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英：东北之战（2）——攻略抚顺

1946 年 2 月，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被诊断出严重的肾结石，被迫南下北平接受左肾切除手术，指挥东北地区国民党军的重担交到了副司令郑洞国肩上，这位新任司令在回忆录描述 3 月初。蒋介石向他和熊式辉下达了“春季攻势”的命令，要在 4 月 2 日前攻占四平；在与蒋的会议上，郑及幕僚认为本溪是攻克四平的最大障碍，作为南满一座不算太起眼的城市，易守难攻的本溪当时却是共军的重要据点，对从沈阳出发进攻四平的国军侧翼构成巨大威胁，郑洞国继续写道，自己本打算先攻克本溪再打四平，但蒋介石仍指示他向北进攻并在 4 月 2 日前收复四平，导致他不得不折中—让国军同时进攻四平和本溪。

1946 年 2 月，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被诊断出严重的肾结石，被迫南下北平接受左肾切除手术，指挥东北地区国民党军的重担交到了副司令郑洞国肩上，这位新任司令在回忆录描述 3 月初。蒋介石向他和熊式辉下达了“春季攻势”的命令，要在 4 月 2 日前攻占四平；在与蒋的会议上，郑及幕僚认为本溪是攻克四平的最大障碍，作为南满一座不算太起眼的城市，易守难攻的本溪当时却是共军的重要据点，对从沈阳出发进攻四平的国军侧翼构成巨大威胁，郑洞国继续写道，自己本打算先攻克本溪再打四平，但蒋介石仍指示他向北进攻并在 4 月 2 日前收复四平，导致他不得不折中—让国军同时进攻四平和本溪。

但蒋介石本人似乎并没郑洞国所写的那么“功利”，尽管蒋的目标一直是控制东北各大城市并歼灭共军，但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蒋介石的私人日记都表示蒋在 3 月的军事行动上保持着以往一样的谨慎态度，无论是四平或是本溪，蒋都未曾特意强调这与郑洞国所言相反。

整体而言，蒋介石给东北保安司令部的作战纲领中强调，在以有限兵力做收复失地作战的同时莫要忘对四平保持压力，这一点在 3 月 21 日中得到蒋的重申，直到 4 月 6 日，国军高层才头一次提到向四平发起进攻并在某处与共军“进行决战”。由此看来，郑的回忆文字多少带点私人情绪作怪，也暴露了国民党军在指挥链条上存在巨大隐患，不过在 3 月中旬到 4 月初的一系列战役中，这些问题还不足以致命。

18 日﹐国民党军大部主力在沈阳地区完成集结，19 日即分南、东、北三路，同时展开扇形攻势，主要方向为辽阳、鞍山、营口工业区，次要方向为抚顺﹑铁岭。兵力分配和任务依次是：

新六军 (欠整编 207 师) 将指挥第七十一军第 88 师、第九十四军第 5 师组成的右接防兵团自苏家屯、辽中、台安、盘山等地南攻辽阳、鞍山、海城、营口，扫清沈阳南方威胁的同时为进攻本溪奠定基础;

第五十二军 (欠第 195 师) 为中央接防兵团沿浑河南北两岸东攻抚顺确保沈阳安全;

新一军为左接防兵团自沈阳沿中长路两侧北攻铁岭、开原、晶图直指四平，第七十一军 (欠第 88 师) 自新民地区北攻法库、康平、八面城配合新一军。可以看出蒋介石和郑洞国的作战重心倾向于拱卫沈阳的同时扫平南满地区，仅派出了新一军向四平方向试探。

这里我们需要简单了解下当时东北地区中共领导层的领导核心—两位各有所长的铁腕人物—东北局书记彭真和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尽管中共没有流出第一手档案资料导致世人很难确切了解当时东北中共领导层发生了什么，但如果我们要对 1946 年东北地区共产党的战略摇摆有初步了解进而评估第二次四平战役的意义，还是需要尽最大努力去挖掘彭林关系。

