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ber Wang：当下中国道德沦丧制度成因（中）

城管执法人员的行为对道德的影响仅次于法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城管人员已经不知不觉成为了引起整个社会公愤的国家公务人员。近几年，全国各地出现过多起城管打人抢人事件。对于城管的行为，网络谴责过，电视台也曝光过，但结果还是和以前一样；城管依旧在打人抢人。城管执法人员为何那么猖獗，是什么赋予他们打人和抢人的权利？究其原因是国家权利阶层需求，并且通过城管剥夺了最底层民众的谋生手段。城管人员的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是针对着这个国家最贫穷最弱势的群体，所以其不道德的行为对整个国家道德水平的影响非常大。城管行为不道德的例子太多了，接下来几个例子就是城管不道德的行为。《卖红薯老人的三轮车链条被城管剪断了》，这个事最早报道是 2008 年，街上卖红薯老人的三轮车链条被城管剪断了，他靠着墙老泪纵横，伤心无助。网友评论，同情心是人类区别于普通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显然城管已经丧失了人类起码的同情心。2011 年 6 月 5 日下午《山东泗水六旬老人和城管争执后死亡》，山东泗水 62 岁的孟招才老汉在当地驾驶电动三轮车，自称接孩子，但城管认为是载客，发生争执后死亡。6 月 8 日上午，泗水县在通报中称，县医院专家组结合死者病史和临床检查情况，依据临床经验分析，死者应为情绪波动突发心脏病致死。目击者称，双方争执过程中，“老人遭到了城管的暴打”，城管打完人后将三轮车拉走，老人则昏迷在地，不能确定是否已经死亡。网友提供的照片显示，死者背部有明显的殴打痕迹。网友评论，厉害，殴打一个没有还手之力的老头。2017 年 7 月 17 日上午 10 时《瓜农被城管用秤砣打死》，邓正加、黄细细夫妇在临武县城解放南路原建设局路段摆摊卖西瓜，与城管人员发生争执，在争抢秤砣时被城管人员使用秤砣击打致死。网友评论，秤砣打人不解气吧，干脆配个枪？2018 年 1 月 23 日，《城管抽梯致工人坠亡》，郑州航空港区，两名工人在楼顶安装广告牌时，城管以违规施工为由要求其拆除广告牌，并将工人下楼的梯子撤走。随后，工人欧湘斌用绳索下楼时，不幸失手坠楼身亡。这个案例的最终结果是雇佣工人安装广告牌的老板被刑事拘留。中国有几句成语“过河拆桥，上房抽梯，落进下石”，表达的意思是不能乘人之危，但是郑州城管的行为直接就突破了传统道德的约束。从这三个例子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点，城管人员基本就是打砸抢的代表，而且全部针对是弱势群体。这样的人作为执法人员，道德水平如何不滑坡？对城管人员这个群体以及其从事工作总结就是，不道德的人执行着不道德的命令。城管队员的不道德行为，其实就是背后权利阶层不道德的表现。

中国还有很多的执法部门，其中最为基层的是乡镇一级。在这一级曾经发生过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1999 年江西丰城活埋乡长事件。江西丰城一位周姓农民因为农业税的问题，被乡政府带走送到“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最后导致数万农民自发带着农具冲向该乡政府，并且愤怒的农民将乡长和一名乡干部活埋，派出所长的尸体被吊在树上示众。这是一个政府和穷人争利益的典型案例，因为时态发展的比较大，最后共产党紧急调动武警镇压。这件事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另一个案例是 2011 年 5 月 26 日，江西抚州连环爆炸案。这两个案例都是基层官员针对农民的不道德行为引发的反噬。还有一些案例如河北省大名县县委书记边飞、定远县县委书记陈兆丰、云南原孟连县委书记胡文彬等，这些均是官员通过不道德和非法手段获取巨额财富的案例。

