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福祯：“市民声援团”——青岛89民运的一道亮丽风景

1989 年从北京到全国，从学潮到知识分子介入，再到市民声援和参与，广泛持久，轰轰烈烈，的确是史无前列的。我当时见证了青岛地区从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大学生游行示威，到大学生要求与政府对话和绝食抗议活动，直至六四屠杀后青岛学生和市民的抗暴活动。在市民的参与中，青岛“市民声援团”是当时最先勇敢站出来的市民群体，他们举着自己的旗子，每天到市政府门前聚集，参加静坐，参加游行，参加其他一些活动。

这是一个自发的、松散的市民群体，虽然站在他们旗子下的市民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凝聚了广泛的民意，是当时家喻户晓、倍受市民青睐和政府痛恨的一帮“牛人”。

不经意之中我发现了当时青岛党报的一次报道，原文如此——

蓄意制造青岛动乱的非法组织

“市民声援团”头头落网

本报讯：蓄意制造青岛动乱，被市政府取缔的非法组织“青岛市民声援团”头头杨跟东等六人近日被查获归案。

自诩“市民声援团”总指挥的杨跟东，系市人民检察院的干部，因违法发纪再被审查期间，窜到社会，纠合一些社会渣滓成立了“市民声援团”，到处游行、演讲、张贴标语，造谣煽动.6 月 9 日他在胶东路、热河路口，拿出手铐恐吓一位设摊出售冷饮的人，引起群众义愤，当场被热河路派出所抓获，被市人民检察院拘留审查。该组织头头邱丰磊（21 岁，男，市公交公司工人），5 月 19 日煽动、带头冲砸市政府，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该组织头头王福荣（女，26 岁，青岛铝制品总厂工人），伙同杨跟东与“青高联”海大“自治筹委会”的头头频繁串联，共谋制造青岛动乱，她时而混在海大学生队伍里，时而带领其“声援团”到处游行，呼喊反动口号，书写反动标语等。他经常食宿于海大，多次参加“青高联”“海大自治筹委会”的密谋。策划强占道路，阻塞交通，造成城市瘫痪。她出谋：“要斗争到底，现在是斗争的关键时刻”“要到胶州路、中山路口堵截 2 路、5 路电车和其他车辆”，她还分工联络“社会力量”，网罗社会渣滓，扩充队伍，妄图制造更严重的动乱。青岛教育学院总务处干部杨建国（男，33 岁），他对“青高联”海大“自治联合会”的头头说“组织不要太乱，要好好组织，可以吸收青年教师、工人、扩充自治会筹委会，下边也要有“自治会筹委会，这样就形成了一层层的组织，就是杨海（指青高联的头头），这一套人被拘禁了，还有学生出来领着干，把运动引申下去”，他还说：“应该和北京有联系”.“现在暴乱了，不知北京是什么情况。领导（指头头）不要上街，在学校隐蔽起来”当他闻讯有的学生不想搞动乱时，煽动说：“历史上的陈胜、吴广，起义是死，不起义也是死，不如揭竿而起，你们要用这个例子去唤醒同学们.”现在的情况是‘动乱’这顶帽子……谁也跑不了”其用心极其恶毒。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发展总公司干部张军（男，24 岁）与“青高联”头头炮制颠倒黑白、恶毒中伤、煽动打倒政府的所谓“告青岛市人民书，并盗用其所在公司的四通打印机，复印机复印了数百份，交由“青高联”的头头到处散发、张贴，在我市造成极坏的影响。这次被抓获的还有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的干部陈兰涛（此案已报到）

在这里正告一切非法组织的的组织者及其头头立即到公安机关登记。彻底交代不法活动者，公安机关将予以从轻处理，否则，必将受到国法的严惩。

市公安机关还发现一个“全国工人联合会青岛属会”的非法组织，其头头如不主动登记，公安机关将追查到底.（严法：青岛日报：1989 年 6 月 18 日）

这篇报道是关于“市民声援团”系列报道的文章之一，开始游行处在合法阶段，交通警察维持秩序，此时媒体似乎也赏识这种行为，有一篇基本正面的报道。此后几篇则全是诋毁，记得“五、一九”前后有一篇报道说这个“市民声援团”的三个主要组织者，有两人有精神病，提请市民不要被精神病人忽悠。当年我无缘见识这些“病人”，出狱后却是认识了其中大多数人，有的成为我身边的哥们和朋友。

