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革命之路》（连载六）——驳奇谈怪论
駁民运人士制造动亂
五十四问：中共一再说什么，民运人士是在制造动乱。请问，你如何反驳？
答：中共建国以来，确曾出现过几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如：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共自己称是十年动乱；一九七六年因悼念周恩来而触发的天安门事件；一九八六年的大学生学潮；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如果中共指的动乱是上述运动的话，稍微尊重一点事实，就应当知道，制造这些动乱的，恰恰是中共自己。动乱的根源是中共的专制制度。学生为什么要上街？没有中共的专制、没有中共的腐败，没有中共高干的特权横行，学生上街做什么？在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共产党组织。有些的确想搞一些游行、示威，即中共称之为“动乱”的活动。但他们搞得起来吗？没有那样的社会条件嘛！就象一堆柴，如果它是湿的，故意用火点都烧不起来。反之，如果它是干的，没人用火点，太阳光都可能引起大 火。现在，国内到处是干柴。是谁搞出来的？是民运人士放上去的吗？这是共产党自己制造、自己烤干的。
与中共的说法恰恰相反，民运的目的是在防止动乱。一个大堤，洪水愈来愈多，水压愈来愈大。怎么办呢？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开闸泄洪，减轻压力，保住大堤；一是加高大坝，挡住洪水。后者可能暂时收效，但洪水压力达到临界点时，大堤终会崩溃。社会大堤的崩溃，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场面。中共自己正在给这种场面的出现，累积条件。
如果听听民运人士的忠告，或许能够防止社会大堤的崩解。象一九七八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民运提出了开放言论、尊重人权、逐步步向民主化的建言。假如中共开明一点，不是镇压，而是听取建言，逐步地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中共的贪污、腐化可能不致发展到今天不可收拾的地步，由于社会压力的减轻，也可能不会酿成后来的八九民运。八九民运被血腥镇压了，社会矛盾愈形扩大，如果中共还不采取减压措施，一场更大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正在等待着中共。
駁“稳定压倒一切”
五十五问：中共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说什么发展经济，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它怕有个风吹草动引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你怎么看待“稳定压倒一切”？
答：发展经济，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此话不假。但是，怎样才能获得稳定的 社会环境呢？其实，在上一个问题 (五十三问) 中，我已经给出了基本答案。这里再从另一个角度谈一下。
稳定有两种形式：静态的稳定和动态的稳定。一个人坐在那儿纹丝不动，是谓静态的稳定。静态稳定比较好办，死人也可以办到。走动起来，就成了动态。在走动中求得稳定，看上去简单，其实很不简单，人体需要一整套平衡机制。小脑、内耳、两臂、双腿要协调起来，才能稳定。脑子有病的人，走路会摔跟头。一条腿走路，摔跤也是常有的事。另外，走路时，人体是不断摇晃的，走钢丝，走雪路，摇晃就比较明显。但是，只要人体的平衡机制好，人体会在摇晃中取得平衡和稳定。 反而那些身体僵直的人，那些患病后双腿不能弯曲的人，走不了钢丝。没有那些小的摇晃，就没有大的稳定。以小不稳而换取大稳，奥妙就在于此。