据中国媒体、学者和非政府组织估计，中国共有 459 个癌症村。造成这些癌症村的主要问题是环境污染，而且政府也知道癌症村的原因，只不过污染环境的企业一般来说是当地的纳税大户，所以政府默许或纵容这些企业污染环境。除了这类癌症村的官商勾结案例，还有一些明显的官商勾结案例，例如近几年的强拆。并且强拆致人死亡的案例数不胜数，下面是几个媒体讨论较热的例子。2010 年 3 月 3 日武汉强拆“钉子户被活埋”；2009 年 11 月 13 日唐福珍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2008 年 6 月 5 日黑龙江东宁强拆致自焚事件。虽然发生了这么多强拆，但所在地的地方官员至今无人因为强拆被问责。由于强拆致人死亡的案例影响过于恶劣，所以近几年大幅度提高了拆迁的补偿金额，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又出现了，房子的价格像坐了火箭。出现这个连锁反应的主要原因是作为中间商人的中共太贪婪。

上面的分析过程，可以清晰看出，城管针对的是中国最底层最弱势群体，乡县一级政府则是针对中国农民，省市级政府看上的是土地和房子。中共中央政府又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在中国国内有大量中字头的大型国企，这些国企每年会上缴庞大的利润和税收，这些是中央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另外，这些中字头国企不仅向中共政府上缴利润和税收，而这些国企实际的控制人都是中共高层的内部人员，而这些内部人员每年也会从国企内部攫取客观的收入。对于手握实权的中共高层人物，掌握着各种资源和进出口的审批权，所以其子女往往在控制着很多进口商品、矿藏以及高科技企业。例如进口宝马销售，内蒙古的煤矿，高科技阿里，这些企业中到处都有太子党的身影。

前面列举了中国政府和中共的很多恶行，这些恶行对道德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中国政府和中共这种恶行很少被法律所制裁。让我们愤怒的是中国国内的言论控制，导致民众不被允许民众批评政府和中共。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对这些恶行已习以为常，并且越来越多的民众接受了这些恶行，然后逐渐的丧失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综上所述，造成中国民众道德水平下滑的主要因素就是中国的法律不公。这种不公平的法律和中国的权力阶层相结合后，对中国的道德标准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普通民众在整个变化过程中逐渐变成了破环道德标准的帮凶。

第二，从历史的角度讨论民众的道德水平。在中共建国前，民众的道德水平整体属于传统的封建道德。作者虽然认为封建文化道德水平很低，但毕竟经历了几千年发展，对民众的行为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在中共建国后经历的几件事对道德价值观的破坏非常严重。

1.土地改革运动，1950 年 1 月开始的土地改革，“轰轰烈烈”的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地主的亲人和子女不能加入共产党、不能进入政府工作、并且在生产队中没有发言权，最重要的地主还要被批斗，甚至被枪毙（大约 100 万 -200 万被枪毙，来自剑桥中共史）。中共认为这是劫富济贫的好事，可是您是否看到了卑鄙和无耻，这实实在在就是打着“高尚”旗号的抢劫。如果这种行为还被大肆宣扬为“高尚”的话，那么必然使普通人认为，多数人抢劫少数人是合法的、是高尚的。这完全就是道德的沦丧，对于当时大部分没有文化的中国人来说，不管富人的收入是不是合乎道德，打劫富人就是好事。由于当时是通过发动群众完成这件事，所以除了地主之外，大家都是兴高采烈。本文的作者也希望穷人过上好生活，但是不能通过打劫别人让穷人富起来。

2.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开展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6 年底，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这个改造主要针对的是工商业，历史书上记述的手段为利用、限制、改造，实际采用威胁资本家放弃资产（来自剑桥中共史）。另外，历史书中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描写为采取赎买政策、公私合营。改造阶段用了 3 年，从这个阶段的经历的时间也可以看出，这个改造阶段是采取了一些比较“特别”的手段，否则也不会仅仅用了 3 年时间就完成了改造。1956 后改造完成后，全行业公私合营，这个时候采用定息方式，即按照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 (共 23 亿余元) 每年发给资本家 5% 的股息，共发 10 年，也就是说按照 50% 的价格将资本家的股份剥夺了。从这个过程也可以看出，国家采取了不道德手段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人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如果说前面的土改运动让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普通工人得到什么好处了？工人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该收入多少还是多少。但是企业却是出现了连年亏损，产品质量直线下滑。在商业上，供销社中书记这个职位变成一个肥缺中的肥缺。从结果来看，这个改造是损资本家不利工人，只利了少数共产党。

