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aphine：评曹长青《普京的真面目》（四）
（九、原文“普京杀记者和反对派”至“主导世界舆论的西方左派媒体已经成了可以免罪、免责、随便指控的谎言机器”部分）
这一段文字采取一种愤怒控诉式的叙述策略，通过否认、讽刺、情绪化语言和反向归因，将一系列对普京政权涉及暗杀记者与毒害反对派的国际共识性事件，诡辩式地洗白为“西方妖魔化的产物”“毫无证据的谣言”“反俄势力的剧本表演”。其核心意图是将普京政权一系列严重的人权记录重新包装为受害者，反而把记者、异见人士和国际舆论描绘成“谎言机器”。然而，逐一审视这段内容，不难发现其背后存在系统性的事实扭曲、逻辑跳跃、证据否认、受害者污名化和国际法常识的有意篡改，我们必须逐点予以反驳和澄清。
1、普京“未被定罪” ≠ 无涉暗杀责任
作者用一个表面上“无懈可击”的逻辑设定开局：既然“没有证据证明普京亲自下令”，那就不应指控他。这种说法的根本问题，在于有意混淆“刑事定罪标准”与“政治责任结构”。在任何威权国家体系中，最高统治者不可能留下书面指令或录音记录，更不可能在政治谋杀中留下自己“亲自动手”的证据。国际上对元首责任的认定，从来都基于高度的权力集中、行为动机、机构结构、行动后果与受益机制之间的因果推断，这正是所谓“指挥责任”（command responsibility）原则的核心。
以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2006 年被枪杀为例，她是全球知名的人权记者，长期揭露俄军在车臣的暴行，且经常批评普京政策。她是在普京生日当天，在自家公寓门口被近距离射杀，5 名执行者被定罪，但幕后指使者至今未明。欧洲人权法院（ECHR）曾认定，俄国政府未能进行有效调查、揭示真凶、保护记者人身安全，构成国家责任失职。所谓“她家人和编辑都不认为与普京有关”是断章取义：她的报社《新报》（Novaya Gazeta）一直公开追责克里姆林宫，并指出杀人者背后必有高层庇护。
要彻底理解“普京未被定罪”是否意味着他与政治暗杀行为毫无关系，必须先厘清一个常被混淆的问题：刑事法律的“个人定罪标准”与政治责任、制度责任、道德责任之间存在本质差异。作者所采用的叙事策略——即“普京没有被法院定罪，因此不存在杀人行为”——表面看似有理，实则是一种反证逻辑的陷阱，因为它企图将一个专制政体的元首置于法外之地，同时抹除制度性权力运作与国家暴力之间的结构关联。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在任何国家，尤其是在威权体制或专制体制中，国家元首几乎不可能因为自己下令实施暗杀或政治暴力而被本国司法系统起诉或定罪。这并非因为他们无辜，而是因为制度本身缺乏独立的司法调查权、媒体监督权与议会问责权，权力垄断者在事实上控制了案件能否被立案、证据是否能被收集、目击者是否能自由发声。因此，缺乏定罪不仅不能构成“未参与”的证据，反而恰恰暴露出国家暴力难以通过司法手段追究的根本问题。正因如此，国际法、政治科学、人权组织在讨论这类案件时，通常采用的是指挥责任制（command responsibility）与结构性容忍理论（structural permissiveness），而非狭义的“亲手签署暗杀文件”的刑事证据标准。
举一个历史性强烈的例子：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南斯拉夫内战时期并未“亲手屠杀”一人，但他作为总统、军队最高统帅和政策设定者，因未能制止并实质支持对科索沃、波黑穆斯林平民的屠杀，而被海牙国际法庭起诉。即使后来审判中断（因其在狱中去世），他的法律责任仍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又如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并未时时亲笔签署红卫兵造反派的杀人指令，但其鼓励暴力、煽动群众与纵容迫害的政策与言论，构成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类似逻辑，今日北韩金正恩、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等均被认定对相关暗杀行动负有制度性与政策性责任，即便未留下直接签名。