社会稳定，无疑是一种动态稳定。如何创造社会稳定，是一门科学，不是靠镇压就能解决问题。如果镇压能带来稳定，那世界上早就天下太平了。社会，也是一个有中枢、有器官、有肢体的有机整体。中枢、器官、肢体诸部的正常，才能保社会整个机体稳步的向前发展。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社会的中枢共产党的中央，中国社会的器官中央各部委及司法机关，中国社会的肢体各地方政权，统统不正常，统统腐化了，统统糜烂了，社会怎么能够稳定？社会的细胞个人，怎么能够容忍这种腐化和糜烂？
多少年来，民运人士一直在呼吁协调的改革，即不但经济体制要改，政治体制也要改。这是两条腿走路的道理。中共的改革，经济这条腿，大踏步地向前；政治这条腿，却裹足不前，越改，摔跟头的可能性就越大。我早就建议，宁愿经济改革这条腿慢一点，政治改革跟上来，以便协调地、稳步地向前发展。中共一意孤行，现在，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大，社会的不稳因素每日递增，动荡已不可避免。
社会发展，还有必须有一个正常的反馈机理。正确的政策，产生正面的效果，信息正确地反馈回来，中枢将持续并加强正确的政策，此为正反馈。错误的决策，产生错误的效果，社会信息反馈回来，中枢修整错误的政策，此为负反馈。反馈机制正常，加上调节机制正常，社会才能稳步发展。中共上梁不正，下面欺上瞒下，反馈机制完全瓦解，调节机制亦已失灵，我看不出任何可使社会发展保持稳定的希望。
中共真的不懂泄洪防溃，化大震为小震，以小不稳求大稳的道理吗？看来不象。中共知而不做，是因为它不以整个民族的利益为考量，它是想维持它的专制，维持它的特权，维持一党之私利。一个以人民为重的政治家，应该是“人民的利益压倒一切”，必要时，以自己的下台来维护人民的利益。法国的戴高乐，英国的丘吉尔，都曾尊重民意而下台。“稳定压倒一切”，而不是“人民的压倒一切”，说穿了，就是想把大堤的崩溃时间往后推迟一些，以便多捞一把。民众说，当大官的，用推土机往家推，当小官的，用小推车往家拉，老百姓只能用耳挖勺挖。什么时候大堤挖的差不多了，也就垮了。
駁共产党不可替代
五十六问：中共还有一种论调，说什么，共产党不能垮，垮了，没有另外一种政治力量可以替代，社会将陷于混乱。你怎么分析？
答：这是地地道道的奇谈怪论。这不等于说，人民要永远受治于共产党吗？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共产党下台是早晚的事，问题是如何下台。是光荣的自己主动下，象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还是被人民打倒了下，象菲律宾的马可示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抑或是开放选举被对手公平地选下去，那要看中共自己如何去做。共产党垮了，谁说没有人替代？民运就是一个替代力量。民运已是一个相当强的力量，浮在台面上的，只是小部分。别说今天的民运已初具规模，就算没有成形的民运组织，共产党垮了，也会很快形成民主团体而接管政权。罗马尼亚就是一例。共产党垮台之前，罗国的民运力量还不如我们中国的有组织、有纲领。共产党一旦解体，或一旦开放选举，民主政党一天内发展几千人、甚至几万人，根本不成问题。
八九民运时，北京大学曾出现过一张大字报，说“李鹏能做总理，请问全国还有谁不能做总理？”我想，中共垮了，别人上了台，难以保证干的十分出色，但是，干的比中共坏却是不容易的。因为，它已是坏到底了。新人干的不怎么样，也不要怕，再选高人就是了。民主制度确立后，台上的人就会兢兢业业，起码，不至于象中共那样离谱。因为，干得不好，下次人民不再选你。
怎么看待民运的力量
五十七问：你提到民运做为一种替代力量的问题。共产党散布说，民运不成气候，不足为虑。你是长期从事民运活动的，你怎么看待共产党的评论？
答：的确，民运内部存在不少问题。如内争、分裂，个别人的背叛等。我们正视这些问题。但是，这只是民主运动的支流，不是主流。有的，被共产党夸大了，有的，被共产党的宣传机器歪曲了。甚至，共产党还有意派人进入民运队伍，除分化瓦 解外，还以民运人士的面目故意胡作非为，然后，再反过来说民运人士如何如何。我们要识破共产党的这一套抹黑战术。
