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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章:Sandel公共利益优先论批判(连载八)

作者: 王炳章

第十一章:Sandel 的“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自由和权利”

这一大恶论的同伙,在历史上导演的另一大罪恶篇章。下面我再举一个真实事例,说明“以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这一 Sandel 教授四处鼓吹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理论,是一个大恶理论。此论,象病毒一样,曾流行过多次。此论的早先信奉者(一批法官们),曾把大批无辜者强迫推上手术台,进行阉割,写就了近代人类历史另一个罪恶篇章。也就是说,其实 Sandel 教授的此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这种“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论调,早在人类历史上曾被反复提倡过、实践过的破烂级理论。他竟捡来,把破烂儿当成了宝,我真感到有些奇怪。给此大恶提供生物学根据的,则是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强者胜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论。达尔文此论,与“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的政治哲学、法哲学理论,形成配合,掀起恶浪。

此事,距今并不遥远。源于达尔文 1871 年在其《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一书[1]而由他明确提倡的“人类不断进化论”——实际上,就是“人种在不断地进行优化自身”的理论。达尔文的这一理论,激起了后来“达尔文进化教的教徒们”对改良、优化人类这个物种的极大热情。就象达尔文所讲的,既然农牧学家可以通过选育优化家畜的品种,人类当然也可以通过选育来优化自己这个品种。热情最高的,当属“达尔文进化教”教主达尔文的正宗真传、达尔文的表弟 Francis Galton 这位学者。Francis Galton 及一帮“优化人种”的“达尔文教”信奉者,不但坚信“白种人比其他有色人种更为优化”,而且也认为白种人自身也在不断向前进化。那些更为进化的白人,应该多加生育而在进化的跑道上向前狂奔,甚至后退的白人应该为了“白种人的公共利益”而牺牲掉自己的生育权,以使白种人得到“优化”。在这帮“达尔文进化教”狂热教徒的不断鼓吹下和推动下,20 世纪初美国率先发起了一场国家级优生绝育运动。在当时被认为弱智的人 (抑郁症患者,流浪汉,精神分裂症患者,叛逆青年) 某些法官则捡起了“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权利”这个政治哲学理论武器,立法而“强制性对弱智者进行绝育”的罪恶闸门。随后,美国最高法院在 1927 年,也改变了原有的立场,支持对“弱智”人群进行绝育。于是,一批批被“法官判定为"弱智的无辜”,者被强制性地推上手术台,被做了绝育手术,被剥夺了生儿育女的基本权利。

1. 我说过,达尔文进化论从其“出生”,就是地地道道地为殖民主义者服务的大恶理论。这一点,可能很多人,特别是白人们,不能接受。不可接受我论者,请参见《人类起源及性选择》一书中,达尔文关于“战争(指军事侵略别的民族、别的国家)促进人类进化”的荒唐之论。

达尔文在該本书中,给出了理论框架,其追随者进一步论证而给出的理论是:

(一)智力更高的社群发明了新式攻防武器;

(二)可有效地攻占“落后社群”,甚至灭绝之;

(三)通过战争,该社群的协作能力、英勇度,智力等可得到进化;

(四)这种智力的强势社群的地盘会越来越大;

(五)高智力、强势社群的“高能力”(可通过已有的优良

基因组合的“自我催化”)通过不断的侵略战争而不断进化,会越来越高;

(六)不断进化的上述先进社群地盘会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落后社群一个一个灭绝。具有高贵基因而不断扩张的优等社群使整个人类物种得到进化,优化……。以上,就是达尔文的“‘战争’促进人类进化论”的核心理论。括号()内的内容(即“关于优秀基因组合有自我催化”而不断加强中的基因论),是后世达尔文殖民主义理论信奉者及“达尔文进化教”的教徒们,用基因学说来证实达尔文谬论所作的“科学解说”。大家看看,达尔文的这一套不是在明目张胆地鼓动具有先进武器的族群及国家去侵犯弱小民族及国家吗?为什么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这些狂人那么迷恋达尔文进化论,根源在此。说明:我从生物科学的角度上,连根拔除达尔文的各种进化论的科学根基之论述,见我另外专著。

