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ven：普京时代俄罗斯海外反对派的国际游说与制裁倡议活动（下）

四、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是普京时代的分水岭，也从根本上重塑了俄罗斯海外反对派的生存环境和政治议程。这场战争不仅印证了他们多年来对普京政权危险性的警告，也为其国际游说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道义紧迫性和政治窗口期。战争的爆发如同一面棱镜，将原本相对集中的反对派倡议光谱，折射出更加多元、细分乃至激进的色彩。各类新兴且更具专业性的倡议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原有的组织也迅速调整议程，以适应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地面冲突所带来的全新挑战。

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一批流亡的俄罗斯知名人士，包括霍多尔科夫斯基、卡斯帕罗夫、经济学家谢尔盖·古里耶夫（Sergei Guriev）等人，迅速成立了“俄罗斯反战委员会”（Russian Anti-War Committee）。该委员会的成立宣言明确谴责普京的侵略行为是“战争罪”，并呼吁全球俄罗斯人团结起来反对这场战争。委员会的倡议活动具有双重焦点：一方面，它以最强烈的措辞呼吁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一切必要的军事、财政和人道主义援助，将支持乌克兰取得胜利视为结束普京政权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它延续并强化了对俄实施全面制裁的呼吁，主张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金融系统和技术进口进行最大限度的封锁，以削弱克里姆林宫发动战争的经济能力。这一立场代表了海外反对派主流在战后的共识，即自身的政治命运与乌克兰的国运已紧密相连。

与此同时，战争的残酷现实也催生了许多更具针对性和身份认同的倡议团体。其中，“女权主义反战抵抗运动”（Feminist Anti-War Resistance, FAS）是一个尤为引人注目的例子。这个以匿名和去中心化为原则的组织，最初在俄罗斯国内通过散发反战宣传品、组织小型抗议等方式活动。随着打压加剧，其许多活动家被迫流亡海外。在国外，她们将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带入了国际倡议领域。她们不仅谴责战争本身，更深刻地批判了普京政权所代表的、以“男子气概”、暴力和帝国主义为核心的父权制文化。她们的国际游说活动，特别关注战争对女性造成的特殊伤害，如性暴力、人口贩卖和家庭暴力激增等问题。她们积极与国际女权组织、人权机构建立联系，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发声，确保战争的性别维度不会被忽视。

此外，俄罗斯的 LGBTQ+社群在战后面临着国内日益加剧的镇压和污名化，克里姆林宫将“捍卫传统价值”、反对西方的“同性恋宣传”作为战争的意识形态动员工具之一。因此，像“出路”（Vykhod）和“领域基金会”（Sphere Foundation）这类 LGBTQ+权利组织，其海外分支的倡议工作也变得空前重要。他们不仅致力于帮助受迫害的 LGBTQ+人士逃离俄罗斯、在第三国获得庇护，还积极向西方政府和国际人权机构游说，呼吁将对 LGBTQ+社群的迫害，视为对普京政权实施制裁和外交压力的一个重要理由。他们指出，内部的恐同镇压与外部的军事侵略是同一套威权逻辑的一体两面。

战争还激发了其他专业领域的倡议活动。例如，流亡海外的俄罗斯环保活动家们，努力向国际社会揭示这场战争对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包括对乌克兰生态系统的直接破坏，以及战争导致的全球能源危机如何延缓了气候行动的进程。他们游说国际环保组织和金融机构，要求将俄罗斯的国有能源公司，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和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认定为战争的资助者和环境的破坏者，从而对其施加更严格的国际限制。同样，以 Roskomsvoboda 为代表的数字权利组织，在海外加大了其倡议力度。他们向西方的科技公司和政府机构揭露克里姆林宫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战争宣传、实施网络审查和监控反战人士。他们游说谷歌、苹果等公司不要下架那些能帮助俄罗斯人获取独立信息的 VPN 服务，并呼吁对那些为俄罗斯审查和监控体系提供技术支持的俄罗斯 IT 公司实施制裁。

战争的爆发，使得俄罗斯海外反对派的国际倡议活动从一个相对专业的政治领域，扩展为一场几乎涵盖所有社会议题的全民性运动。每一个因战争和镇压而被迫流亡的社群——无论是女权主义者、LGBTQ+人士、环保主义者还是数字权利捍卫者——都将自己独特的议题和视角带入了这场反对普京政权的全球性斗争中。这种多元化极大地丰富了倡议的内容和维度，但也对反对派内部的协调与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

