，就会像被丢进深井的石子，连响声都没有。 

而我写完之后，也并不是每一篇可以顺利发表，因为他们害怕。 

我也在被吞没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正在变成另一个采访对象。我开始有他们的沉默，有他们看着窗的方式，有他们在讲述某件事时突然停止、突然倒吸一口气的习惯。 

我采访别人，却被他们的痛慢慢占据。我写他们的故事，却常常在屏幕前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问自己： 我是不是也在黑暗里？是不是也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推着往深处走？是不是也害怕掉入某个随时可能关上的门？ 

我没有答案。 

但我知道，我必须继续写。只有写，我才确信我还在抵抗。 

那些沉没的人们 

世界上有很多沉没的人。 

他们沉在政策的缝隙里，沉在监控的阴影里，沉在社会的沉默里，沉在无人问津的档案里。 

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新闻里。他们的故事不会进历史书。他们的痛苦不会成为讨论。他们的哭声不会被回应。 

在一个习惯遗忘的时代，他们被遗忘得理所当然。 

可我见过他们。听过他们的声音。握过他们颤抖的手。看到过他们眼睛里闪过的那一点点光。 

我不能让他们消失。 

哪怕只是把他们写进一篇文章，哪怕这些文字最终也会被风吹散，我也要写。 

因为被写下的痛，是有形的。有形的痛，才不会被碾成灰。 

我愿做那条河

我常常想，我到底是什么？ 

记者？记录者？旁观者？还是一个抱着石头往深水走的人？ 

后来我明白了：我是一条河。 

不是大河，是很小的一条河。窄得甚至挤不下太多光，浅得映不出月亮。可我愿意让那些沉没下去的人，在我的河里再漂浮一次。 

哪怕只是短短一段路。哪怕最后仍要沉下去。 

当我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我就成了他们短暂的归宿。 

他们不再只是痛苦，不再只是伤疤，不再只是沉默。他们变成了语言，变成了记忆，变成了能抵抗遗忘的东西。 

而我，也在这条河里找到自己的方向——向着黑暗，但并不投降。 

在黑暗中发亮的人 

夜色总是在最安静的时刻铺满房间，我坐在黑暗里，听自己的心跳。那跳动声里混着那些被迫低头的呼吸、被压抑的哭声、那些未出口的求救。 

我知道这条路没有终点。没有胜利，也没有光荣。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被拉下深渊的声音。 

黑暗会吞噬一切，但不是真的。 

黑暗会吞噬光，吞噬声音，吞噬勇气，吞噬一个人所有的希望。可黑暗永远吞不掉——那种从痛苦里生出来的倔强。 

我见过太多在黑暗里依然活着的人。他们没有力量，没有背景，被摁在地上，被关在监狱，被羞辱，被剥夺，被迫沉默。 可他们没有死，没有彻底屈服。他们像火种，埋在潮湿的土里，只要有一点点空气，就会亮一下。 

他们伸出手， 而我能做的只有一个动作： 

把笔递过去，让他们的声音穿过我的手，落在纸上。 

2025 年 11 月 22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