3.对外援助和三年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和对外援助是一个无法越过的坎，是指上个世纪 1959 年到 1961 年，饿死 3000 万人的事件。表面上原因是干旱导致粮食减产，实际是中共政策的严重错误，是当时中共大炼钢铁以及大量对外援助造成的。在自己富裕的情况下帮助别人，这是美德。但自己都在饿死人的情况下，还在用大量粮食去支援别人，这和当年的老佛爷有何区别？1950 年至 1960 年 6 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 40.28 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1960 年 7 月 1 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另外，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 1965 年 5 月 10 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建国 14 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 108 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 1960 年至 1964 年的 5 年中最为集中。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 年 4 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 1 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 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 15000 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援助刚果 5000 吨至 1 万吨小麦和大米。1961 年 8 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 15 吨。一个国家的当权者，为了政治利益对外疯狂援助，国内大量人口挨饿。干出这种事的组织号称自己是最先进最大公无私党，这要多么卑鄙和无耻才敢这样说。发生这样的事，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都不能减少心中的怒火。在当下的国内，所有的历史材料上都是称呼为三年自然灾害。三年的饥饿对民众造成的影响却是长远的，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民众，经常会顺手拿走没有人看管的财物，因为他们知道没钱和没有粮食是什么感受，也因为他们知道在生存面前道德根本就不算什么。所以整体挨饿这种情况，整体上降低了整个国民的道德水平。当前正在进行的一带一路和以前的对外援助何其相似，拿着纳税人的钱在国外花。只要共产党当政，这种事就会存在，以前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共产党为了他的政治利益会毫不犹疑的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

4.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发生于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的悲剧。我不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是什么目的，也不关心是不是被反革命团体所利用，但它对道德层面的破坏是不容质疑。虽然我不认为建国前期封建道德标准有什么好，但经过文革的十年动乱，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已经降低到一个可怕的程度。1966 年 8 月，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文物遭受洗劫，到最后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道德和社会法制的破坏，达到空前的状态。如果你在中国国内讨论坏人变老了还是老人变坏了这个问题，那么不妨想想当年红卫兵现在的年纪，你就会发现这些老人多半是那个和时候的红卫兵。

5.计划生育和弃婴，在上个世纪共产党为了减缓人口增长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如果第一胎出生的是女婴，则允许生第二胎，否则不允许生第二胎，第三胎是坚决需要杜绝的”。而对于中国人来说，生男孩是传统文化和道德对于家庭的基本要求。于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大量女婴一出生就遭受到遗弃。遗弃婴儿是不道德的，但对于中国农民来说，这是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一方面是政策禁止他们生三胎，另一方面传统道德要求他们继续生男婴，于是只能抛弃第二胎的女婴。我不想为弃婴的行为进行辩护，但是有两个更应该被谴责的对象却被大家视而不见。另外生男婴不仅是传统道德层面的要求，也是几千年农民的养老需求。这是因为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重体力的工作大部分是男人完成的，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养老是儿子的事。为了更好的推行计划生育，中共对外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事实证明中共在养老问题上完全食言了。中共不仅用谎言欺骗民众，而且针对农民的农业税一直持续到 2006 年。中共认为社会主义可以从整体上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但是中共不仅食言，而且在利用完后，完全抛弃了农民。这一点在中国农民的养老问题上表现的淋漓尽致。计划生育还有一个副产品就是男女比例的失衡。在中国的主流人群中，认为性工作者的行为是有违公德的；但如果不允许庞大的光棍群体解决生理需求也不应该是道德的。这就出现一个悖论，中国的这些光棍解决生理需求和不解决生理需求都是不道德的。聪明的读者，你是否已经看出其中的问题？

6.改革开放，本段的内容分为改革和开放两部分。改革的原因是什么？中共会给出一堆抽象且“高大上”的答案，但我们今天采用最通俗的语句来解释。我们重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反面看待这个问题，不进行改革的朝鲜就是一个明确的反面教材。开放就是和外国人合作，加快改革的程度。对于改革开放后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实行以市场分配为基础，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个分配方法看上去是非常不错的，但具体的实施是什么样的，下面我们继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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