在 2022 年全面战争所催生的多元化倡议光谱中，一股最具颠覆性和争议性的思潮开始浮现并迅速组织化，那就是以俄罗斯境内少数民族和地区代表为主体的“去殖民化”运动。它不再将斗争目标局限于推翻普京政权、建立一个“美好的、民主的、统一的俄罗斯”，而是从根本上质疑俄罗斯联邦作为一种帝国构造的合法性，并公开倡导境内各共和国的民族自决权，乃至完全独立。这种激进的转向，虽然在主流反对派中仍属边缘声音，但其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和对西方特定政治语境的契合，使其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关注度。

这一运动的兴起有着深刻的背景。长期以来，俄罗斯的联邦制在普京治下被不断削弱，地方自治权遭剥夺，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受到压制，经济资源被过度集中于莫斯科。2022 年的战争动员令成为了一个引爆点。据大量独立媒体和活动组织的观察，动员令在布里亚特、达吉斯坦、图瓦等少数民族共和国的执行力度远超俄罗斯族占主体的中部地区，导致这些地区的士兵伤亡率畸高。这被许多人视为克里姆林宫利用少数民族充当“炮灰”的“种族灭绝”政策。这种强烈的不公感，极大地催化了潜藏已久的民族和地区怨恨，并推动了相关海外侨民社群的政治化。

“自由布里亚特基金会”（Free Buryatia Foundation）是这一浪潮中最先获得国际能见度的组织之一。该基金会于战争爆发后在美国成立，由布里亚特裔记者和活动家组成。他们最初的核心工作是为拒绝参战的布里亚特士兵提供法律援助，并利用开源情报追踪和公布本民族士兵的伤亡数据，以血淋淋的数字向世界揭示了这场战争对少数民族的残酷剥削。随着影响力的扩大，他们的议程也日益激进化，开始公开讨论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去殖民化”和主权问题。他们积极在美国国会、欧洲议会等地进行游说，将布里亚特人的处境与全球范围内的原住民权利和反殖民斗争联系起来，试图获得一个不同于传统俄罗斯民主派的独立支持渠道。

继布里亚特之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代表也开始在海外组织起来。“自由伊德尔 - 乌拉尔”（Free Idel-Ural）运动代表了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六个共和国（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等）的利益，他们主张恢复这些共和国在 1990 年代曾拥有的主权地位，并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联盟。他们的代表在欧洲积极活动，向西方决策者阐述该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和遭受莫斯科“殖民统治”的经历。

这些分散的地区和民族运动，最终在一个名为“后俄罗斯自由民族论坛”（Free Nations of Post-Russia Forum）的伞式平台下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联合。该论坛定期在华沙、布拉格、华盛顿乃至欧洲议会大厦内举办会议，汇集了来自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车臣伊奇克里亚、西伯利亚、加里宁格勒等数十个地区和民族的代表。论坛的宣言和活动充满了激进的色彩，他们公开展示其设计的“后俄罗斯空间”地图，将俄罗斯联邦分割成三十多个独立的国家。他们认为，不彻底解体俄罗斯这个“最后的殖民帝国”，就不可能实现地区的长久和平与乌克兰的安全。他们的核心游说诉求，是说服西方国家放弃“支持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传统政策，转而积极支持俄罗斯内部的“去殖民化”进程，并为可能到来的国家解体做好准备。

这种“去殖民化”话语的出现，在俄罗斯海外反对派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纳瓦利内、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主流自由派领袖，虽然也承认俄罗斯存在帝国主义问题和民族矛盾，但他们坚决反对分裂国家，认为这会引发不可控的暴力冲突和混乱，最终对所有人都是灾难。他们主张在一个民主化的联邦框架内，通过真正的联邦制和地方自治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去殖民化”倡议者则反驳称，这种“统一而民主的俄罗斯”的构想，本身就是一种莫斯科中心主义的帝国思维，忽视了非俄罗斯民族的根本诉求。这场争论反映了俄罗斯反对派在国家认同这一核心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尽管“去殖民化”运动在现实政治层面取得具体成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它在话语层面的成功不容小觑。它成功地将一种全新的、更激进的议程引入了西方关于俄罗斯未来的讨论中，挑战了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将“俄罗斯”等同于“莫斯科政权”的思维定式，并迫使所有人开始思考一个远比“后普京时代”更具颠覆性的问题——“后俄罗斯时代”可能意味着什么。

六、

在探讨俄罗斯海外反对派的国际游说活动时，一个绝对无法绕过的角色，是那些被迫在海外重建的独立调查媒体。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新闻工作者与公民活动家的界限本就日益模糊，而在流亡状态下，这种融合达到了顶峰。像 Meduza、The Insider、Proekt（“项目”）和 iStories（“重要故事”）这样的媒体，其工作早已超越了传统的新闻报道范畴。它们不仅是向俄罗斯国内民众传递未经审查信息的重要渠道，更成为了整个海外反对派倡议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情报搜集和证据提供中心。它们的深度调查报告，为制裁倡议者们提供了最精准、最可靠的“弹药”。

