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革命之路》(连载十）

【編者按】從 1998 年本書誕生，至今已 25 年了，中國民運的主流語境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王炳章的《中國民主革命之路》(《民運手冊》、《民運百題問答) 愈加彰顯出其生命力。改革已死，中共極權之惡已被整個世界所共知，共產黨不倒，世界不會好。此外，民主革命在大陸並沒完成，當下民主運動的目標仍舊是民主革命，而不是黨內改革，黨主立憲和形形色色的體制自洽。這就是本刊連載此書的主要原因。

另外，王炳章先生在 2002 年 6 月遭中共從越南綁架回中國，目前在廣東韶關監獄服無期徒刑。《中國之春》連載刊發《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也期望讓更多人了解王炳章的思想，參與救援王炳章的行動。

本期轉載該書的第 96 問到第 104 問。曾经是关于体制外革命运作的一些常见操作，如城市游击队等。由于该书写作已过去 25 年之久，中共已进入数位集权，体制环境更加恶化，但有志有勇有条件者仍可得到一些啟发。

關於懲治特權官僚

九十六问：在非法的运作模式中，有人提到“惩治罪大恶极的中共特权官僚”，“将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侩子手予以正法”。请你談一下看法。多作些说明好吗？这里是否包含恐怖行动？

答：有人主张，在革命理论中，不排除恐怖活动。有一个“恐怖平衡”的概念，可以简介一下。什么叫恐怖平衡？就是用恐怖的手段，达到制止对方恐怖行为的目的。由于恐怖平衡，双方都不得不停止使用恐怖手段。 恐怖行动有时特殊的作用，那就是：

迫使对手、或国际上承认自己的力量，并把对方逼到谈判桌上来。不講內容，僅從形式上講，有兩個大家熟悉的例子：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愛爾蘭共和軍。

今日之中国，人民对中共政权以恨之入骨，如果有民运游击队的出现和活动，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拥戴和保护。 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恐怖大失衡”，而且完全向有利于中共统治者的方向倾 斜。一方是手无寸铁的民运人士和无辜的老百姓；另一方是武装到牙齿的中共暴徒。中共绑架民运人士，什么卑鄙的手段都可以使的出来。至今，还有一大批民运人 士和无辜的老百姓被关在牢房之中。象刘晓波、孙维邦、李海、刘念春、胡石根、 刘京生、周国强等等。今年中共利用这些人做人质，当肉票，公开向国际社会索票，讨价还价。国际社会出的价码不好，中共还不放人质。前些日子，美国出了价，！同意给中共提供更多的高科技援助，中共感觉价码不错，释放了魏京生和王丹。

中共还有一大批肉票攥在手里，可以不断地向自由世界索价。都放到西方也无妨，中 共还可以再抓新的。不是吗？今年以来，中共又抓了上海的杨勤恒，广州的范一平，安徽的王庭金，山东的陈增祥等大批的民运人士。老百姓呢？民运人士呢？难道就这样活活绑架，成为中共向西方讨价还价的人质？难道就这样不声不吭的任人宰割？天下也太不公平了吧！ 因此，为了制止中共的绑票行径和恐怖行动，有的人士主张，在人民还没有能 力消灭中共绑匪的今天，老百姓却有能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理性的恐怖手段，达到恐怖平衡，从而制止中共的单方面的恐怖暴行。

懲治特權官僚的對象

九十七问：如果要惩治罪大恶极的中共特权官僚，哪些人物是考虑的对象？如何惩治？

答：从理论上讲，惩治可有多种模式。轻者，揭露其罪行，以"惡人榜"形式公布于海内外。重者，可扣為人質進行交換，逼他們釋放民運人士。有几类人，是可能扣押對象，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讲，他们已经成了罪犯。 一，中共政权内策划、或参与绑架 (逮捕) 无辜民运人士和无辜老百姓的坏蛋。 二，中共的大贪官污吏。加上一个大字，是因为，中共已无官不贪。小贪污犯比比皆是。要求家属把他贪污的钱吐出来，将之还予人民。三，欺压百姓、民愤极大的中共恶霸。他们一般都有的是钱，一手交钱，一手放人。持此主张的人士认为，在中共治下長期以來作恶的成本太低，惡霸對自已的恐怖行为必須付出代價，此外，民運还可得到一 笔反抗中共专制活动的经费。此外，也能达到警告执政者，打开革命者的知名度。