回到普京的案例，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纳瓦尔尼、涅姆佐夫、利特维年科、斯克里帕尔、卡拉 - 穆尔扎等人无一例外都长期遭到国家安全部门监控、污名化、骚扰乃至最终被毒杀或暗杀，这些行为都不是孤立的社会暴力或随机犯罪，而是发生在国家安全力量高度渗透、新闻封锁严重、异见人士难以生存的社会结构中。在这样的国家，个人的失踪、猝死与中毒不再是偶然，而是制度性暴力的直接产品。更关键的是，这些案件的首要受益者几乎无一例外是克里姆林宫：这些人一旦被铲除，舆论被噤声，反对运动失去领袖，国际对俄罗斯政权的揭露成本大增，恐惧氛围广泛蔓延。权力的结构性逻辑告诉我们：哪怕不能证明总统“亲自指挥”，只要权力核心从这些暴力行为中长期、稳定地获利，那就无法否认其对这一暴力结构的责任与纵容。
此外，国际舆论与主流媒体之所以普遍将这些谋杀行为指向普京本人，并不是基于“集体疯癫”或“政治偏见”，而是基于长年反复累积的模式识别：一再出现的手法（Novichok 毒剂、放射性物质、近距离射杀）、一再出现的嫌疑人（特定 FSB 或 GRU 成员）、一再出现的时间点（普京选举前夕、反对派集会之前），最终组成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线索体系。以纳瓦尔尼案件为例，Bellingcat 与《明镜周刊》《卫报》等媒体联合调查发现，在其遭毒害之前的多次国内旅行中，始终有一组化学武器专家尾随其后，其中多人与此前几起神秘中毒事件有关联；案发当天，他所饮用的瓶装水中检测出毒剂残留；事后俄方拒绝对其身体检测报告进行第三方验证，还将纳瓦尔尼判刑入狱，并持续切断其通讯渠道。无论是动机、手段、目标、阻碍调查的行为、控制媒体的力度，都将克里姆林宫推向政治责任的中心。
说到底，在威权体制下，暴力并非是政权偏离常轨的例外，而是其维持统治的核心机制之一。暗杀、迫害与恐惧氛围并非“意外失控的副产品”，而是对制度不满者的策略性消灭工具。当一个政治体系反复制造出无法公开辩护的死亡、消失与中毒，哪怕没有“法院判决书”写上总统的名字，我们有充分的历史经验与政治知识，足以判断权力核心的责任归属。
因此，“普京未被定罪”并不等于“普京无罪”。在真正的法治国家里，总统应该受到独立司法与议会的约束；而在普京统治下，权力本身已成为法律的边界与例外。。当一个人能决定谁可以调查、谁可以报道、谁可以反对，甚至谁可以活着，我们就无需他“亲手签字”去证明他的罪行。权力的缄默就是命令；政权的不追究就是授权；沉默的结构本身，就是一套杀人的机制。
2、纳瓦尔尼案并非“空穴来风”，证据链明确存在
纳瓦尔尼中毒案绝非“空穴来风”，恰恰相反，它是近年来国际上证据链最完整、跨机构调查最广泛、指向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门最直接的一起高层政治暴力事件。无论从技术层面的毒物分析、行踪重建、跟踪者身份识别，还是国家行为模式的前后对比，这起事件所涉及的证据之多、细节之清晰、操作者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之明显，早已远超“传言”或“阴谋论”的范畴。将其轻描淡写为“没有证据”或“一面之词”，不仅严重歪曲事实，更构成对公共真相的侮辱性否定。
2020 年 8 月 20 日，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在从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突然陷入剧烈痛苦，昏迷不醒，最终导致飞机紧急迫降在鄂木斯克。在被送往当地医院后，俄罗斯医生最初拒绝对其进行转院，几乎拖延了整整 48 小时。在德国政府持续施压下，纳瓦尔尼才于 8 月 22 日被空运至柏林夏里特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最关键的第一道证据，来自德国、法国、瑞典三国军方实验室对纳瓦尔尼体内样本的检测结果：均检出与苏联时期开发的神经毒剂“诺维乔克”（Novichok）结构一致的有机磷化合物，Novichok 属于“国家级毒剂”，从未在黑市流通，也几乎不可能由个人实验室合成。这种毒剂的使用，几乎天然指向国家参与，尤其是原开发单位所在国——俄罗斯联邦。此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也独立采集了样本，并发布技术报告，证实德国的结论是可靠的。更重要的是，其使用方式、剂量控制、分布路径与潜伏性发作机制，与 2018 年英国的斯克里帕尔案如出一辙——而斯克里帕尔事件则已被英国政府和国际刑侦机构认定为俄罗斯 GRU 特工所为。这不是偶然，这是模式的延续。
