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云：中国海外流亡者抗争运动的现状与问题

基本信息：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海外抗争运动主要是 1989 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出现的一种现象。当然，在此之前，世界各地也有过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但他们与今天的抗争运动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已经很微弱了。我所说的第一代海外流亡者活动家是经历了天安门事件，在美国等国家的难民政策下流亡海外的人。他们大多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在童年时期经历了文革的恐怖，并因此感到创伤和厌恶。流亡海外后，他们模仿自己想象中的民主国家的社团形式，成立了许多政治组织，而其中的一些一直活跃至今。在我看来，这一代活动家的共同特点是对革命的反思和批判。20 世纪 80 年代，当中国的政治前途尚未最终确定时，这批活动家出于对最近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感，大力提倡自由民主。对他们来说，自由主义和民主制是政治上前途未卜时的诸种选择中一个相对较好的选择。而对于接下来的两代活动家而言，事情却并非如此。

如果我们把 1989 年亲历天安门大屠杀后陆续流亡的活动人士称为第一代流亡者活动家，那么从 2000 年到 2018 年加入流亡者行列的人可以称为第二代流亡者活动家。在此期间，中国政府迎来了几位相对更加开明（在他们的政策的负面影响主要作用于产业工人，而非知识分子的意义上）的领导人，如朱镕基和温家宝。对于当时异议知识分子来说，这些领导人让他们感到中国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与他们合作。尽管他们仍然受到镇压和迫害，但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中层和地方官僚机构中顽固保守的残余势力的阴谋诡计。第二代活动家的主要诉求变成了宪政民主和法治，即对官僚的有效约束和控制。这种其乐融融的美梦直到 2015 年 7 月 9 日才被打破。在那一天，中国司法当局开始大规模逮捕和起诉维权律师，以及为他们辩护的律师、这些律师的律师和他们的家人。2015 年之前，流亡在第二代活动家中还只是个别现象，但从那时起，大量律师和自由派知识分子选择了流亡。那些不幸被捕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不得不依靠侥幸逃脱的家人在海外呼吁释放他们。与第一代活动家相比，第二代活动家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更加细腻，也更加温和。这是他们的主要共性。

2018 年发生的三件大事对流亡者抗争运动产生了影响。第一，舆论开始传言中国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即将取消。第二，在 2018 年的夏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学生南下深圳，支持一家名为佳士电子厂的工人发起的运动。第三，特朗普已经坐稳了美国总统的位置。第一个传言重新唤起了沉寂十多年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恐惧。第二件事使年轻一代对劳工问题和左翼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第三个事件使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对自由主义和民主制产生了质疑（不仅是左派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甚至支持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对特朗普的政治风波的反应也是美国和西方的衰落）。在第二代活动人士继续外流的同时，受上述三起事件影响的第三代活动人士（得益于出国留学的日益普及）选择以更隐蔽的方式加入流亡者行列，即出国留学或以申请难民身份以外的方式移居国外。与前两代人相比，这一代活动家的多样性明显增加。与前两代人相比，他们明显更加多元化。与加拿大本地社会运动更有共鸣的 LGBTQIA+ 活动家等声音在这一代中更为突出。

由于代际时间跨度仅为十年左右，上述几代活动家目前共同活跃在中国海外流亡者抗争运动中。与其他社会运动不同的是，由于代际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距，导致活动家之间和内部的交流和尊重相当有限。那么，为什么我仍然说中国海外流亡者抗争运动是一个社会运动，而不是多个社会运动的松散集合呢？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谈的关于运动目标的问题。

运动的目标：

从表面上看，中国海外流亡者抗争运动是一群组织的统称，每个组织都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努力。但在其内部，除了几代流亡者活动家及其永无止境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将这些不同的派别团结在一起。那就是“中国必须被改变”。在本节中，我将解释这一共同目标的确切含义。但在那之前，需要先说明的是，这一共同目标并不是通过对诸多活动家关于他们活动目标的意见进行调查总结的产物，而是从“流亡海外的活动家”这一生活处境中分析出来的，无论个别的活动家如何思考他们的个别目标，最终都会在他们的社会运动实践中采纳的必然的共同目标。

这个目标的显白含义是，中国的现状在很多方面都不尽如人意，而我们的目标就是改变这种现状。我所说的现状，一方面是指中国的国内政治，另一方面是指中国的国际角色。在国内政策方面，流亡者活动家们一致认为，目前依赖高科技监控的治理模式存在问题，需要彻底改革。第一代和第二代活动家通往这一认识的进路往往依赖于人权论述，即中国这种压制性的监控警察国家模式是对人权的侵犯。而原本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活动家则会强调这种监控式治理与资本主义剥削劳工的共谋关系。或者，对于毛主义者和更激进的左翼活动家来说，强调的是这种统治方式是中国作为共产主义革命所采取的一种虚假的革命策略。就国际形象而言，必须改变的是中国当前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生产模式的同时寻求霸权的企图。对一些人来说，这是因为像朝鲜、伊朗和俄罗斯一样成为流氓国家是可耻的。对另一些人来说，与全球资本主义同流合污是不可接受的。也就是说，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流亡者活动家们至少都可以达到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必须改变。

然而，这一目标还有另一层相对更加隐微的含义。这一层含义将逻辑重音放在了被动语态上。中国必须被改变，这意味着中国不能主动改变自己。这首先是因为这是中国“海外”流亡者抗争运动。从其定义来看，它就注定无法获得将中国作为主观视角的立场：我们不可能先成为中国，然后再改变自己，因为我们已经主动或被动地流亡了。即使对于第二代活动家来说，通过改革从现有体制内部实现所需的变革的梦想也已破灭。现在，外部干预是唯一的可能。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分歧是，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外部干预意味着寻求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国家在现有国际体系中进行政治干预。但对于更多目睹了 2018 年以来民主国家内部的混乱和国际秩序的不可靠的活动家来说，这种外部干预的希望要么已经彻底破灭，要么变成了对一场外在于现有中国国情，但仍然立足于本土的新革命的期待。稍显不同的是一种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将国际视为在地的革命观。虽然关于这一点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我认为，基于这一运动的的海外流亡背景，流亡者活动家们最终还是要走向一种从外部介入中国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