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毅：拒绝赤化——孙中山思想辨析与政策评判（1）

内容简介：1923 至 1927 年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近年来被中国知识界颇多人士斥责为中国大陆赤化的缘起，提出这一政策的孙中山俨然成为千古罪人，他的某些言论甚至使一些人认定他接受了共产主义。然而，国际学术界对此有详实的研究和一致的定论，即孙中山在利用苏俄的同时坚持拒绝赤化。本文力求厘清孙中山的理念，从当代视角浅析其意义，并对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历史时期做出评判。

引言

2024 年 8 月，一则新闻震惊了海外华人各界：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资深民运人士唐元隽，指控他从 2018 年起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不久以后，唐发表公开信悔罪）。笔者听到这个消息，叹息之余不禁想到，上一次注意到唐元隽其人是 2023 年 1 月复刊未久的《中国之春》杂志网站赫然刊发了他的文章《陈炯明与孙中山谁更伟大？》。只看标题即可猜出内容，此文极力挺陈贬孙，认为孙“喜欢集大权于一身”，断言“武力夺权是孙中山最迫切的愿望”。文中并无反共反习的文字，只是用平淡的语气提及共产党“生根中国”云云，[1] 盖因此文问世时唐元隽成为共特已经数年。

关键问题在于，共特当然要为中共做事，唐元隽这个变节投共已久的民运败类在刚刚复刊、尚显单薄的《中国之春》网站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恰恰是为了“黑孙”，这岂不发人深思吗？笔者无意把否定孙中山者一概打为唐元隽的同路人，因为从逻辑上讲，不能从唐的“黑孙”行动来反推这样做的人都是共特或御用文人，笔者就有几位这样的朋友不可能与中共有瓜葛，只是不慎被“带风向”。可以从共特在新上线的反共网站大力“黑孙”之举得出的推论，是中共乐见孙中山被黑。中共的统治伎俩不可小觑，“黑孙”思潮给中国民众造成的价值观错位（例如推崇袁世凯）和政治冷感现在有助于中共维稳，在后共时期有助于普京式的反宪政人物窃国。

中共在愚弄人民的宣传中把孙中山“抹红”，这套说辞在民主派的语境下无异于“黑化”；近十余年来唐元隽那样对孙中山的诛心之论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更是俨然成为风气。孙中山作古业已百年，他当然不是完人，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也犯过很多错误。但是，请扪心自问，我们每一个人不也都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吗？为此，我们是不是应当兼听则明，兼顾各个角度的史实细节并综合考量，而不是在若干年前基于当时的认知和流行思潮做出某些论断之后就固守之？笔者相信，真心致力于中国民主事业的朋友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保持开放、坦诚的心态讨论历史问题，就势必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达成相当多的共识，“同”很可能远大于“异”。

值此孙中山百年祭辰之际，笔者针对他晚年在思想上是否赤化以及他一生争议最大的“联俄容共”政策撰写此文。为了尽可能加强客观性，本文完全基于孙中山的原话、一些亲历者的回忆、俄国解密档案以及国际学术界从第三方视角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海峡两岸和海外民主反共力量的许多学者的著述对笔者有很大启发，在此忍痛割爱，恕不参考和援引。同时，绝不为尊者讳，对孙中山在理论和政策上的错误将作出批评。

为突出重点，本文首先厘清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之后探讨联俄容共的原因并作出评判，在时间上恰为倒序：

第一节围绕着民生主义与马列主义的区别。孙中山 1924 年 8 月在广州所做《民生主义》演讲中的几句说辞被中共和一些断章取义的论者当作他接受共产主义的证据，事实则是孙驳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为了容共而刻意采用了一些不严谨的表述。

第二节论述的是中共之所谓“新三民主义”纯属子虚乌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在 1924 年 1 月至 8 月的《三民主义》系列演讲中定型，不但在内容上与之前十余年陆续发布的简略论述有明显的顺延关系，而且六个多月后孙中山病逝，此系列演讲可谓他的政治理念的绝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绝无新旧之分。

第三节略谈国民党的改组。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后，国民党在组织形态上深受俄共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一些民主派为此把国民党打为共产党的一丘之貉，则是一叶障目的意气用事。

第四节讨论联俄容共政策。孙中山绝不是因为认同阶级革命理念而选择联俄，他在亟需资金但得不到西方国家支持的情况下，联俄实乃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容共则较为复杂，但是，中国大陆 1949 年沦陷于共产党绝非孙中山容共所致。

在结论部分，笔者提出一个假想场景：倘若孙中山得享高寿，他会如何对待共党？

本文大量引用的孙中山著述皆来自中华民国台北政府文化部之“中山学术资料库”收录的《国父全集》数位版，为便于阅读，不逐一给出具体出处。

第一节 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

1924 年 8 月 3 日，孙中山回到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礼堂继续他中断了三个多月的《三民主义》系列演讲，这一天讲的是《民生主义》第一讲，开场之后说出了放在当今的民主派之中势必语惊四座的“暴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类似的表述在一周之后的《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又重复了两次，其中一次的语序有所调整，曰“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后人如果读到《民生主义》文本开篇的“暴论”就没有耐心继续读下去，或者只看别人脱离上下文援引的这几句话，也许就相信了中共对孙中山的“抹红”。然而，在笔者广泛涉猎的范围内，西方学术界没有任何学者据此认定孙已被赤化。