翻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历史，不也是内斗连连、分裂频频吗？毛泽东就被整垮过，邓小平也有三落三起的记录。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过大分裂、另立中央的局面。因此，任何一个组织，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问题是，只要代表了时代的方向和潮流，一时的纷争无伤大雅，也不会就此停止民运的发展。以前孙中山闹革命，人戏称孙大炮，认为推翻满清纯粹是吹牛。他的组织出现过多次纷争，曾经出现过极为狼狈的局面。当时改良派曾围剿、批判孙中山，还列举出他的若干“罪状”，情势颇象今天“温和派”批判“革命派”。据说，一次，孙中山在海外演讲。讲完了一看，下面只有一个听众，还是个小孩子。孙夸奖他说，你真是个好听众。没想到，小孩说：“我是来拿凳子的，你站的那个凳子是我家的。”但是，孙中山后来还是推翻了满清。
台湾民进党的力量，当年在海外 (那时不叫民进党)，也是四分五裂，山头林立，互相攻奸。有台独联盟，有台湾革命党，有台湾公共事务协会，有台独会等等。热闹程度，不让大陆民运专美于前。台湾开放组党之后，海外力量与岛内力量结合，在岛内正常的政治环境下，形成了日益强大的民进党，已有逐步取代国民党之势。
形势比人强！在一个推动社会变迁的大运动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乃正常现象。中途脱队者有之，投机叛变者有之，中共派入者有之，分裂捣乱者有之。这一切，都阻挡不住历史进展的大势。中共说民运不成气候、不足为虑，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民运是一个可能替代中共的力量。中共这么说，也带有给自己壮胆的味道。不足为虑？为什么还大抓民运人士？为什么限制海外民运人士回国？为什么不敢开放选举、与民运一较高低？还是怕嘛！无论如何，不争的事实是，民运的力量在不断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在不断减小。每天清晨，我都意识到，中国距民主又近了一天，中共专制离灭亡又少了一天。民主的力量终究取代专制的力量，这个历史的总趋势，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怎樣看待立法院打斗
五十八问：说到台湾，民主开放后，立法院 (议会) 内打斗频繁，不同派别的议员 甚至打得头破血流。共产党有话说了：你看，民主有什么好的，中国人不能搞 民主。你怎么解释？
答：不错，民主制度初期，民主的运作尚不成熟，君子之争的风气也未养成，有些出格的事在所难免。婴儿哪里有生下来就不乱拉米田共的？美国建国之初，议会里打架的事，乃家常便饭。为了争官做，甚至发生过持枪决斗的怪事。日本也是一样。议会里，议员互相干架，拿砚台砸破向对方的事都发生过。后来，为防类似事件 ，议会还做了一个规定：把砚台钉在桌子上。现在，这种事还不是没有了？民主运作要有一个成熟的过程，无须大惊小怪。
如果有一天，中共的议会里，发生了大打出手的事件，我到会额首称庆。那标 志着，人们已经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怎么看待现代民主社会的弊病
五十九问：现代民主社会也有很多弊病，如吸毒、色情泛滥、犯罪率高等。中共散布说，民主社会有什么好，问题那么多。意思是，搞民主没用。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没有一个社会制度是完美的。因为，人本身不是完美的，民主制度又是人建立的，当然不完美。吸毒、犯罪和色情等问题，哪个制度下都有，中国更不逊色。这是社会问题，不能单纯归咎于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不能包治百病，它最大的作用，是对人权和社会公平的保障。此外，民主制度提供了一个能够通过和平的、程序化 转移最高权力的机制，也提供了一个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某些人类弊病的解除，除政治民主外，还要有宗教、文化等发挥作用。
与其它制度相比，民主制度显然优越得多。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我承认，民主制度是挺烂的。但是，请给我一个好的！
民主與專制制度的比較
六十问：的确，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已前没有的弊病。有人甚至怀念毛泽东的超级极权时代。他们说，还没有搞民主制度，刚刚开放一点，社会就已经乱成了这个样子，如果中国真的搞起了民主制度，乱得肯定无法收拾，还是毛泽东的统治办法好。我知道，这样的人并非多数，思想极为糊涂。也没有必要费太多功夫，把所有糊涂人都教育过来，那是不可能的。中国人说，宁愿和聪明人吵个架，也不愿和糊涂人说句话。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怎么讲他也不明白。但是，话说回来，与专制制度相比，到底民主制度有那些好处，请你系统回答一下好吗？