东北局成立到 1946 年 3 月一直由彭真负责，彭是共产党工人运动头目和地下党出身，被刘少奇推荐给毛泽东出任东北局领导，彭不负党中央“重托”，致力于建立地方赤色政权的同时不断地与苏联人唇枪舌剑，为东北地区的共产党拿到了数不胜数的优厚条件，但彭真没有丝毫军事经验，显然无力应对对一触即发的东北战役，中共急需一位职业军人到满洲“协助”彭真处理军务。

尽管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平得意”之作“平型关大捷”因战果注水和共产党所谓“中流砥柱”的可笑宣传而饱受争议，从苏联养病归来的林彪仍是毛泽东派往东北挂帅的头号人选，在 1945 年 10 月林彪踏上了前往沈阳出任中共在东北的武装部队—所谓“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的旅途。随着局势变天，级别低于彭真的林彪越来越不满在一个逐渐被军事冲突而非政治斗争主导的战场上听从文职出身的彭书记指挥，据当事人说，林司令员甚至每天在自己司令部开一些毫无意义的会来避免与彭接触，导致二人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1946 年 3 月第一周的东北局会议上，林彪首次向彭真发起了挑战，他认为东北局“缺乏工作重心，未能认识到动员群众的重要性或在这方面经验不成熟，犯有‘右倾’错误......没有在城市和农村问题上形成统一意见，极度缺乏军事观念。”一些来源不明但立场倾向于支持彭真的资料指出，毫不让步的彭真在会议当即驳回了林彪提出的所有指责，军人出身不擅口舌之辩又孤立无援的林彪一时哑口无言，选择了滑跪（即收回先前的批评言论并道歉）。无论林彪是否滑跪，他丝毫没有改变对东北局领导的看法，仍在继续攻击彭真。

3 月 13 日林彪与东北局另一打算扳倒彭真取而代之的重要成员高岗串通一气后又直接向中共党中央告状，罗列彭真的“罪状”，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林彪概述了他对东北局“内部分裂”的看法，一方面他表示自己及罗荣桓、高岗在内的“大多数人”主张以农村为基础建立根据地为长期的军事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林彪批评彭真及其党羽：

主张军事冒险主义或对大城市的幻想和依恋，缺乏长时间艰苦斗争；

争夺山海关—沈阳和沈阳—长春铁路线和大城市的策略导致大量新募部队和一百多名干部的无谓牺牲；

对和平不切实际的期望和对控制城市进而支配下属乡村理念的错误认知，浪费了在乡村建立存在的机会；

在新旧部队的合并补充问题上拖延不前，老部队损失的人员和武器只能通过与新招募使用苏联提供的日本武器武装起来的新部队合并来弥补，对老部队造成了极大损害。

到目前为止，林彪对彭真的批评似乎句句在理，但他随后的几句话却触了毛泽东的逆鳞，即质疑了毛保卫四平的战略，林彪和罗荣桓认为应该像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打游击那会，建立敌后根据地搞游击战的长期斗争逐步消耗国民党兵力，其次，林和罗还大胆质疑了毛泽东对国民党主要进攻方向的判断，林彪认为郑洞国会集中力量攻占本溪，而对四平的进攻只是次要的，毛泽东则确信郑的首要任务是占领四平。

这些话让毛泽东这位对自己军事水平缺乏认知却甚为膨胀的中共领导人尤其不爽，顺便一提，毛从 1927 年起家那会就是狂热的攻击大城市战略信徒，压根不是什么“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发明者。他当即驳回了林彪对彭真的一系列控诉，要求其服从彭真的领导，保持对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三大城市”控制的策略。

千里驹奔袭：林彪失算丢抚顺

3 月 18 日，东北民主联军对国民党军三路齐进的策略不甚了解，仍在为毛泽东和彭真“拱卫三大城市”的策略在抚顺一带集中兵力准备攻打沈阳，国民党军进攻抚顺的中央接防兵团，即五十二军的行动一定程度上在林彪和彭真的预料之外，不过林彪做出了以下报告：