一 何谓“赤化”？

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赤化”二字用于人，亦即成为共产党的拥护者或党徒，意味着什么？这就涉及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共产党信奉马克思的阶级革命理论；第三国际统领下的各国共产党还相信列宁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落后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共产党在全世界带来的赤祸，就源自列宁版本的阶级革命。

诚然，大多数学术议题都是存在着争议的，孙中山也是争议性的历史人物，但是学界在他并未赤化这个问题上有一致的意见，原因很简单：符合西方学术标准的学者不会只读开头就下结论，而《民生主义》第一讲的后半部分大段篇幅批驳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革命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例如，孙中山毫不客气地指出：“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因为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社会上所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的时候并且相反。”“我们用这个发财车厂（按：福特汽车厂）所持的工业经济原理，来和马克思盈余价值的理论相比较，至少有三个条件，恰恰是相反。……像这些相反的道理，从前马克思都是不明白，所以他从前的主张便大错特错。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用功几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变更他的学说。”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他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之不适用：“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孙中山否定的并不是阶级斗争之存在，而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孙中山如何看待列宁主义呢？联俄前后，他固然因为列宁革命成功以及一些欺骗性的说辞而对列宁有所恭维。然而，列宁主义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孙中山对阶级革命的否定使他在理念上从不附和列宁主义。虽然他为了联俄而不直接否定列宁主义，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列宁主义不可能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独存。

孙中山倡导的国民革命仅以消除军阀割据势力、获得国际社会平等对待并践行三民主义为目标，国民党不排斥任何阶级，也从未煽动阶级革命。由此可见，孙中山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没有赤化。

在此分享一个历史的花絮：美国学者韦慕廷（C. Martin Wilbur）于 1973 年 12 月采访了 1924 年在广州活动的国民党老人黄季陆，黄说他目睹了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第一讲结束后与鲍罗廷一起走出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室的场面，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孙如此愤怒（此前二人已经在校长室里争吵了半个小时）。[2] 孙中山在苏俄代表面前公开地、系统性地批驳马克思主义，拒绝阶级革命，保持了必要的底线。

二 孙中山何时开始从理论角度否定马克思主义？

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批驳深受美国学者威廉（Maurice William）的影响，因为《民生主义》第一讲直接提及威廉之名并大量援引了威廉在 1921 年出版的著作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孙称之为《历史之社会观》）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驳论。值得探讨的是，孙中山何时开始系统性地否定马克思主义？

孙中山历年的演说和著作显示他从未信奉马克思主义。不信奉，不等于从理论角度系统性地否定。如果把孙中山读到威廉的著作视为他获得理论武器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标志，那么这是何时发生的呢？

孙中山最早提及此书是在 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做题为《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的演讲中说“有一服从马克思主义之学者，研究社会问题，发现社会上之生计问题，与马克思学说有不符合之点，于是提出疑义，逐条并举，征求同党解答，历时一年之久，而应征者无一人，乃将其著作公之于世，名之曰‘历史之社会观’。其要点之大意有云：‘在今日社会进化中，其经济问题之生产与分配，悉当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依归’云云。”可见，此前孙中山已经读过此书。

1923 年，威廉的一个代销商收到了来自中国的订购该书四十本的订单并从威廉手中的库存里出货，可惜代销商没有保存交易记录，已无据可考何人下单。[3] 分析中国当时的政治光谱，国民党应当是唯一一个有兴趣大宗订购这部著作的政治团体。所以，孙中山很可能在 1923 年甚至更早即已读到此书，从而在理论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

不管孙中山在 1924 年 1 月还是更早读到威廉的著作，他在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联俄容共政策之时是从理论角度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联俄容共是捂着鼻子的合作。

三 孙中山之所谓“共产主义”为何物？

孙中山既然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学说，为何声称“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就涉及学界的另一个共识：孙的政治表述很不严谨。作为革命家、政治家而不是学者，孙中山原本就缺乏学术环境所培养的严谨性，他 1924 年演讲的严谨性比他早年撰写的文字更少了几分。

笔者注意到，孙中山使用政治词汇时有两种类型的不严谨：

首先是望文生义，不顾专有名词的公认含义。最突出的例子是对“共产”和“共产主义”的滥用。“共产主义”在当时并非新理论，也不像“社会主义”那样有众说纷纭的各种版本，而是早已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定格。然而，孙中山刻意强调“共产”二字的字面含义即共有、共利的产业，淡化意识形态。1924 年初，他就说过关于共产主义的两个“暴论”：1 月间，在国民党一大会场的《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演讲中说“共产主义之实行，并非创自俄国，我国数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已经实行，且其功效较俄国尤大”；2 月间，在《民族主义》第四讲中说“从前俄国所行的，其实不是纯粹共产主义，是马克斯主义。马克斯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蒲鲁东、巴古宁，所主张的才是真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洪秀全所行的经济制度，是共产的事实，不是言论。”