答：我还是想开导“糊涂人”几句。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的确出现了以前很多 看不见的问题，但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存在。只不过，没能浮到表面上来。如吸毒 ，林彪就吸毒；嫖妓女，以前中南海的高干有几个不玩女孩子？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来到美国写了一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说，老毛玩女人都玩邪了，不几时就换上一个新的。应当这么说：改革开放前，毒品、色情是中南海的专利。现在，专利开放，老百姓也可热闹热闹了。也有人生动地讲：开放以来，资本主义的好东西一个也没有学到，资本主义的坏东西却统统引了进来。以至于，社会主义坏的，我们中国有了，资本主义坏的，我们也有。坏上加坏，社会能不烂吗？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制度的结果。
言归正传。我想借此系统罗列一下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第一，对人权和人身自由有基本保障。
第二，对社会公正、社会正义有基本保障，即能够防止官员腐败，防止社会分配的过大差异。
第三，社会稳定，经济可以获得较快而平稳的发展。
第四，在自由的空气下，社会创造力活跃，科学进步。
第五，社会本身存在的问题，可以开放讨论，发动全社会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之。
第六，最高权力能以制度化、程序化的和平方式进行转移，避免了专制制度下权力转移的不规则斗争而引起流血和社会动荡。
我就第六点再做些详细阐述。最高权力的取得和转移的问题，是政治上的最大问题，搞的不好，人头落地，天下大乱，百姓涂炭。历史书上，为争夺最高权力，皇室中父子相残，兄弟睨墙，处处可见。民主制度则解决了这一问题。
总结起来，最高权力的取得、转移和继承有如下之模式：
第一，皇权的血统继承。又有嫡长子继承制，皇帝指定皇储制和清朝的秘藏皇储制。
第二，禅让制。传说中，尧舜禹传位让贤。实际上，是初级形式的民主选举制。
第三，武力夺取。
第四，教皇产生的秘密民主选举制。老教皇去世后，红衣大主教秘密选举新教皇。他们向上帝祷告后投票。第一轮无结果，再祷告，再投。直至选出新教皇。这时，梵蒂冈大教堂的烟囱上，升起缕缕青烟。等待外面的教徒欢呼新教皇的诞生。
第五，西藏活佛的转世制。老活佛圆寂之后，根据其圆寂时间和手指方向，按照藏族喇嘛教的条规，寻找转世灵童，成为新的权力继承者。
第六，共产党的指定接班人制度。
第七，民主选举制。
这些方式中，以共产党所谓培养、指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方式最落后。为什么 ？因为，(一) 它没有客观标准。皇权转移、民主选举，都有客观标准，前者为血统 ，后者为选票。武力夺取，也有客观的一面：谁最能打仗，最有实力，谁得天下。
共产党的老头目培养、指定的接班人，一定是听话的，不否定自己路线的。老头目 全凭主观喜恶，毫无客观标准。接掌大权的接班人，如果没有服众的客观标准，就 不能令下属心服口服。如此，或者权威很弱，政令不行；或者权力不稳，被人推翻。所有共产党政权，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最高权力的争夺问题和最高权力的转移问 题。(二) 接权的人一般不会有什么创意。共产党培养人，提拔人，都是顺从的，会 拍马的，能力不会超过上级的。接班人，不对下面的选民负责，只对上面的上司负 责，所以，会不会拍马，而不是会不会治国，决定了中共干部的前途。这套筛选干部的制度，是负筛选机制。导致“接班人”没什么创意。(三) 共产党指定接班人的制度，由于人们不服，往往造成残酷的权力争夺和宫廷政变，最后还是枪杆子说了 算，可能导致流血和社会的动荡。