这些媒体的流亡，本身就是克里姆林宫全面扼杀新闻自由的产物。它们在俄罗斯国内被贴上“外国代理人”或“不受欢迎组织”的标签，其记者面临着骚扰、逮捕和监禁的巨大风险。为了继续工作，它们不得不将编辑部整体迁移到里加、柏林、阿姆斯特丹等欧洲城市。然而，地理上的疏离并未削弱它们对俄罗斯现实的洞察力，反而让它们得以更安全、更深入地进行那些在国内无法想象的敏感调查。它们的运作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跨国合作。它们依赖国际基金会（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私人捐款乃至加密货币捐赠来维持运营，同时通过安全的网络渠道，与依然留在俄罗斯国内的线人、消息源和数据分析师保持着密切联系。

这些流亡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世界一流的调查报道能力。The Insider 以其与 Bellingcat 等国际调查组织的合作而闻名，他们利用开源情报、泄露的数据库和数字取证技术，精准识别了参与纳瓦利内投毒案、前双面间谍斯克里帕尔投毒案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和军事情报总局（GRU）的特工身份。这些调查不仅是轰动性的新闻，更是无可辩驳的法律证据，直接促使西方国家对涉案的个人和部门实施了制裁。Proekt 和 iStories 则专注于揭露俄罗斯最高权力阶层的腐败和裙带关系。他们发布的调查详细剖析了普京的个人财富、其伴侣和子女如何通过亲信寡头获得巨额资产，以及国防部长绍伊古、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等高官的家人如何在西方国家享受奢华生活。

这些报道极具针对性，它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一张张具体的、帮助政权核心人物转移和隐藏资产的个人网络。当纳瓦利内的反腐败基金会（ACF）或其他游说团体向西方政府提交制裁建议时，这些由专业记者核查和发布的调查报告，往往成为其证据档案中最具说服力的组成部分。例如，一篇关于某位高官之子在意大利拥有豪宅的 iStories 报道，可以直接被用作论证该家族如何从政权中获益、并将其非法所得投资于西方国家的证据。

2022 年战争爆发后，这些媒体的调查重点迅速转向与战争直接相关的议题。他们深入调查俄罗斯军队的战争罪行，追踪和识别那些对布查惨案等暴行负有责任的军事单位和指挥官。他们揭露俄罗斯国防工业如何通过土耳其、中亚等第三国设立的空壳公司，绕过西方的技术禁运，持续获取用于制造导弹和无人机的西方电子元件。他们还追踪那些帮助俄罗斯寡头规避资产冻结的金融和法律网络。这些调查成果具有极高的政策价值。它们不仅向世界揭示了战争的残酷真相和制裁体系存在的漏洞，也为西方政府提供了调整和加强制裁政策所需的具体情报。例如，一篇揭示了具体哪些公司在为俄罗斯进口军用芯片的报道，可能会直接导致美国商务部将这些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因此，可以说，这些流亡媒体在事实上扮演了半个情报机构和半个政策研究智库的角色。它们的工作与专业的游说团体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共生关系：媒体负责挖掘和曝光事实，提供证据；游说团体则负责将这些证据转化为专业的政策语言，在西方的政治廊道中进行精准的投递和倡导。这种信息与行动的无缝结合，极大地提升了整个俄罗斯海外反对派制裁倡议的专业水准和实际影响力，使其不再仅仅是基于道德的呐喊，而是建立在坚实事实基础上的精准打击。

七、

尽管俄罗斯海外反对派的国际游说与制裁倡议活动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成功地在国际议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其前行之路依然布满荆棘。这一生态系统始终面临着深刻的内在困境和严峻的外部挑战，同时还要应对来自克里姆林宫及其代理人日益复杂的反制与博弈。这些因素共同作用，限制了其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并对其未来的可持续性构成了考验。

首先，困扰俄罗斯反对派数十年之久的“内部分裂”问题，在流亡状态下并未消失，甚至在某些方面愈演愈烈。不同派别之间在领导权、政治路线、最终目标和策略选择上存在着深刻分歧。以纳瓦利内团队为代表的力量，主张通过最大限度地打击普京政权的精英来促成内部的裂痕与变革，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但统一的俄罗斯。而以霍多尔科夫斯基、卡斯帕罗夫等人为代表的“老一代”流亡者，虽然目标相似，但在组织形式和行动策略上时常与前者存在竞争关系。更具颠覆性的是，以“后俄罗斯自由民族论坛”为代表的“去殖民化”派的崛起，从根本上挑战了主流反对派的国家统一叙事。这种关于“俄罗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根本分歧，使得反对派难以形成一个统一、协调的对外声音。他们往往在争夺西方决策者、媒体和资金的有限关注中相互消耗，甚至公开攻讦，这无疑削弱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游说力量。