第二道关键证据，来自调查记者平台 Bellingcat 与《明镜周刊》《卫报》《CNN》等媒体合作的独立调查。他们通过调取航班数据、电信数据和酒店入住记录，发现从 2017 年起，就有至少 8 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下属的化学武器专家长期尾随纳瓦尔尼，跟踪他的所有公开行程。这些人隶属于 FSB 毒剂研究组——其组织结构、所属单位、职位资料全部可查可证。这些特工曾多次尾随纳瓦尔尼出行，均未被他察觉，而中毒当天他们中的数人也正好出现在托木斯克。调查更进一步发现，他们中至少两人也出现在前莫斯科记者维拉·卡拉 - 穆尔扎（Vladimir Kara-Murza）中毒事件的相关城市。这说明，毒剂不是孤立使用，而是体制性技术资源，背后存在一支由专业毒杀特工组成的常态化国家暴力系统。
第三道证据，是纳瓦尔尼在病情稍有好转后亲自参与的调查再现。他在 2020 年 12 月成功“钓出”一名 FSB 特工，通过假扮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官的方式，与该人进行通话，并诱导其“复盘失败原因”。该人在线电话中详细描述了毒剂通过内裤内衬植入的方式，以及为何没能致命——是因为飞机迫降太快、医疗干预及时。这段电话录音完整对话全文由 CNN 和 Bellingcat 公开发布，其声音特征、身份、号码均通过交叉验证确认无误。这类“自白级证据”在国家安全事务中极其罕见，堪称现代政治谋杀调查中的奇迹性突破。
面对如此完备的证据链，俄罗斯政府非但未展开任何配合调查，反而转而展开一系列“反调查”：污蔑纳瓦尔尼为“西方间谍”、封锁国内关于该案的一切报道、将 Bellingcat 列为“外国代理人”、逮捕并审判纳瓦尔尼本人。在他从德国回国后当场被捕，并在极端封闭的司法环境下被以“经济罪名”判刑入狱，其在押期间多次被剥夺就医权利，直至 2024 年在极寒拘留所内“心脏骤停”死亡。
这不是一起没有证据的中毒事件，而是一场具备明确技术指向、结构动机、机构操作、受害人识别与国家不合作行为的典型国家级政治暴力。指控普京个人下令固然难以在刑事法意义上成立，但从整个安全机构行为逻辑来看，只有获得顶层默许，才能动用这种稀有毒剂、国家级特工、航空追踪与全境协调。这种系统性的行为必须归责于统治结构的最高控制者，否则这类国家暴力将滑入“匿名责任”的黑箱。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种犯罪不仅未被追责，反而被国内话语体系扭曲为“西方抹黑”“政敌作秀”，甚至被拿来讽刺“如果要杀早杀死了”。这不仅是对事实的否定，更是对制度性谋杀本身的文化遮蔽。它让暴力成为无名，让加害者成为英雄，让受害者变成笑柄。而当这种语言成为常态，我们面对的就已不仅仅是一场谋杀案，而是一个用否认构建合法性、用阴谋论制造民意防线的国家信息战工程。
纳瓦尔尼案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揭示了普京政权愿意走多远去消灭异见者，更因为它展示了现代专制如何利用技术、法律、信息和恐惧，制造一个“暴力既存在又不可见”的治理空间。这一空间，就是对法治、人权与记忆本身的集体毒害。纳瓦尔尼是这一体制下最清晰、最完整的受害者。他留下的，不只是遗体，还有一道无法被否认的证据链——足以撕开一个政权道德幻觉的真实裂口。
3、逻辑倒置：被害人返回祖国 ≠ 没有危险
将“纳瓦尔尼既然认为普京下毒，为何还敢返回俄罗斯？”作为否定政治谋杀动机或普京责任的依据，是一种典型的逻辑倒置与受害者污名化的修辞策略。这种说法试图将一种极端的勇气与信念，反向解释为“威胁并不存在”的间接证明——不仅曲解政治行为的本意，更构成对抵抗者的深层羞辱。我们必须彻底解构这种说法在逻辑、伦理与历史三个层面的荒谬性。