前总根据 19—20 日敌情所得判断出几种有利的作战条件是：来敌为半美械化装备，火力不强......地形对我有利，我军居高临下，以伏击姿式打敌，可在山地战与运动战的条件下歼灭敌人;敌隔河并进、不易相互策应与增援;该地区群众条件较好，群众已经初步发动，民心一般向我。因此前总决心重点打击来敌，同时为求得更加有把握地彻底歼灭敌人，决定调遣南满第七旅以急行军赶到抚顺。

1945 年 8 月到 1946 年 3 月这段时间，共军虽有几例“宣称歼灭”国民党部队的胜仗，但这些无从考证的战果大都是些战力拙劣或是被国军上级当做弃子的地方部队，含金量不高，林彪一直希望整编制的歼灭被视作精锐的国军美械部队，却一直落空。

例如在 2 月 10 日，林彪便集中了四纵全部六个团在三纵 19 团的加强下，试图以两万七千余人的优势兵力歼灭在盘山县沙岭村驻防的新六军新 22 师第 66 团，军长廖耀湘连忙给 66 团团长罗英打电话询问“需不需要增援？”罗英却坦然回复：“不用援军，我一个团打他一个军”。

对于这场力量悬殊的恶战，新六军在军报《纪念特刊》中记载“沙岭战役，66 团守军只有团直属部队和步兵五个连总计 1000 余人，配美式 75 山炮两门和 42 重迫击炮两门，面对匪军先以两个旅，最后多至五个旅又两个团，以一比五十的兵力劣势打了四昼夜。”

酣战期间，66 团的重迫击炮连打完最后一颗炮弹之后全员加入步兵战斗序列，需要注意的是，国军之中类似炮兵打完炮弹转职步兵上阵冲锋的战例在沙岭战斗之前只有抗战时期常德会战“辉煌”军七十四军炮兵团有过，可见新 22 师锐气甚高；时任 66 团团副的刘梓皋回忆，“仅 16 日一夜激战，匪军的尸体就多达七百余具，当天结束时 66 团的重机枪弹还有两千发，轻机枪弹两千五百发，冲锋枪弹四千发，其他都用完了，山炮炮弹和八一迫击炮、烟幕弹也已打光；18 号晚上最激烈的时候，66 团的重机枪手只能用单发模式阻击发起人海攻击的匪军。”

等到 19 日早晨林彪放弃进攻，刘梓皋才发现阵地正前方一个深沟里躺了近千具共军尸体，“这是两挺重机枪射击的奇迹”刘认为“沙岭战役，兵力对比是 1:50，伤亡对比是 1:37。这是最低估计。”如果按照新六军宣称的造成东北民主联军伤亡 14000—15000 以上，那么 1:37 之下 66 团伤亡数字为 600 人左右。

遭到沙岭的挫折后，林彪总结对付美械部队应当集结更大的兵力优势予以打击，至于刚从沈阳前出的半美械国民党五十二军，林计划集中民主联军第一师、七纵 19 旅 55、57 团、20 旅 58 团、保安第三旅等部共计十个团的兵力在浑河两岸阻挡甚至是“吃掉”分两路推进的该军第 2 和 25 师。

尽管只是支半美械部队，五十二军也不是随便就吃得掉的善茬，它虽然没在国军所谓“五大主力”之列，却稳坐十大劲旅当中。何应钦系统出身的五十二军在抗战时期组建于陕西咸阳，其制下第 2 师首任师长便是郑洞国，和被称作“千里驹”的姊妹师 25 师在缅甸打出了自己的威名。

