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中国经济的停滞是必然的
许多人试图将中国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广告牌，但实际上国家的经济成功与此关系不大。尽管国家管控是中国制度的常见特征，但经济的卓越增长始于 1978 年，当时中邓小平启动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这些改革在许多方面是完全常规的——逐步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允许更多的创业，减少政府的价格控制，并私有化国有企业——它们的共同效果是削弱了国家的力量。
这一点可以通过研究中国在 1980 年代第一阶段显著增长来看出。它是由小规模的农村创业推动的。数千万来自卑微背景的企业家建立了工厂，向中国涌入消费耐用品、建筑材料、食品和劳动密集型商品。这个奇迹与中国共产党智慧无关，正如邓小平在 1987 年承认的那样。他称赞农村经济是“我们最大的成功”，他宣布这“完全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这些企业就像一股新生力量自发地出现……中央对此不居功。”中国政府认可——或者宽容忽视——农村创业的自发爆发，改革领导层因为没有压制它而应得完全的功劳。所以，中国经济腾飞是因为国家放手，而不是因为它干预。
比较中国各地区的情况也能证明这一点。自 1978 年以来表现最强的地区，包括广东和浙江，都是市场导向最强，国家干预最少的地区。另一方面，那些国家干预最多的地区，如中国东北，债务高企，增长率较低。
经典经济理论认为，为了创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企业家需要强有力的产权。然而中国从未有过这些。它们的缺失助长了这样一种神话，即中国因为国家主义的金融和产业政策而增长。
但对历史记录的研究揭示了这一假设的缺陷。1979 年，中国政府释放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的资本家。这些商人随后被归还了他们被没收的银行存款、债券、黄金和私人住宅。这一事件表明，尽管中国从未有过类似美国的宪法，北京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远离了毛主义的极权主义，从而在中国企业家中树立了安全感和信心。
在习近平领导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资本家再次被边缘化、骚扰、排斥和逮捕。2021 年 7 月发生的一个极端例子是农业亿万富翁孙大午被判处 18 年监禁，表面上是因为违反土地法规，实际上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中国正在倒退，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远离邓小平的改革，这一发展没有逃过中国企业家的注意。他们变得不愿投资，并试图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北京因缺乏法治而付出了代价，而不是获得了回报。
香港一直是一个例外。从 1997 年英国统治结束到 2020 年《国家安全法》的实施，香港保留了产权、新闻自由和法治。许多高科技中国公司认识到这种商业环境的优势，纷纷在香港设立总部。这个地区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投资者，尽管许多香港投资者是中国公司。这些公司在香港设立是为了获得法律保护和享有资产安全。然后，他们将资本投入中国。这种制度洗钱在法律上有些模糊，但多年来务实的改革领导人选择视而不见，使得中国企业家在香港享有法治和市场金融的同时在中国发展业务。
香港先进的资本市场——以及对全球资本的总体准入——为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中国高科技初创企业的早期融资提供了资金。在中国自己的风险资本行业兴起之前，外国资本被用来资助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和许多其他高科技初创企业。大部分资金来自香港。这是一个最典型的全球化故事，归功于中国的开放政策、外国资本的知识和专业知识，以及中国企业家的辛勤工作、创造力和远见。
创造中国高科技经济的力量与 1980 年代农村奇迹的力量是相同的。低技术和高技术的中国企业家精神都是由于自由化——高技术行业的全球化和农村行业的金融改革。国家主义金融、削弱香港的自治以及退却全球化只会削弱中国企业家精神和中国增长引擎的活力。
国家主义在建设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基础设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有一个不便的事实：中国经济早在国家大规模扩展基础设施之前就已经起飞了。例如，中国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发生在两个阶段——一个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另一个是在 2008 年之后。换句话说，中国是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才建设其基础设施的。增长促成了储蓄的增加，提升了政府收入以及土地价值，从而为国家项目提供了资金。不是国家主义催生了增长，而是增长催生了国家主义。
基础设施对增长有益，但中国对基础设施的迷恋对未来经济前景构成威胁。不断修建道路、铁路和港口使中国陷入了不稳定的债务中，由于这种迷恋，北京选择投资物理基础设施而牺牲了中国农村的教育和健康。这种优先次序已经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且可能是永久性的损害。
相对于其人口规模，中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也不足。根据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中国的劳动力中高中毕业生的比例最低。随着增长停滞，中国经济可能陷入停滞。
中国的成功不是放任自由资本主义的故事，而是逐步和务实的自由化的故事。这种务实精神在中国已经大部分消失。自 2013 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国家主义的经济增长观。同时，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痴迷使国家武器化，以牺牲私营部门为代价。北京背叛并拒绝了自己的成功公式，经济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最终，只要中国政府在这些基本经济决策上出错，受苦的将是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