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空：黄亚生《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书评（二）

探究任何一段经济史，最忌讳的就是把时间作完全线性的理解，以为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同一种逻辑的自然延伸。一旦陷入这种思维惰性，就很容易被那些精心编排的宏大叙事所蒙蔽。在追溯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程时，1989 年无疑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却又常常被经济学家们刻意淡化甚至忽略的巨大分水岭。主流学界在构建“中国模式”的理论大厦时，喜欢用“渐进主义”来粉饰太平，仿佛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仅仅是一场短暂的政治风波，风波过后，经济改革的列车依然在既定的轨道上平稳前行。可是，黄亚生在这本书里明确指出，1989 年不仅是一场惨痛的政治悲剧，更是中国经济的制度逻辑被全盘逆转的时刻。中国历史，向来是“政治挂帅”，这一次也不例外，政治的质变，决定了经济的形变。

要看懂这场逆转，我们还是要把目光聚焦到中南海的最高决策者身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这些人，包括一些省的省委书记，过去都有农村工作经验，他们见识过大饥荒和文革的惨烈，相比于党内其他领导人，他们更关心底层疾苦，深知计划经济对老百姓的残酷剥夺，因此在执政时带有一种天然的对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的同情与让步。正是这种高层政治中难得的“方向性的自由主义”，为草根创业者撑起了一把虽然脆弱但至关重要的保护伞。然而，1989 年的天安门屠杀带来的政治后果之一，就是彻底清洗了中共体制内仅存的那点改革派力量。随着赵紫阳被软禁，一个被称为“上海技术官僚”（Shanghai Technocrats）的全新权力集团（以江泽民，朱镕基为核心）全面接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这批人多是工程师出身，整个职业生涯都浸泡在高度计划的国营企业体系和资源高度集中的大城市里。在他们的骨子里，充斥着对“大城市，大国企，大计划”的迷信，以及对“现代化”，“高科技”，“摩天大楼”的狂热。相对的，他们对农村那些泥腿子搞出来的，看似散漫无序却充满活力的草根私营经济，不仅毫无感情，甚至充满了骨子里的傲慢与敌视。在这些技术官僚看来，乡镇企业不过是低端落后的代名词，是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争夺资源的“捣乱分子”。当这批人的偏好上升为国家意志，1980 年代那种“顺应底层，藏富于民”的改革路线便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以牺牲农村，剥夺底层为代价，全力向大城市和国家机器输送血液的“国家资本主义”吸血模型。

那么，这套吸血模型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首当其冲的，就是切断农村私营经济的金融命脉。为什么在 1980 年代的中国，像贵州，安徽那些穷乡僻壤的农民，能够轻而易举地筹集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资金去办大厂，买大卡车搞长途贩运，而到了 1990 年代，面对表面上更加“开放”的经济环境，千千万万的农民却连几万块钱的本钱都借不到，只能背井离乡去沿海城市的血汗工厂里打工？是农民突然变笨了，还是他们丧失了创业的欲望？都不是。黄亚生翻阅了那一时期极其庞杂的银行内部档案和政府指令，终于找出了原因所在：朱镕基主导的金融大集权，硬生生地掐断了流向农村私营部门的信贷。在 1980 年代，当时的央行行长陈慕华和农行行长韩雷等官员，不仅容忍，甚至公开鼓励“私人”和“民间”融资，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农村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弹药”。但是到了 1990 年代初，朱镕基一上台，立刻将这些民间金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93 年，央行开始强行收权，不仅大幅削减对农村非农产业的贷款，更在 1998 年由国务院下发红头文件，以极其严厉的措辞和刑事制裁的威胁，全面取缔所有非官方的金融机构。

这种国家强权的强制干预，带给底层的是何等惨烈的灾难。1991 年，温州的一位普通家庭妇女郑乐芬，仅仅因为参与了当时在民间司空见惯的集资活动，竟然被扣上“金融诈骗”的帽子，用 1986 年根本不存在的罪名追溯定罪，最终被执行死刑。在中共的体制下，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法治，所以我们就不装模作样说什么“践踏法治”了，但是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国家向所有民间资本发出的恐吓。十几年后，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的悲剧，不过是这场政策逆转的又一个牺牲品。孙大午因为拒绝向腐败的国有银行官员行贿，转而向自己的员工和亲友筹集资金（这在 1980 年代不仅合法而且受官方鼓励），结果在 2003 年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锒铛入狱。当国家机器动用专政力量垄断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权，农村私营企业就成了无源之水。黄亚生的实证数据显示，1980 年代末，农村家庭有三分之一能获得正规或非正规贷款，而到了 2002 年，这一比例断崖式下跌到了 10%。失去了资本的浇灌，曾经蓬勃发展的农村私营经济迅速枯萎，大批本来可以在本土成长为中产阶级甚至企业家的农民，被强行剥夺了在地发展的机会。