民主制度用选票、而不是用子弹决定继任者，解决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最难的问 题，即最高权力的转移问题。从而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最高权力转移造成的流血悲剧。
駁"开明专制”
六十一问：有种论调曾十分流行，认为中国人最好搞开明专制。持此论者还举例子说明，历史上的开明专制，如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清康熙的康熙之治，曾开太平盛世，创万民乐业。你对开明专制的看法如何？
答：一部分人是有这种想法。共产党内有些人，就是盼者胡耀邦这样的开明人士执政，不是从制度上思考问题。老百姓喜欢看包公戏，盼望清官。是这个问题另一种形式的反映。
我们不否认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清官，出现过英明的君主。他们的确做出过令史 家赞美的政绩。但是，历史上的坏皇帝，残暴的君主，数量更多。前朝能干君主的 政绩，往往被他的不肖子孙败坏殆净。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这样的循环：王朝腐败、革命造反、再建一个新王朝、开国君主或某一子孙励精图治一盛世出现一子孙败家一腐败无能一革命造反一改朝换代。我们这一代民运人士就是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皇权转移的一大问题，在于不能保证下一个皇帝永远是开明的。假如是暴君，昏君 (历史上不胜枚举)，又活的很长，老百姓可就倒了大霉。我们承认，民主制度不能保障产生的领袖是最佳人选，但可以保证不会是最坏的。通常是相当杰出的一代风流。就算是老百姓看走了眼，选了一个坏蛋上来，他也不会猖狂几日，还有弹劾的法律在等着他。美国平庸的总统也有过，但起码不会干坏事，不会令历史大倒退。平庸之才，顶多干一届也就完了。用不着象皇权制度，要等老皇帝死了，才有扭转施政纲领的机会。假如老皇帝死了，上来的更残暴，怎么办？
皇权转移的另一个不好的地方是，有时，皇权争夺战是相当残酷的。象你刚才提到的唐太宗李世民，政绩到是不错，但他是杀了他的哥哥才取得皇位的。康熙的 皇权争夺战也充满了血腥味。我们设想一下，唐朝时，如果有民主选举，选民们可能会选择能干的李世民，而不是他的庸才兄长。如果选票能解决问题，何必去杀无辜的亲人呢？杀了兄长，篡了大位，能把权抓稳，把国家治理好，也就罢了。但是 ，假如诸王不服，就会开启战端。象晋朝的八王之乱，枉死了多少苍生。
因此，开明专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开明专制的主张者，还不能回答一个死结性的问题：开明的专制者从哪里来？从共产党里挑？从民间去找？ 还是我们一天天傻等着他的降生？
駁"政治改革不能搞"
六十二问：东欧、苏联共产专制制度解体后，虽然建立了民主政体，但在经济 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人民生活与中国比，差了很多。中共的统治者颇有沾沾自喜之感。依此推理说：“还是我们做的对，政治改革不能搞，苏联搞了，情况还不如中国。”在这种事实面前，你怎么与中共理论？
答：我在今年初潜入中国本土、组织反对党被捕后，中共国安部的人也和我探讨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分成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专制制度的改革，分成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法律等若干方面。哪一方面先行一步效果较好，并无前车可鉴。目前，大体有三种模式正在实验。
第一是俄国模式。俄国是政治上先跨出大大的一步，而且一步到位，几乎一夜之间，由专制政体转入民主政体。人民立即享受到自由和民主。经济上，尤其在工 业上，由于俄国过去的经济基础是重工业，类似于中国的东北，改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就象当前中国东北一样，轻工业的不足，使人民生活一时陷入困境。
第二是中国模式。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先改经济，政治上采取高压政策。经济上，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政治上仍然专制。