3 月 20 日，林彪计划以 1，3，55，57，58 团在连刀湾—肥牛屯一带对向抚顺前进的第 2 师为目标发起围攻，同时令第一师的两个旅和保三旅强行军赶到大瓦沟 - 大台 - 榆树寨附近埋伏伺机歼灭第 25 师；不过出人预料的是，由新四军老兵组成的第一师却耐不住东北地区的恶劣气候，部队因“失去控制”而爆发“营啸”，一整晚新四军的军官都在忙着恢复各自部队的秩序，等到白天，共军才勉强派出三个旅在李二十寨—三家子板石沟与 25 师交上火，经历了“营啸”的新四军哪里是列阵整齐的 25 师的对手，打了没一个上午便丢下两百具尸体和八十多名俘虏往抚顺方向逃去。

21 日拂晓，25 师与共军三个旅激战之际，林彪亲临连刀湾西北约四公里的护身堡指挥围攻国军第 2 师，迎接共军第一波进攻的是该师第 4 团，但这个团却未如林所想的那样惊慌失措，反而是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主动前出击，溃当面敌人后抢攻至肥牛屯以南的一个仓库碉堡据险而守在那与数倍共军缠斗；趁着仓库碉堡方向激战正酣之际，4 团又派出一营人马迂回到莲岛湾东北方向—共军 58 团后方发起突袭，逼迫共军将前线的 55 团和作为预备队的 57 团拉了过来才挡住这一营兵马，到 22 日拂晓，林彪自知已经无法歼灭国军 4 团，令上述五个共军团撤出了战斗。林彪谋划的“围攻五十二军歼其大部”的计划就此告吹，现在轮到后者发力了。

25 师之所以被称作“千里驹”，一方面是因其作战风格迅捷激进，另一方面便是该师装备着大量抗战时期美国援助卡车，战场机动能力足以傲视东北战场的大部分军队，更别说行军离了铁路基本靠两条腿的共产党军队。21 日中午两军还在酣战之际，军长赵公武判断出共军主要压力仍在第 2 师方向，令 25 师轻装简从奔袭抚顺，该师 74 团搭乘卡车一路势如破竹将毫无招架之力的共军第一师、保三旅一路撵到了抚顺，这两支部队连续奔逃两天两夜，早就精疲力竭，连巷战都未组织起来就被赶出了老抚顺一带，龟缩到新抚顺防守；25 日，后续部队到位的 25 师仅用三个小时就将驻守在上章党的保三旅第 7 团逐出阵地，次日便攻占了新抚顺全区，抚顺在国军发起进攻六天后正式易手。面对气势如虹的“千里驹”，共军第一师、保三旅只能依靠着一些斗志善存的老兵死缠烂打，保护主力勉强逃出 25 师的视野，路上逃亡者无数，共军无奈只能后续为其补充了大批新兵，使这支新四军老部队战斗力下滑到较差水平。

今日的中共军方材料继续保持“赢麻了”的腔调，将 1946 年 3 月的抚顺战斗粉饰为“挫敌锐气，对我甚有利”的“胜仗”，如果我们秉承中共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抛开抚顺易手如此之快和共军一方损失不谈的话，考虑到 3 月 20—3 月 26 日这段时间五十二军折损兵员 590 人（其中大头出在第 2 师 4 团）的情况，抚顺之战似乎是林彪的又一个小胜利。

玩笑话到此为止，正经来说，抚顺战役是东北民主联军的重大失败。首先，共军在抚顺集结的兵力是当时整个东北战线上最为密集的，有十个团之众，其中包括由新四军老兵组成的第一师，也正是如此林彪才敢去大搞歼灭战，但事与愿违。

林彪在连刀湾—肥牛屯以五团之兵攻第 2 师第 4 团的行动满盘皆输不说，作为战力担当的第一师更是因为可笑的“营啸”贻误战机，一路被赶出了抚顺，更不用说搞焦土政策阻碍国民党军，国民党政府的喉舌报刊也载道“匪因撤退仓促，煤矿大部尚称完整”，至于共军的损失，国军宣称抓到了 371 名俘虏，死者不计其数；共军战史则承认在抚顺战役期间至少损失 1200 余人，在总结中提到“（抚顺战斗过程中）我军以绝对优势兵力不能获胜，说明战场协调、各部队互相配合、技战术诸多方面确实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