其次，海外反对派在西方世界也面临着“合法性赤字”和“影响力焦虑”的挑战。尽管他们努力将自己定位为“另一个俄罗斯”的代表，但他们与依然生活在俄罗斯国内的民众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信息铁幕的降临，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地将他们描绘成受西方资助、脱离俄罗斯现实、出卖国家利益的“叛徒”和“外国代理人”，这种叙事在俄罗斯国内具有相当的市场。在西方，虽然他们能在精英圈层获得同情和支持，但要长期维持对俄政策的影响力也非易事。西方国家的外交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多方博弈过程，需要平衡国家利益、经济成本、地缘政治风险等多种因素。随着乌克兰战争的长期化，西方社会内部可能出现的“援乌疲劳症”和“对俄接触”论的抬头，都可能削弱反对派所主张的强硬路线的市场。此外，对于制裁的实际效果，西方内部也一直存在争论。批评者认为，尽管制裁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损害，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克里姆林宫的行为，反而可能巩固其内部的团结，并对俄罗斯普通民众造成不成比例的伤害。这种怀疑论的存在，也为反对派的制裁倡议工作设置了障碍。

更为直接的挑战，来自克里姆林宫及其盟友的积极反制。俄罗斯政府及其控制的寡头并非被动的挨打者，他们同样在西方雇佣了顶级的律师事务所、公关公司和政治说客，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反游说”战争。像米哈伊尔·弗里德曼（Mikhail Fridman）和彼得·阿文（Pyotr Aven）这样的被制裁寡头，通过在欧盟法院提起诉讼，成功地在法律层面挑战了对他们实施制裁的依据，并一度取得了胜诉。这些法律战不仅耗费了欧盟方面大量的行政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制裁机制的法律基础。此外，俄罗斯政府还积极利用其在西方国家培养的政治和商业网络，散布“制裁无用论”、“与俄和解论”，试图分化西方国家的统一立场。他们还通过网络攻击、散播虚假信息等手段，抹黑海外反对派人士的声誉，试图削弱其在西方的公信力。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俄罗斯安全部门将其暗杀和袭击行动延伸到了海外。弗拉基米尔·卡拉 - 穆尔扎的两次中毒、前间谍斯克里帕尔在英国遭投毒，以及纳瓦利内在俄罗斯境内的遭遇，都对所有从事海外倡议活动的俄罗斯人构成了直接的人身安全威胁。在这种高压之下，行动者们不仅要进行政治和法律的博弈，更要时刻防范来自母国政权的物理伤害。

内部的离心力、外部的怀疑论以及来自对手的强力反制，共同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博弈场。俄罗斯海外反对派的国际游说与制裁倡议，正是在这样一种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艰难前行。

纵观普京时代，俄罗斯海外反对派的国际游说与制裁倡议活动，经历了一场从边缘到中心、从个案到体系、从单一到多元的深刻演变。它从一桩人权悲剧所催生的跨国正义追求起步，经由流亡的体制精英的组织化构建，再到新一代数字原生反对派的精准化运作，最终在全面战争的催化下，迸发出一个涵盖多重身份认同与激进政治想象的复杂生态。

他们将克里姆林宫的腐败、人权侵犯和帝国主义野心，从俄罗斯的“内政”成功地转化为关乎全球安全与法治的国际议题。通过不懈的努力，他们推动了以《马格尼茨基法案》为代表的全球性人权问责机制的建立，将精准制裁锻造为西方民主国家应对威权挑战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他们通过世界一流的调查报道，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透视俄罗斯权力黑箱的独特窗口，其揭示的事实直接转化为一份份递交给各国决策者的详实制裁提案。

尽管面临着内部纷争的长期困扰、西方世界时而出现的政治疲劳，以及来自克里姆林宫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与反制，这股力量依然展现出惊人的韧性。他们或许未能撼动普京政权的根基，也无法立即阻止战争的延续，但他们的存在与行动本身，就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他们不仅为成千上万被迫害的同胞提供了道义和法律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维系了“另一个俄罗斯”的可能性，向世界证明了普京并不等同于俄罗斯，专制与侵略并非俄罗斯民族的唯一宿命。

这场在流亡中进行的漫长博弈远未结束。其最终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反对派自身的智慧与团结，更与乌克兰战场的走向以及国际社会维持对俄压力的决心紧密相连。

2025 年 9 月 23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