第三是波兰模式。波兰是政改、经改二者同时一步到位：政治上施行了民主制度，经济上采取了“休克”疗法，一杆子插到底的搬来了市场经济。
孰好孰坏，目前已初见分晓。
在进行三种改革模式的对比之前，我先要强调一个基本论点：改革应当是协调的改革，全方位的改革。政治为先，还是经济为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协调。协调的改，社会发展就比较平稳，就不会有大震荡。中国患了政治落后性改革病，俄国可能患了经济落后性改革病。
其次，改革不是没有代价的。当权者可能要付出代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自己下台为代价，换取了整个民族的福祉。人民也要付出代价。不愿付出代价，不可能获得自由。象人的一条腿，被绳子绑的时间长了，整条腿会发生缺血。突然放开了绳子，大腿会又麻又痛，好一阵子才能恢复正常的感觉。一个姿势坐长了，突然站起走路时，大腿会发麻，如同针扎，也是缺血的道理。大概每个人都有上述经验。在暂时的腿麻和永被绳绑、以至整条腿都将坏死之间，你选择哪个？政治、经济长时间被专制的大绳捆绑着，突然一下放开，整个社会会感觉发麻。这个过程难以避免。
先看波兰。波兰已是民主自由的国度。前几年，实施休克疗法后，波兰经济一蹋糊涂。有人大骂休克疗法，有人归于民主开放。阵痛和麻木感之后，去年，波兰经济走出谷底，开始明显好转。现在，竟然被认为是最佳的投资地点。一下子，休克疗法的提倡者要争功，民主开放派也要争功。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波兰经济最糟糕的时候，国内形势比中国还要混乱，但她平安的度过来了。政治、经济双双上了轨道。
再看俄国。俄国的局势也相当混乱，但始终没出什么大事。一般的看法是，这是因为，虽然有些混乱，但他们的社会大框架 (民主框架) 已经搭好，乱，是在民主框架里面的乱。怎么乱，也没有把社会的大框架冲垮。所以，不会大乱，不会发生大革命式的暴乱。我问过俄国人，请他们谈谈俄国的前景。大多数人认为，仅管其经济改革步履艰难，但今年似乎已经走出谷底，露出曙光。他们最大的欣慰是，由于俄国已经建好了民主的大框架，权力和平转移的机制已告确立，以至爆发大革命的局面基本可以排除。
反观我们中国，情形完全不一样，表面上的经济繁荣，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其危机在于，中国的社会大框架还是旧的，而且已经烂了，彻底的烂了。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小乱可能酿成暴乱，社会的旧有框架可能被完全冲垮。之后，再搭起这个框架，即民主的框架，需要上比俄国大十倍的气力。一言以蔽之，俄国、波兰的经济形势都曾比中国乱得多，但由于进行了民主改革，发生大革命的机会几乎已被避免。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经济表象美丽堂皇，但一场大革命的发生并未避免。打个比方，俄国、波兰的乱，是在一个民主大厦中的乱，再乱，大楼是坚固的，不会倒塌。中国也乱，是在一个专制的大厦中乱，乱到一定程度，大楼就要塌掉。然后，需要从头做起。整体损失，中国将严重得多。
国内有的民运人士对我说，现在中共似乎到了想进行政治改革都不敢改的地步。此话怎说？可以设想一下，所谓政治改革，就是开放政治权力，即：开放言论自由，开放党禁，开放选举，实行司法独立。不管落实那一条，中共特权都会面临被清算的命运，他们在经济改革中贪得太多了，干得坏事太多了。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未有及时进行政治改革、缺乏起码的监督和制衡造成的。为了保住中共特权们在经改中捞到的不法之财，他们不敢实施政改；为了防止清算自己在经改中欺压百姓、鱼肉人民的罪行，他们不敢实施政改。他们害怕步上菲律宾马可仕、韩国全斗焕被清算的后尘。他们要改，等于首先要向自己下手，首先从自己的儿女开刀，首先把自己为非做歹的下属送入大狱。他们能这样做吗？他们敢这样做吗？邓小平为什么对手无寸铁的“八九”学生开枪，部分原因，就是如果后退一步，其子女邓朴方之流就会遭到清算。可能，个别的领导也想到了政改，但是，他们中饱私囊的子女，他们贪赃枉法的下属，整个压榨老百姓的官僚机器，将他团团围住，使他根本动弹不得。现在，似乎只有一种政治改革可能，就是：个别的中共领导人，大魄力地与人民的力量结合，在政改中，把中共搞下台。中共虽然下台了，自己却可留下历史的一页。就算是出了这种叶利钦式的人物，社会的一时动荡也难以避免。
