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岚：“土豪”是怎么打的？——红军征粮记（下）

红军下乡，并不是每次都能捉到土豪，很多人都提前逃跑了。但由于土豪的房屋还在，因此便可”贴条子”罚款。何谓”贴条子”？陈毅对此有过详细解释。1929 年 9 月，陈毅向中央报告称，对土豪的筹款方式，捉住的可以对其房屋进行定价赎买，跑掉的就”贴条子”，即估量豪绅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单子，限定交款日期，”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土豪为免房屋被毁，多数能主动交款。陈毅称这种方法很有效，”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红四军军委委员熊寿祺也称，红军每到一处便”贴满条子”，要土豪拿钱来，”否则焚屋杀人”。1931 年，红十二军政治部也规定：”地主走了贴条子威吓，罚款能得多少就要多少。”

贴条子”实际上是以房产为质押，逼迫土豪交钱，但也有些人宁愿房屋被毁，也不愿交款，像张南生就没有完全收到条子上列明的数额。实际上，就筹款而言，捉到土豪本人或其家属才是最有效的方式——因性命在红军手上，土豪交钱无疑会更积极。张的记述表明，绑架土豪，勒索家属，确实比”贴条子”更有成效。1931 年 1 月 30 日，张的连队开往江西田螺，”当即调查了几个土豪，没收了一些东西”；31 日，捉了两个土豪，没收了两头牛，开了群众大会，发了百余斤肉。2 月 2 日，到排岗宿营，”住了土豪的房子，房子颇阔气”；26 日，到达桐江，”下午即派人到丹溪打土豪”；27 日，到石田”贴了条子七、八张”。这一个月中，虽然没收了几家土豪的财产，也贴了条子，但总体上收获并不很大。3 月 9 日，张率队转往丹溪；13 日，”天没有亮就起身到川头和水口，待天亮时即包围并捉了土豪数名”，”早饭毕，又到案上捉土豪二十多名”；14 日，”复出发捉土豪数名”，”大小土豪约捉了三分之二”。两三日之内，总计捉土豪近百人，如此一来收获便相当之大。到了 15 日，有土豪代表来商谈，其后交款，”午饭后放了土豪五十六名”；16 日，又有土豪代表来接头，张整天都在处理赎买事宜，忙得”一天没有一点空”；19 日，”所有的土豪一概讲好后释放”，共收款 5,150 元，得马五匹 cr。短短三四天，因绑架土豪得力，一个连队就弄到五千多元，胜过之前一个多月的收入。可见捉人质的筹款效率明显要比”贴条子”高。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虽然政策上讲的是“打土豪”，但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很多时候也是贫民土豪一起打，纪律上写的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根本不顶用，红军早期的纪律不应被高估。除纪律因素外，红军乱打土豪，也与中共本身对”土豪”的定义不清有关。到底拥有多少财物才算是土豪？中共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在中共革命过程中，”土豪”一词没有严格的定义，其覆盖的范围非常宽广，只要稍有财产者都可以被视为”土豪”。如此一来，就容易导致军队下乡后”自由发挥”——见有家财者，便给一顶”土豪”的帽子，进而就开始”打”。这当然就很容易”伤及无辜”。事实上，中共所打的”土豪”，有很多都只是一般百姓。1932 年 10 月，江西省南广县委就批评称，有地方武装以”打土豪”为名，”向群众三元五元派款”。1933 年 4 月，江西省委也批评称，有些军队乱打”土豪”，侵犯工农利益，造成”赤白对立”。

红军抄土豪家也有一些特别的方法，并不是简单地乱拿一通。有的豪绅逃跑时，为轻装便行，会挖地窖掩埋财物，对此，革命军就总结出一套”寻宝”经验：若是挖窖掩埋，”有时用一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有查知该处土质松疏”，挖下去便多有收获。彭德怀回忆”打土豪”的经验，发现挖窖的收获很大，”地主一窖常埋几百、几千元，甚至万元”

对于被举报的地主，若其坚持不承认藏有财物，工作人员又一时查不出来，那么，突击审讯便是最后的手段。湘赣苏区规定，确定某家为地主后，须追究一切藏匿财物。审讯时，对于地主的家里人，”必须分别讯问，不要弄到一块”，不如实招供者，”应以吓诈的手段，弄得他张惶失措，而供起出来”；与此同时，还应组织突击检查队，”利用晚上到地主富农家里房边侦察，窥破其行动，如有可疑之点，即突然检查（特别注意他们晚上埋窖挖窖）”。应该说，吓诈、检查，还都属于比较”友善”的手段，就实际情形而言，上刑、拷打、驱逐乃至直接杀戮都曾普遍发生。例如，在湘赣边界，1928 年 10 月的第二次边界代表大会不仅决议”厉行赤色恐怖”，应”毫不顾惜的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而且还专门成立”赤杀队”，”以五人或七人为一队，实行黑夜间游击，造成乡村中的赤色恐怖”。闽西特委在 1929 年 11 月报告称，在闽西，龙岩、永定两县革委会成立后，”日日都有几十土豪反动份子被农民捆送到前来，致县政府临时监守所常有人满之患”。据不完全统计，仅龙岩、上杭、永定三县，就杀土豪”总在四五百人以上”。”现在赤色乡村中的土豪杀的杀，跑的跑，虽然不敢说完全肃清，然大部肃清是可以说的”。无可讳言，中共对待土豪相当残酷。

“打土豪”作为军队筹集粮食的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稳定，容易造成饥饱不均。革命者回忆红军时期的生活，倾向于强调艰苦奋斗、食不果腹的一面，但实际上，革命生活也并不全是在吃草根、啃树皮，尤其在起始阶段，当土豪还比较多，又容易打的时候，红军也曾一度过上富裕的日子。如前文所述，”平江起义”时，部队攻下万载县，战士个个头缠布匹，戴礼帽，穿马褂，分得大量钱财，便是一个显例。此外，1930 年 2 月，红五军第五纵队因”打土豪”成绩出众，一时间也是衣食无忧。据报告称，”经济近来比较充裕，士兵生活不苦，每月可发 4 块作零用，伙食仍然每天一角五分，现在除发零用外及半月伙食外，尚有现洋 12,000 元”。此前不久，江西省委也报告，地方武装因”吊羊”所得颇丰，故饮食充分，每月经济开支 15,000 元，经费并不难筹。可见就”打土豪”的经济供给模式而言，红军确曾有”暴富”之时。但问题是，依赖”打土豪”虽然能”暴富”一时，但此种衣食无忧的生活很难持续，毕竟土豪不是天天都能打得到。革命者记忆中的困苦生活，大都就是打不到土豪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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