美国白种人这么一搞“优化”,欧洲白种人国家也急眼了:“我们若不跟进‘优化’,不就成了‘落后民族’了吗?”于是,不少国家也立法跟进,开始上演阉割“弱智”人的荒誕剧。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自 1907 年第一部节育法诞生至 1935 年美国联邦有 18 个州所订的“优生法”,使几万人被强制做了“绝育手术”。在欧洲,瑞典绝育了 6 万多人;德国干得最邪乎,阉割了几十万人……。理由就是“弱智”。政治哲学及法哲学理论根据,就是 Sandel 教授今日鼓吹的,早就象病毒一样在历史上一次一次流行过、又被一次一次抛弃的“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权利”论。

在北美和西欧忙于在生物学基因上“优化”自己的人种时,大山的另一侧——前苏联,却对这种生理基因的“优化人种”不感兴趣。斯大林感兴趣的是另一种基因选育和优化:对“政治基因”进行选择和优化。理由,也是为了人民的“公共利益”。斯大林想优化的“政治基因”,是“苏维埃基因”。他要使此基因得到优化与传承。他想了很多办法,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训练他的下属“要乖乖听他的话,要无限效忠他,要天天学习领会吃透斯大林的指示精神……”,以使斯大林缔造的“苏维埃基因”代代优化,代代相传,从而造就政治基因优化的“苏维埃种族”。组织上,他则把那些具有独立思考的傢伙们清洗掉,要“选贤与能”地培养、提拔那些会溜须拍马,精通歌功颂德之术、自愿出卖灵魂和良知的具有优化的“苏维埃基因”的接班人……。这种主观的、不合理性的作法,其结果,就是下属干部们“假话成风,张口就来,说假话脸不红、心不跳……”。最后,“选贤与能”地,造就了一些象赫鲁晓夫这种非常善于伪装的接班人。以后发生的事,人人皆知了: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把斯大林打成了魔鬼[1]这些,当然是培养他的斯大林始料未及的。然而,赫鲁晓夫与斯大林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他们对持不同政见者,都横加迫害。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应该悟出斯大林这类专制者为什么对“优化人种基因”不感兴趣了。因为,在他的下意识里。具有“优化生理基因”的人,会威胁他的权力、会威胁执政集团的统治地位。他恨不得人们越弱智越好。因为,人越“弱智”,越有利于他和执政集体的专制统治。他要的,是具有“优化政治基因”的种群,以使他建构的“苏维埃先进制度”永传万世。

我们看到这两类,不同性质的“优化人种”,具有两点相同:(一)不论是从“优化生理基因”入手,而优化自己的人种,还是从“优化政治基因”入手而优化自己的人种,都会碰得头破血流而以失败告终;(二)他们所依靠的理论基础,都是“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权利”。

1. 有一个小故事,耐心寻味。一次赫鲁晓夫在一个千人大会上做

报告,细数斯大林的种种罪行。做报告时,有些听众写条子,传给赫鲁晓夫,问他一些问题,赫在报告后,一一查看这些条子。有一个条子,他很喜欢。他当众念了这个条子:“赫鲁晓夫同志,你今天说的这些,怎么之前你不当着斯大林的面讲呢?”(大意)。赫高声宣告:“请写此条子的同志站起来,我保证不追究你,我当着千人的面,作出保证……”。他说了好几遍,无人起立。赫笑着说:“这位同志,我再保证你平安无事,你都不敢站出来。如果以前我当着斯大林的面说出一个‘不’字,我早就被宰了,哪还有今天说这些话的机会……。”(大意)。不过,在赫鲁晓夫时代,他的手下也无人敢跟他说真话。最后,他的下场也不妙。问题在于,如果专制制度不改,人们永远也不敢在公开场合说实话。前苏联公民私底下挖苦《真理报》和《消息报》(两报,皆为当时官方喉舌),说,《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最终,前苏联以解体退出了历史舞台。

2024 年 12 月 2 日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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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