駁"中國式民主"
六十三问：有人说，民运就是想照搬西方的一套，搞全盘西化。中国要搞民主的话，也要搞中国式的民主，不要美式的、英式的民主。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答：我们不想搞全盘西化。前面我已阐明，中华固有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民主基 因，丰富程度，不亚于西方的早期文明。我们挖掘出这些丰富的民主基因，并借鉴 西方各国施行民主的经验，已经大体勾画出中国的民主蓝图 (请留意即将出版的另一本小册子)。
中国历史上，真正实行过全盘西化、俄化的，是中共本身。把中国几乎拖垮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俄化的结果。把中国人的灵魂几乎摧毁的马列主义，是西化的结果。
我曾说过，不要强调什么一定要搞中国式的民主。管它什么式的民主，只要是 民主制度就好。因为，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民主制度。内阁制？总统制？各有千秋。民主有三大要素：主权在民；政治上人人平等；实行多数人的统治，保护少数人 的权利。只要有了这三条，就是民主。我曾打比方说，这三大民主要素，好象食物 中的三大要素：淀粉、脂肪、蛋白质。有了这三样，就是好食品。不管是中国的大 米，还是美国的大米，都有这三种养份。你饿得利害，不会计较什么的中国的大米，还是美国的大米。一味强调不要美式民主的人，如果饿急了，他会拒绝美式大米吗？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我个人倾向于内阁制，而非总统制。原因有两点。一 是，各国的经验表明，内阁制比较稳定；二是，民主制度建立之初，行政首长需要 立法机构的良好配合，有的政策需要尽快变成法律。内阁制可以满足这一需要，因 为议会控制在执政党手中。如果象美国一样，搞三权分立的总统制，行政受立法机 构的牵制太大，可能不适于中国民主制建立初期的情况。
駁"民主運動多餘"論
六十四问：有些人主张，民主运动是多余的。他们也向往民主，但他们主张，有民主思想的人应当进入共产党内部，影响执政者，或逐步成为执政者，经过潜移默化的作用，待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主就可实现。你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答：历史的无情事实是，没有一个民主政体是通过这种纯粹内部运作的方式建立的 。为什么？道理十分简单，缺少人民的压力和争取，没有一个执政集团愿意自动放 弃既得的利益和权力。不斗争，不争取，馅饼不会自动从天而降。以美国为例。没 有华盛顿的革命抗暴运动，英国绝不会让美国建国。虽然，美国在两百年前独立后 ，既已确立了民主政体，但超过半数人的权利并没有完全得到，主要是妇女和黑人 。经过妇女运动多年的争取，女性公民直到一九二零年才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选举 权。无数黑人的抗争、坐牢和鲜血，在一八七零年换取了法律上的选举权，但在实 际生活中，黑人仍被严重歧视。在某些州，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黑人的选举权仍被 限制。六十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了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终于废除了黑白分 校制度和一系列黑白不平等的制度。英国也是一样。十七世纪，英国王室在人民的 革命中被推翻了。后来，王室恢复，但权力转移到国会手中。可是，公民的投票权 并没有得到保障。有人估计，一八六一年，只有二十多万人有资格在下院的选举中 投票。历经人民无数次的抗争，直到一九二八年，新法律才把投票权扩展到所有的 成年人。这里也涉及到了另外一个概念：民主政体的建立，并非意味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充分实现。在民主体制建立后，尚且如此，何论专制的中国。
