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云：改革作为两种资本主义的斗争：“草根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
一九九八年，黄亚生在上海进行实地考察。期间，他问一位政府官员是否能为他介绍一些私营企业家。他满脸困惑，并且问：“你是哈佛的教授吗？”（彼时他正任教于哈佛）他继续问：“身为哈佛的教授，为什么你会对那些在街头卖西瓜、茶叶和烂苹果的人有兴趣？”这位官员的反应令黄亚生吃了一惊，黄心平气和地提醒他，诸如微软和惠普那样的公司也是由私营企业家创立并经营的。然后黄大着胆子告诉这位官员，上海的私营企业家只是在卖西瓜和茶叶，原因或许是，只有那些行当才是政府允许他们从事的。那位上海官员的看法令黄久久不能忘怀，并激发了黄写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的最初灵感。
21 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以来，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似乎让“中国模式”找到了自身的“道路自信”，学界也开始探讨“中国模式”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中国模式又何以成功的相关问题。2008 年黄亚生出版了名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试图对此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黄亚生拒绝了“中国改革是渐进改革”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改革的策略在天安门事件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或者说倒退。如果说 80 年代立足于农村的经济改革是一种有着经济与政治双重自由化倾向的改革，那么 90 年代立足于城市的改革则是对 80 年代自由化倾向的彻底逆转，党国开始注重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并大规模引进外资，挤压了本土私营经济的发展。
经济学界一度认为，中国改革遵循一条渐进式的轨迹——始于从不显山露水的小步前进，然后随着时间推进，经济转型的速度加快、力度加强，九十年代的改革远较八十年代激进，影响也更为深远。但本书的主题恰恰相反。黄亚生的书表明，中国真正的奇迹发生于八十年代，这一奇迹是由自下而上的“农村企业家”的创业努力和很多改革前沿值得关注的自由化政策缔造的。但在天安门事件后的九十年代，改革事实上发生了实实在在的逆转。
黄亚生的论述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中国改革是渐进式转轨”，在黄亚生那里，改革的方向在天安门事件后发生了逆转，由 80 年代聚焦于农村的、更加自由化的改革，转向 90 年代由聚焦于城市的、由“国家队”，大型国有企业与外资主导的经济发展，并以限制本地私营部门的发展为代价。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福利效应，“在国家主导的 1990 年代，快速的 GDP 增长与家庭收入增长相背离。特别是农村收入——衡量大多数中国人口福利的最佳标准——与 1980 年代相比，其增长率急剧下降。其他指标，如农村地区的教育和卫生，在 1990 年代也出现了一些重大问题（原文 P27，下同）。”80 年代的改革，在这里主要是农村改革，是一种自由化的改革，例如“几乎所有的金融自由化都发生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在 1980 年代，中国城市几乎没有受到金融改革的影响（P32）。”而 1990 年代的改革取向则发生了逆转，主要集中于城市，例如上海模式，“上海模式拥有以下核心要素：聚焦并偏向于城市，国家的严厉干预，投资密集型的增长战略，以及使外国直接投资优于本地企业，特别是小规模私人企业的、有偏见的经济自由化（P42）。”
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将乡镇企业视为集体所有而非私有，并从这点出发，将乡镇企业的崛起视为“中国在缺乏私有产权的情况下仍可带来经济增长”的标志，并且同时强调地方政府在经济起飞中的作用。但黄亚生则对此表示了质疑，他发现在 1980 年代的政府文件中，对乡镇企业的定义更多的基于“地理位置”，也就是“这种企业分布于非城市地区”，而并不是“企业的所有权”，同时，大部分的乡镇企业并不是集体所有的，而是纯粹的私人企业。所以黄亚生说他自己回归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范式，也就是中国 1980 年代的经济腾飞是“私有产权与农村地区财政自由化”的结果，而与政府并没有太大关系。“这种方法产生的观点认为，中国增长经验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私有制、产权的安全、金融自由化和放松管制（P25）。”这一点就将黄亚生的研究与一众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区分开来，尤其是不同于一系列试图从制度角度导向经济增长的解释范式，这些范式认为中国的制度虽然看上去无效，但实际上是有效率的，就像是戴慕珍（Jean Oi）的“地方法团主义”、钱颖一等人提出的“财政联邦制”和周黎安的“政治锦标赛”等模型。