以上陳述是為了本書的完整性，本人对于一些同仁的上述主張，持某种程度的保留态度。

懲治血債惡靂

九十八问：在“非法”运作中，你提到可以对有血债的中共恶霸予以正法。如何“正法”？是否包括暗杀在内？

答：中共历来就是一个杀人集团。它杀的人不计其数。西方政治学家早有统计，人 类历史上，最大的杀人集团，就是中共。在中共统治的四十多年中，中国非自然死亡的人口达数千万之多，远超过了希特勒、斯大林和日本鬼子杀人的能力。有的个 别坏蛋，如李鹏之流，实在该千刀万剐。对这样的集团，对李鹏这样的人，早就应 当采取“恐怖平衡”的策略，将之正法。有人主张，所谓正法，可以将有血债的中共恶霸绑架、逮捕，经真正的人民法庭宣判，予以枪决。有條件，有可能也可以进行暗杀。這往往可以收到比扣押人質更有威力的“恐怖平衡”之效。

一九八九年六四惨案之后不久，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杨尚昆访问巴西，巴西华侨出于对中共屠杀学生的痛恨，在巴西报纸刊登大幅广告，云：杀杨尚昆者，赏一百万。吓的中共日夜不得安宁。说明“恐怖平衡”的确有效。谁都知道，中共是暗杀的高手。我经历到的就有两起。一起是八九年六四之后，我到香港进行串联活动，并参了与营救民运人士外逃的工作。当时，投入“黄雀行动”(营救行动的代号) 的，有一位香港民主派人士、著名电影导演岑建勋。他对我说，他接到了中共恐吓：再搞，当心。很清楚，这是暗杀信号，中共想用恐吓阻止岑的活动。我问他：你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你要动我一根寒毛，要数数你们有多少高干子弟在我们手里。还是少来那一套。我们玩一个公平的游戏，你有能耐抓，我有能耐救，看谁玩过谁。”岑建勋的恐怖平衡起了作用。另一个暗杀活动是针对我来的。一九八四年九月，当时我任中国民联的主席。洛杉矶一个黑帮份子 (该黑帮有中共支持的背景) 突然找到张安乐 (绰号白狼)，美国台湾背景的竹联帮的头头，打听王炳章的地址和活动规律。白狼好奇地问有何用 处。对方说：“我们接到中共的一笔生意，五千美金，干掉王炳章，他是个叛国贼。”白狼大惊，对杀手说：“马上带我找你们的老大，快！”江湖上，头头时有相通。白狼警告他：“王博士是我的朋友，他是最爱国的。有个三长两短，我会找你算帐。好了，这事到此为止。”为安全起见，白狼立即通知我转移，并报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多亏我的命大，要不是正好碰上了白狼，要不是白狼的正义感，我可能早就成了中共的枪下鬼了。暗杀，按照政治学的概念，是政治斗争中弱者被迫采取的最后手段。不知中共为什么对我如此害怕，以至于用了通常弱者才干的下下之策。 中共策划暗杀我的事件，白狼后来曾向新闻界公开披露。美国华文报刊广泛报导了这一事件。虽然中共一直干着暗杀活动，老百姓一般不在这方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有人主张，对待象李鹏这类血债累累、万人恨的家伙，可以考虑进行正法， 以起杀一儆百之效。以此警告中共：下次民运高潮到来时，假如再出现李鹏这类屠杀人民的侩子手，可能会出现暗杀队，对之格杀勿论。绑架、暗杀活动在海外将触犯所在国法律，一般禁用。但有时也可钻外国法律的漏洞，保护行刺者。六十年代，台独组织曾在纽约暗杀蒋经国。但是未能击中， 杀手被捕。台独组织马上把他保释出来，用事先备好的护照，将他送出美国。二十万的保释金不要就是了。该杀手的刑事追诉期过后，据说现在又已公开出面活动。另一个特殊的行动是邮包炸弹。邮包炸弹炸伤的机会大，炸死的机会少，但具有一定的恐吓作用。台独组织曾用邮包炸弹，炸伤当时的中华民国副总统谢东闵。以上手段， 目前本人也持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

特殊情況下炸藥的使用

九十九问：有人提到炸药问题。准备干什么用？

答：有人主张，可用炸药炸毁某些象征中共权威、中共淫威的某些建筑物。如毛泽东雕塑，毛泽东的祖坟，李鹏的祖坟，都可考虑。炸它的作用，不在建筑物本身，在于鼓舞民运和老百姓的士气。對此， 我比较主张，炸药贮备好了，供大潮来时应用，並不用於平時。如，当局派军队镇压时，可用炸药炸毁桥梁、公路、机场、铁路等，阻挡军队。也可用之炸毁监狱和政府大门，给占领监狱和占领政府大楼开路。使用炸药，以不伤及无辜为原则。