在台湾，没有一批批民主斗士的坐牢，也绝不会有国民党的开放党禁。同样，没有一九七六年 天安门的民主运动，就没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
进入体制内改革，不失为一个途径，但既不是唯一、也不是主要的途径。一九八六年二月，我到美国密执根大学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论中共改革派的处境、作为即前途》。结识了朱嘉明先生。当时，他在密大进修。时任河南体改委副主任，是赵紫阳改革派的智囊之一。回国前，他冒着风险到纽约与我密谈。我是民运的头面人物，他是体制内改革系一员。我俩却一拍既和，默契的不得了。我们达成了共识：民运在外面压，他们在里面拆，互为表里，互相补充，各有所为。我告诫他，改不下去的时候，受保守派威胁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中国之春》这条出路。他鼓励我，《中国之春》要壮大，她是一个替代的力量。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后，赵紫阳改革派遭到整肃，人员外逃。九月，六四镇压逃出来的人士在巴黎聚会，没想到，我竟与朱嘉明在会场重逢。他变成了民运队伍的一员。体制内、体制外走到一起来了。这是历史的嘲讽？还是历史的必然？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体制外的民运是中国社会改革绝对不可缺少的生力军。
我绝不否认体制内改革的作用，但也要举出它的局限性：你要执行上面的指示 ，等于帮专制的忙；你要抵制，可能会被罢官。反之，你要推行民主的理念，上面会兴师问罪，不推行，呆在里面又有何用？拿挈分寸，绝非易事。我要忠告的是，进入共产党体制内改革，还有其蜕变的可能性。当享受到权力的滋味时，可能受不了权力的诱惑。我称之为上车原理。挤公共汽车时，拼命向上喊：再挤一挤，里面 还有空！一旦踏上车，就往下喊：别挤了，等下面一辆吧。车上车下，利害关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据说，七八、七九年西单民主墙时期，胡耀邦还没上台前，鼓动子女去民主墙，为中共老干部喊冤争权。突然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后，他开始拦阻子女去民主墙。台上台下，不一样了。进入体制内，掌握了权力时，仍然 坚持民主理念，并为民主尽力、不怕丢乌纱帽者，才能有助于民主的进程。
駁"黨內民主論"
六十五问：有人主张在共产党內先实行民主，然后再考虑社会上的民主？
答：首先指出，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不够科学。因为，民主有其严格的定义，有其 明确的理念和制度。民主理念的三大要素，缺一都不能成为民主。他们是：主权在 民；政治上的人人平等；行使多数人的决议，保护少数人的权利 (参阅本书的第一问)。你的问题大概是实行共产党内的公开竞选和保护党内的人权。可悲的是，世界上还没有这样一个专制政权的执政党能够做到这种点。为什么？你可设想一下， 如果保障人权，那要首先释放赵紫阳和其他同情民运的干部，并允许他们公开竞选。这等于为六四翻案，后果可想而知，必然立即导致整体社会的民主。因为八九 民运的一切组织都可以合法化了。就算不释放他们，只是其他人的公开竞选，后果 又如何呢？后果必然是双方都要争取民意的支持，在社会上寻求支持者。这样一来，党内的意见分歧就会暴露在全国百姓的面前。然后，群众可能选择较为倾向自己 意见的候选人，并展开运动支持他。而那位候选人自然会愿意看到人们的支持。其 后果，或造成执政党的公开分裂，或造成社会的同步“民主”。两者都是不能被执 政党容忍的。由推理可知，先实行所谓执政党内的“民主”，本身就是一个不能自 圆其说的勃论。另外，又一个问题产生了：为什么共产党可以享受自由竞选而百姓 不行？这又是一个勃论。实际上，冀望中共这样一个类似黑手党的组织搞什么党内“民主”，无异于缘木求鱼。有这种想法的人，仍然是奴才思想，仍然是把共产党 看做救星，看不起自己的人格，也看不到自己的力量，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也不知道应当为自己的人权而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