如果说孙中山在思想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影响，那就是在《民生主义》第二讲提及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的共产社会开始、将来要“回复到一种新共产时代”来解决人与人“争饭碗”的问题。但是，孙之所谓“新共产时代”与其说来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不如说来自儒家的“大同”理想。《民生主义》第二讲如是收尾：“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孙中山在 1924 年的多场演讲中提及“共产”或“共产主义”，对照上下文可以看出全然是望文生义或者把儒家的“大同”附会为“共产”。

四 何谓“民生主义”？

另一种类型的不严谨，是在词汇的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之间切换。最明显的体现是“民生主义”四字的用法。这四个字乃孙中山所提出，并且是他的三大主张之一，然而，他在民生方面的具体主张，即《民生主义》演讲第二讲所说“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平均地权，第二个是节制资本”，以及他以往没有明言但在《民生主义》演讲中着重指出的不以阶级革命为手段，仅仅构成这一词汇的狭义用法。

孙中山口中的“民生主义”还有一个箩筐式的广义概念，在 1924 年 1 月的《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演讲中表述得最为清楚：“‘民生’二字，实已包括一切经济主义”。也就是说，凡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目的的政策主张都属于广义的民生主义。

有必要指出，早在 1919 年的文言文《三民主义》中，孙中山就说过“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社会主义”的含义至今仍然模糊，当时亦然，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从未试图垄断“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只是把自己的版本称作“科学社会主义”，所以孙中山把广义的“民生主义”视为旨在增进社会福祉的“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并不为过，也不与共产党之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相混淆——美国学者霍尔库姆（A. N. Holcombe）在 1930 年即指出民生主义可谓社会主义性质的（socialistic），但绝不能贴上“莫斯科制造”的标签。[4]

1924 年 8 月的《民生主义》演讲中，广义概念的使用次数明显多于狭义概念，给人以喧宾夺主之感。结合上下文，不难分辨每一处“民生主义”用法是广义还是狭义，但这需要用心思考，只浏览而无心思考的读者难免感到费解。

五“主义”能调和吗？

孙中山为何在 1924 年的多场演讲中如此模糊地对待这些重要的政治词汇呢？口误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因为他大量重复了那些不严谨的措辞，另一方面，那些演讲没有一场是即席而发的，都预先做过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严谨的表述有一个共同的目的：用民生主义包罗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演讲对此说得很明白：“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

笔者认为，孙中山在 1924 年对“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汇的模糊使用并非草率演讲所致，实乃刻意而为的修辞手法，目的是证成容共政策，让国民党人接纳共产党，让共产党人拥护国民党。但是，这个目的能否达到？

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的政治词汇并不罕见。问题在于，孙中山多年来反复强调并且为国民党人所认同的“民生主义”只是狭义概念（1924 年 3 月的《国民党致各界书》为否认当时流传的国民党改组后“已变为共产党”的传言，即强调“本党之民生主义，早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方案著于党纲，自始至终，未尝增减”）。广义的民生主义则是个箩筐，容纳了任何人、任何政党为解决民生问题提出的主张。国民党人既然认同本党的主张，当然不会随随便便包容其他党派在手段和目标上截然不同的方案。那么，宣称“共产主义”已经包含在“民生主义”之内，再据此要求国民党人接纳共产党人，有说服力吗？答案是显然的。

同样，共产党人依据马列主义教条有自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阶级革命主张，而且深知国民党人的具体主张与己不同，怎么可能因为孙中山对“共产”二字望文生义的解释就认同民生主义呢？

孙中山试图采用概念模糊化的修辞来解释和巩固容共政策，实乃败笔，损害了三民主义理念的系统性和说服力，殊为遗憾。

至于有没有头脑简单的国民党人被前述那几句话误导而投共，笔者认为有行动力者的头脑不至于如此简单，不会为此而投共，但是国民党将领在内战兵败之时，那几句话有可能降低了其中一些人决定投共的门槛——这只是在战局已定之后对败军之将的个人选择的作用，并不左右中国历史的轨迹。

注释：

[1] 唐元隽：《陈炯明与孙中山谁更伟大？》，中国之春，2023 年 1 月 28 日，https://chinaspring.org/article/c0e323f2-ac03-4389-a105-a5203f

[2] Wilbur, C. Martin,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234, 359.

[3] Zolotow, Maurice, Maurice William and Sun Yat-sen, London: Robert Hale Limited, 1948, pp. 107-108.

[4] Holcombe, Arthur 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hase in the Regeneration of a World Power,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148.

2025 年 4 月 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