離間計使用

第一百问：如何离间中共干部、军队？

答：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三十六计《反间计》云：疑中生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这里的反间，讲的间谍的利用，也包含离间对手的策略。 曹操大战马超之时，马超的结义叔父前来助阵。曹操大喜曰，胜一人难，胜二人易。于是散布谣言，说其叔有勾结曹营之意。马超起疑，引发内哄。曹操坐收渔翁之利。没有想到，足智多谋的曹操，也中了周瑜的反间之计。周瑜利用蒋干前来 劝降之机，夜间故意让蒋偷看曹营战将投降的假密信，骗得曹操阵前杀将。这是导致曹操赤壁之败的原因之一。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离间敌营是一本万利之举。尤其，中共是一个多疑的政权，此计应多加利用。方法有： 一，散布高层干部有异心的消息；二，用匿名信，化名信，甚至假真名信挑拨对手的不和；三，明知某人是中共的特工，但心照不宣，利用其传递假情报，尤其是离间人事关系的假情报； 四，故意派人找上中共干部 (不以民运名义)，然后制造舆论，说其与民运秘密勾结，等等。 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中，还有大量的计谋可以利用。离间一策，只是举例而已。举例的目的，乃启发人们的思考。过去，我们曾用过离间之计，收到一定效果。中共内斗严重，有时，为了斗倒对手，他们特别需要“炮弹”，即使知道有假，他们照用不误。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可乘之机。

不同類型的軍事政变

一百零一问：关于策划军事政变的问题，是一个大课题。你有什么设想？

答：一天，一位留学美国的中共将军的儿子找到我。他问：“假如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军事政变的方法，以少量的流血，换取民主的成果，你支持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可见，军事政变的概念，始终在一些人的脑海里盘旋着。军事政变，也象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一样，紧紧地跟定了中共的当权者。一说到军事政变，他们就神经紧张。因为，他们对年轻的军官们一百个不放心，他们的自信心已经彻底崩溃。

军事政变，指的是军事行动导致政权更迭。通常，以宫廷政变、和京城部队哗变形式出现。

只有在稳固的民主制度下，军事政变才被彻底根除。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专制政体中，军事政变都发生过，而且，可能随时还会发生。中国也逃脱不了。美国学者杭廷顿研究了很多专制国家的军事政变，他发现，军事政变对社会变迁有促进作用，也有促退作用，不能一概而论。这里所讨论的军事政变，是军队介入的宫廷政变。政权在一夜之间发生更迭。军事宫廷政变，一小股军人就可以完成。

中国在未来可能发生两种不同类型的军事政变。一个是极右派法西斯式的军事政变。据情报显示，一批中共原高级将领的子弟，正在等待政变机会。他们不少正 在军中服役，掌握着一部分兵权。他们的理念是军事法西斯主义。他们认为，中共 现在的这批文职官员，早晚会失掉对政权和社会的控制。中国迟早会发生天下大乱，或在江泽民时代，或在后江泽民时代。那时，军队是收拾乱局的唯一力量。而他 们一批年轻的军官，掌握着军队，他们可以随时领兵进宫，从中共文官那里夺得政权。他们还有一个论点，中国大乱时，只有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

除了法西斯派的政变可能外，中国还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政变，即民主派的军事政变。目前在军队中，军官院校的毕业生越来越多。他们相当多的人接受了现代 化的观念，认为军队应当国家化，军队应当在政治纷争中保持中立，军队不应成为某个政党的工具。这是一个很好的倾向。当然，认识到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并非完全接受了整套的民主理念。我们还是要加强对军队的宣传教育工作。

我们所希望的军事政变，是一种民主派的军事政变，即由民主派主导的政变。它的形式，可以是突然的逮捕中共的顽固派，也可以是在革命大潮中，被动地抗拒中共顽固派的镇压命令，象苏联瓦解之前，当军中的精锐兵团拒绝执行炮轰俄罗斯白宫的时候，民主派的胜利已经注定。

中共军中是否有支持民主派而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呢？有。一九八九民运时，中共王牌军三十八军军长，就拒绝执行命令镇压学生。他后来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当时，还有其他军官想发动支持改革派的政变，但听说没有被党内的改革派接受。为了达到我们的愿望，民主的宣传教育仍是第一位的工作。重点去联络、结合有民主理念的年轻军官，也是必要的。