与金融绞杀同步进行的，是更为赤裸裸的产权剥夺。关于 1990 年代的那场“国企改革”，官方的口号叫“抓大放小”。西方学界和中国的既得利益者们，往往将其美化为一次成功的市场化私有化浪潮，故意忽略了“抓大放小”的本质是一场以国家行政权力为背书的定向抢劫。在富裕的沿海地区，地方政府把资金和资源集中起来保住大型国企，而在财政匮乏的内陆穷省，地方政府为了保住那些连年亏损的所谓“集体企业”，不惜动用行政手段挤压，吞并原本生机勃勃的私营企业。在这里，黄亚生讲述了广东科龙电器（Kelon）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扭曲的中国产权制度的绝佳样本。科龙是何等辉煌的一家企业，它的前身珠江冰箱厂，完全是由农民企业家潘宁和汪国端在 1980 年代初靠着借来的几万块钱一步步做起来的。但由于当时严苛的意识形态限制，这种拥有几千名员工的纯私营企业根本无法合法注册，潘宁们只能被迫戴上一顶“乡镇集体企业”的“红帽子”。

在最初的十几年里，由于科龙规模不大且地方政府（容桂镇政府）相对开明，企业事实上由私人掌控，创造了惊人的利润，甚至一度将美国家电巨头惠而浦（Whirlpool）打得落花流水，退出中国市场。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 1992 年参观科龙时惊为天人，回去后大写文章，将科龙的成功归结为“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认为这种产权模糊的公有制不仅能适应市场，还能有效防止私人老板“盗窃公共资产”。然而，科龙的成功恰恰是因为它在早期实质上是私营的，而它的毁灭，正是因为那虚假的“公共所有权”最终露出了獠牙。到了 1998 年底，当科龙的品牌价值达到几十亿时，容桂镇政府突然行使了名义上的“集体所有权”，毫不留情地将真正的创始人潘宁扫地出门。镇政府派去的官僚接管企业后，大搞脱离实际的“高科技”投资，迅速把一家优质企业拖入巨亏的泥潭。随后接盘的民营资本家顾雏军，试图挽救科龙，却被政府以“侵吞国有资产”的莫须有罪名投入大牢。在中国，根本不是什么私人资本剥夺公共资产，而是拥有合法强制力且毫无底线的国家政权，在肆无忌惮地剥夺私人的合法财富。当法律不能保护创造财富的人，而只保护窃取财富的权力时，所谓的“中国模式”，不过是一场以公有制为幌子的强盗盛宴。

我们前面问过，1990 年代之后，为什么会有数以亿计的农民背井离乡涌入城市？难道仅仅是因为城市的工资高一点吗？如果农村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变现，如果农村的金融网络没有被砸烂，如果农民可以像 1980 年代那样在本土创立企业，他们有什么必要抛弃老婆孩子，去东莞的流水线上一天做十四个小时的工，住十几个人的大通铺？千万农民工进城，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状态下的劳动力转移，更不是什么“刘易斯拐点”的田园诗，而是行政权力在农村实施“坚壁清野”政策后的必然结果。

上海技术官僚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内核就在于此。他们一方面用各种行政和金融手段摧毁了农村的产业生态，在 1950 年代的统购统销之后，第二次开始了对农村的剥削，把广袤的农村变成了一个只能产出粮食和人口的电池；另一方面，他们大开国门，用免税，廉价土地等超国民待遇疯狂招商引资。外资企业和沿海的血汗工厂需要海量的，听话的，廉价的劳动力，而那些在老家被剥夺了信贷，土地收益和创业机会的农民，除了出卖自己仅存的人力资本，自己的一身力气和血肉之外别无选择。更要命的是，配合这套榨取机制的，还有那一套几乎可以用来论证中国实质上实行农奴制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这些进城的农民工，创造了远远超过他们微薄工资的巨大产出，但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他们无法享受城市的医疗，教育和住房保障。他们在自己的国度，得到的待遇还不如其他国家里拿着临时签证的移民劳工。他们在城市里耗尽了青春和体力，最终却只能两手空空地回到那个依旧贫困的农村。这种被中国著名学者秦晖斥为“低人权优势”的制度安排，人为地压低了劳动报酬在 GDP 中的比重，把本该属于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强制转化为庞大的政府税收，国企利润和外资收益。这就是 1990 年代之后中国 GDP 依然保持高速增长，但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的真实收入增速却大幅放缓的根本原因。所谓的“世界工厂”，所谓的中国制造横扫全球，归根到底就是建立在对数亿底层民众权利的全面剥夺和制度性压榨之上。这种沾满血汗的“比较优势”，又怎么配得上“奇迹”二字呢？

2026 年 3 月 3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