对乡镇企业的论述是黄亚生研究中的关键一环，一些左派学者也试图从这个角度颠倒黄亚生的研究。如果说黄亚生将 80 年代的乡镇企业崛起视为富有企业家精神的“草根资本主义”对国家控制的胜利，那么左派学者则是将 80 年代乡镇企业崛起的原因归为“政府的保护”，国家限制外资的进入、限制大企业的出现因此提供了一个可以让乡镇企业崛起的环境。虽然这种解释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乡镇企业在 80 年代的崛起正是“冲破政府束缚”的过程，既然国家为本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为什么崛起的只有乡镇企业？而本就占优势的国有企业却依然并没有太大起色，甚至国家给予国有企业的保护比对乡镇企业的保护更多。实际上，在这里左派学者就弄混了“政府的束缚”与“政府的保护”，似乎以为政府管的越死就相当于政府保护的好，完全没想象到一个政府可以完全把人束缚起来但并不提供保护，而这就是被当作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材料的毛时代农村的情景。因此 80 年代的乡镇企业的崛起，还是黄亚生的解释更为贴切，是农村企业家突破政府的限制，是“草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但同时，80 年代的政治经济情境的确具有某种“自由化的倾向”，虽然在 80 年代政府未能建成对“私有财产权”的正式保护，但是至少保护了“财产所有者的人身安全”，这就比文革时期的政策更使人们对从事私营经济有有信心，并因此改革具有某种可置信性。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自由化倾向，而非单单的被左派学者强调的“经济自由化”或者“资本主义化”。
时间来到 90 年代。学界总是试图把这个时期的中国改革描述成某种“渐进式转轨”，虽然 1989 年的政治镇压导致了改革的倒退与保守派的回潮，但这种倒退是暂时的，在邓小平 1992 年南方谈话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又开始深化。同时，左派理论家们也在某种角度借用了这种解释体系，试图将“改革的深化”视为“政府与国家的后退”和“新自由主义的进一步占领中国”。黄亚生拒绝这种解释逻辑，认为这种解释逻辑大大低估了 1989 年政治镇压的政治后果与经济后果。而 90 年代典型的发展模式就是“上海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虽然上海的 GDP 表现确实很好，但这种表现似乎只是适度地提高了普通上海人的生活水平···高昂的 GDP 数字在上海只转化为一般的家庭收入水平。相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上海的家庭并不像该城市的 GDP 水平所显示的那样富有（P177）。”甚至自从 90 年代之后，上海的经济增长并不对穷人有利。同时，上海的科技创新能力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出色，远落后于广东与浙江。黄亚生总结了“上海模式”的三个特点。“上海模式的特点有三个关键因素。首先是国家对经济的大多数微观事务进行严厉的干预。第二，这个城市的政策有全国最明显的反农村倾向。(而且，根据本书的推理，反农村的政策取向是强烈的反市场的）。第三是有偏见的自由化，使外国资本家享有特权——即 FDI——并限制和歧视本土资本主义（P178）。”“上海模式”的这些特点，同样也是被称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而这一模式则是对“草根资本主义”的逆转。在后文，黄亚生将“上海模式”/“江苏模式”与“浙江模式”对立起来，也可以说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与“草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对立，如果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也是改革年代初期“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对立。浙江模式对外资的依赖更少，并且企业家精神也更高，而江苏模式与上海模式却更依赖外资，地方经济也更受地方政府的主导（P274-275）。
虽然黄亚生的书写得足够精彩，但是毕竟成书于 15 年前，未能捕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动态。随着学者逐渐将“国家资本主义”定义为“党国资本主义”，习时代的党国体制比起胡温时代在经济运转中占据了更多的位置，这不得不让我们疑惑，“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者所谓的“党国资本主义”是否能够更敏锐地捕捉这体制的特点。这到底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还是有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或者说，有资本主义的“党国体制”？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