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福祯：想起“死磕派”律师群体——写在良知被钳制的时代

一、“死嗑派”的提出与由来

“死嗑派”一词并非来自法学界的正式命名，而是在维权圈子中自然流传的称呼。它形象地描述了一类律师群体的执业方式：面对体制性违法、不服软、不退让、不和稀泥，哪怕胜算渺茫，也要一条道走到黑。他们坚持程序正义，反对强迫认罪，挑战非法羁押，依法申请会见、递交无罪辩护书、发声舆论监督——凡此种种，皆属于与强权“死嗑”的范畴。“死嗑”的行为背后，是他们对法律本身仍抱有朴素信仰。他们相信，中国既然有宪法，就应当有最低限度的法律尊严。哪怕这份信仰与现实相冲突，他们也不愿放弃职业底线。他们之中不少人原本并非异议人士，而是在真实执业过程中，一步步撞上权力的封墙，从此走上抗辩之路。

二、逗号：无罪辩护与“不妥协”的职业空间

死嗑派律师坚持“无罪辩护”，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路径，而是他们职业理念的核心。面对官方预设的“维稳需要”、法官私下的“默契共识”，他们依然选择依据法律事实进行独立判断与公开辩护。哪怕最终结果注定失败，他们也要在判词前加一个“逗号”——留出辩驳的空间，捍卫辩护的尊严。他们的“不妥协”，并非情绪反应，而是对“律师”身份的重新定义。他们拒绝成为体制合法性的背书人，也拒绝以沉默维系个人生计。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将“死嗑”变成了法律界的一种职业抗议形式。这种抗议，不激烈却坚定，不喧哗却震撼。

三、叹号！“死嗑派”律师的拓展与全国律师联署声明

2014 年起，“死嗑派”的职业理念逐渐在全国形成影响力。更多基层律师、年轻执业者开始模仿这种坚守原则、拒绝交易的风格。就在风暴前夕的 2015 年初，全国多位维权律师在北京发起联署，发布了著名的《全国“死嗑派”律师联合声明》。声明提出：“我们将不接受默契的罪判，不放弃法理的追问，不沉默于权力的打压。”这是一份职业良知的集体宣言，也是中国律师界极少有的广泛共识性表达。不仅是发起人，全国共有七十多位律师签名响应，其中包括各地律所的自由执业者，也有基层法律援助机构成员。就连在青岛，我身边的两位律师朋友也在第一时间签署。他们未必都属于维权前沿，但他们知道——在这个行业的转折点上，沉默就是自污，妥协即为共谋。这是一个令人叹息“叹号”时刻，它代表着法律人职业精神的觉醒与呼喊。但正是这声叹号，成了体制眼中“敌意集结”的信号。

四、句号：“709”律师行业的“再反右”

2015 年 7 月 9 日，一场由中共中央政法系统统一部署的全国性打压行动悄然展开。大批维权律师、助理、家属在各地同时被带走、失联、恐吓、认罪、吊证，史称“709 大抓捕”。这场行动的象征意义极为明确：这是中国律师行业的一场“再反右”运动¹。与 1957 年知识分子被迫交代“思想罪”如出一辙，此次运动将一切不合作的法律人定义为“敌对势力”“颜色革命工具”，以国家暴力全面封锁法律职业的独立性。许多“死嗑派”代表人物——李和平、王全璋、谢阳、隋牧青等人锒铛入狱，或被酷刑、或被“失踪”、或被迫“认罪”后逐出行业。而另一些未被逮捕的律师，则或因恐惧选择退场，或因压力宣布“转型”，职业空间骤然收紧。从此，“自由执业律师”这一名号几乎成为历史遗物。律协成为监管部门，法院成为“稳定维护机关”，辩护沦为审判剧本的附庸。法律人真正的“句号时刻”到来了。这个句号，不是法律的终点，而是良知职业的暂停——被钳制，被监控，被侮辱。

尾声

今天，七 O 九镇压十周年了，当我们重新想起“死嗑派”律师，不应只是感叹他们的命运，更应反思整个法治环境的裂痕与溃败。他们不是失败者，他们是“在失败中成就人格信仰”的殉道者。他们以悲剧成全正义的高度。在不被允许有“問号”的国度里，他们宁愿以“逗号”延续争辩，以“叹号”喊出抵抗。他们让我们知道，在一个非正义制度之下，法律也可以成为信仰，而律师，也可以是诗人、是英雄、是十字架上的殉道者。愿他们的名字被铭记，也愿“死嗑”不再是悲壮的绝唱，而是未来法治中国的起笔点。

注释与资料来源

1. “再反右”一说来源于中国 709 事件发生后多位法律界评论者的比喻性分析，认为律师集体性失声与恐惧状态，类似 1957 年反右运动后知识分子的被迫转向。

2. 《709 律师大抓捕纪实》，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2016 年整理。

3. 《全国死嗑派律师联合声明》全文发布于 2015 年初，后由“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机构转载归档。

4. 各类当事人亲述与公开信来源：王宇、谢阳、李和平等律师在案件期间所发布的声明、信件与国际律师协会转述报告。

2025.7.9 日于荷兰白庐斋

2025 年 7 月 9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