武裝起義與軍事政變的區別

一百零二问：什么叫武装起义，它与军事政变、或武装政变有什么不同？

答：所谓军事政变，多指军事力量介入的宫廷政变。而政变，指的是政权的改变。 武装起义则不同，他不一定导致政权的更迭。如八一南昌起义，是一次武装起义，但不是军事政变，中央政权并未受到威胁。武装起义不一定完全是由正规军主导，临时拿起武器的工农群众和退伍军人，可能是武装起义的主力。从武装起义到夺取政权，如果起义发生在北京，过程可能很快，一下子就攻入了中南海。如果武装起义如果发生在边远地区，部队打到北京才能取得中央政权。 我在这里谈的，主要是在中国边远地带或内地组建武装部队、并适时发动起义的问题。首先是可能性。有可能吗？第一，武器的问题。武器的来源有三：一曰造；二曰买；三曰抢。 造，比较困难，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象造一些土炸弹，就有可能。买，有可能。中共文件透漏，社会上目前将近散在有七十多万支枪。实际数字远高于此，而且，与日俱增。那里来的？主要是中共军队自己卖的，换钱了。有的武器库流失相当严重。还有从中俄、中缅边界进入的。 抢，有可能。中共的武器库，看管并不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到来时，发动群众抢武器库，是一个现成的武器来源。因此，武器问题，可以解决。第二，人员的问题。大批社会上闲散人员，大量农村过剩人口，成群下岗工人，理论上，都是潜在的兵源。 因此，人员问题，也可解决。第三，教官的问题。民运中有这样的现成人才。第四，训练基地问题。选在何处？山区，森林，中外边界 (中缅边界，中俄边界等)，国外 (俄国、缅甸、阿富汗等) 是为考虑地点。考虑的要素是，不能被中共发现；万一发现了，中共围剿时，能退到安全之处，或能顶住中共的进攻。 当前，大规模的招兵买马为时太早，但训练小股精干的武装游击队不成问题。小股的游击队，可在大規模街頭運動爆發時，乘機完成攻占中小城市的构想。

遊擊戰的原則

一百零三问：如果有了游击队，如何开展游击战呢？

答：当前的游击战，不能同于传统的游击战。这方面，“二王”和“三张”兄弟的作为，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借鉴。可惜，他们缺乏远大理想，没有长久规划，只是流寇的行为。不管游击队在城市活动，还是在农村活动，游击战都应遵守如下原则： 第一，游击队赖以生存的条件是老百姓的支持和掩护。保护民众、为民除害，是活动的宗旨。越是为民众出气，就越能获得民众之支持。绝对不可有任何侵害民众的事件发生。第二，游击战不是正规战，目的不是决战，而是骚扰、打击、削弱、消耗对方。不可有固定的居所。确定打击的目标很重要。是否采取打击行动，取决于是否能够产生效果，是否能够迅速撤离。 第三，我并不是十分主张游击队进行频繁的打击活动。确切一点说，这些打击活动只是一种训练。如上所述，我主张游击队的主要作用，是和民运的力量一起，突然间占 领某个中小城市，引发人民革命。为此，应保存实力。过多的眩耀游击队的打击能力而招致当局的注意，可能不是明智之举。运用得当，民主运动城市游击队可能起到催化一场民主革命的作用。或者，在其它因素引发民主大潮时，游击队能够机动灵活机动地发挥作用，与民众和军队民主派一起，埋葬专制制度，建立民主政体。

打破“革命一專制”的惡性循環

一百零四问：谈到民主革命，有人担心又重新步入“专制一革命一专制”的恶性循环。害怕将来建立起来的，又是一个专制政体。你怎样解除人们的这个疑虑？

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给出答案。现在，不妨再重点而系统地说明一下。 第一，手段与结果之间，并非存在必然的联系。暴力革命换来的，不一定是专制。民主选举上台的，也可能搞暴政。 第二，我们这一代民运人士，民主的理念已深植心中。很多人又亲身体验过民主国家的运作方式。将来如何搭起中国的民主架构，已有明确的蓝图。完全不象当 年中共那些打天下的土包子，口头上高喊民主，实际上连民主的基本理念都没有搞懂。 第三，我们不象共产党人那样，把人群人为地分成先进、落后与反动，而自己又标榜是最先进的。这样的划分，必将造成对异己者的改造和专政。将来，民主政体建立后，如果强要把人群划分的话，只能是“守法”与“不守法”之分，绝无革命与反动之分。第四，我们提倡第一次宽恕的精神。即不对一般被迫从命、没有血债的中共干部实行报复，以免造成怨怨相报的恶性循环。 大家可以把我的这本书与毛选五卷对比一下，把毛的“民主”和我们的民主对比一下，就会一目了然：原来老毛的“民主”，竟然是“你是民”，“我是主”。什么样的理念，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们应当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