首先从逻辑上讲，这种反问式的质疑——“你都说对方要害你，你怎么还敢回来？”——本质上是一种将危险合理化、将加害合法化的伪逻辑循环。其逻辑假设是：“若存在真实威胁，当事人理应避之不及；既未回避，则威胁不存在。”但这种推理完全无视一个关键事实：反对派领袖的回国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对安全的确认’，而恰恰是出于对政治责任的承担与对公众的庄严承诺。纳瓦尔尼在德国康复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表示，他认为自己作为反对派领导人，其价值并非体现在国外发声，而必须回到俄罗斯，继续面对那个让他几乎致命的国家机器。他的归国，是带着对风险的清醒认知做出的主动选择，而不是无知或自负的莽撞。这是一种道德与政治上的承诺，远超“合理风险规避”的普通安全逻辑。
再从伦理上来看，将“敢回国”作为否定毒杀动机的证据，本质上是将受害者的勇气转换为加害者无辜的证明，是一种极其残忍的语言倒错。这种叙述在威权语境中屡见不鲜：刘晓波明知会被捕，为何不逃？在这些问题背后隐含的并非真正对行为的好奇，而是将一切悲剧性后果归责于“主动投身危险的人”，从而替权力免责。这种逻辑之可怕之处，在于它悄无声息地完成了角色替换——国家不再是潜在的施暴者，而成为“被污蔑”的无辜者；异见者不再是抗争的主体，而成了“引火自焚”的戏子。
从历史维度看，纳瓦尔尼的归国与其后果，与许多抗争者在专制国家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行为高度一致。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在获释前夕拒绝接受以“放弃政治活动”为条件的自由；捷克的哈维尔曾多次被捕却坚持回国继续写作；伊朗的艾布拉希米·纳维德在遭政治迫害后仍坚持在德黑兰办展。在历史当中能够不朽的反对者，正是那些在明知存在致命风险的情况下，仍选择直面强权的人。他们的行动不是“合理”的，而是“庄严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生命才具有政治与道义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恰恰是威权统治者最惧怕的。
普京政权在面对纳瓦尔尼归国时的反应更清楚地揭示了问题本质：他一落地即被逮捕，并迅速遭到秘密审判、长时间隔离、禁止会见律师与家属，在押期间健康恶化、医疗被拒，最终在遥远的极地监狱中“死于心脏骤停”。这所有过程的目的，并不只是物理性地除掉一个人，而是对政治勇气的惩罚，对“回国行为”本身的惩罚。普京政权所要杀死的，不仅是纳瓦尔尼这个人，更是“反抗仍有可能”“正义值得一搏”的信念本身。它要制造的不仅是尸体，更是沉默和恐惧。
因此，那种“你真相信普京会杀你，你还回来干什么？”的说法，不仅是对纳瓦尔尼政治道德的恶意质疑，更是对所有不愿被体制吞没者的蔑视与打压。它将道义的行为解读为愚蠢，将政治的坚持转化为荒谬，将真相的追索包装成“作秀”，其最终目的是让人相信：“你要是聪明，就不要挑战暴力；你要是死了，是你自己找的。”这是所有独裁者最想让人民相信的一句话，也是所有自由主义者必须用整个生命去反驳的语言陷阱。
我们必须看清，纳瓦尔尼之所以必须回来，并不是因为他不怕普京杀他，而是因为他明知有此可能——仍选择回来。正因如此，他的死亡才格外震撼。而讽刺他“蠢到回来”的那些声音，本质上不是在质疑一个人的决定，而是在为杀戮的体制寻找合理性，为沉默的世界制造遮蔽。这种逻辑不能被轻轻放过，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的诋毁，而是一整套话语暴力的再生产机制。面对它，我们唯一能做的回应，是不让这种逻辑再度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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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5 月 2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