上边提到了青岛当年民运的不少“尖兵”，我顺便梳理一下。

所谓“市民声援团”总指挥的杨跟东

杨跟东，原名杨勇，文革期间改为杨跟东，（紧跟毛泽东的意思）大连人，出身军干家庭，复员转业军官。是文革后回复公检法机关首批到青岛组建检察院的检察官。1989 年因为在办案中违反相关纪律被停职。杨的确是“市民声援团”的发起人之一，但并没有自诩“总指挥”，尤其是文章中煞有介事的“拿出手铐恐吓”的说法纯属乌有。当我就此问起他的时候，他一脸惊诧，因为他自始至终没有看到这篇报道，他对于自己的“光辉”事迹也并不知道。

从上述的口气中可以看出，杨的问题十分严重，这篇文章基本是要把他作为青岛地区动乱的一个主要符号，意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看看，不仅是“总指挥”，还随身携带手铐乱拷市民，在他的麾下还有邱丰磊、王福荣。在谈王福荣的时候故意混淆了王和另一些人的关系，这就造成了杨跟东是“首恶”视觉效果。不要小瞧这个视觉效果，党报是给领导看的，哪一位大官看到这个报道，一句严惩，杨跟东就够他喝一壶了。当时，许多案子被重判，就是因为报纸的张扬和领导据此批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杨在检察院锋芒毕露，敢说敢言得罪了顶头上司。

不过，杨跟东是幸运的，调他到青岛来的某首长当时还在职，他父母的关系和能量还在，更重要的是他的活动有据可查都是在“六四”之前，六四前后几天的“市民声援团”活跃分子是陈延忠、史晓东、王福荣、吴旭升等人。这样杨跟东最后居然与“市民声援团”无缘，被以渎职罪判了一年。这也算是一种吊诡吧。

杨跟东出狱后，尝试着干过一些事情，但是由检察官到一个囚徒，巨大的心理反差和经济反差导致了他的行为反常。志大钱疏，却又无意专心做事，很快导致家庭破裂，妻女离去。此后靠父母接济和低保度日，精神状态长期不好，2007 至 2008 年之间曾经在我的个人书店干了一年多，然后心血来潮，大把挥霍，很快把自己陷进困境，他这种间歇性的自我作践，已经让家人和朋友寒心，走投无路之际，据说 2008 年秋天已经再次入狱。我和朋友多次劝他，积累少许钱，以应不时之需，他却多次说：有病了就去死，没钱就去死，我也活够了。对于这种接近精神病似的自虐状态，我也只能是一声叹息！

所谓“该组织头头”邱丰磊

这个人我不认识，杨跟东的印象也不深，参加过几次“市民声援团”的活动。尤其是，在所谓“冲击市政府”事件中，由于多人聚集，推搡拥挤之中，门前的大花盆被推翻砸了一个，邱首当其冲，于是被扣留，同时被扣留的还有两人，但是不久被放出。他是青岛市最早被抓捕的市民，因为他当时没有被释放。他被抓后，学生和和市民为此在市政府门前聚集，要求全部释放被扣人员。邱后被劳教 2 年，现在情况不详。

所谓“该组织头头王福荣”

王福荣的确是“市民声援团”的主要组织者，是自始至终活跃在最前线的尖兵，她给市民也给组织参与者很深的印象和很大的鼓舞。当时经常与王福荣一起活动的史晓东、吴旭升说起她来都肃然起敬。史晓东甚至说，找老婆就找王福荣。可是，我们出狱之后谁也没有再见到她，史晓东找她做老婆的愿望自然落空。

听西镇离她家不远的一个朋友说：她被判了五年，在潍北劳改队服刑。出狱后，精神错乱，真的成了神经病人，多次出入精神病院，好的时候也偶尔在 2 路总站的小花园边做个马扎晒晒太阳。有人问起往事，她会像祥林嫂一样地反复唠叨一句话：“真的，我不是造谣，死了很多人”

当年所谓三个头头，两个有精神病的咒语，还真是基本兑现了。

青岛教育学院总务处干部杨建国

这是我的老朋友，是我在青岛职工大学政治理论系读书时的同学，从 1979 年就开始交往。杨建国也是军干出身，是一个言论狂放无忌，思维敏捷，但是语序混乱的善谈者。他的思想较早的游离在体制外，所以对我很欣赏，79 民运的时候，他很关注青岛的民刊《海浪花》，但是没有具体介入，虽然如此，最后还是为与我关系密切多少受了点冲击。

89 民运的时候，他重点在海大活动，因为他的老师兼好友高某某、陈某某都是海大的讲师。他在海大活动有一定人脉基础。我是低调行动，不希望任何人知道，可是我在海大不能不碰到他，碰到他不能不交流，所以我的《讨逆民之贼李鹏书》他有副本。他又是较早被捕的重要六四分子之一，我则在九月初被捕，此时他已经释放多日。在预审中我怀疑是否是他出卖了我，他既是报纸屡次点名的“死老虎”，我遂经回避最后不能不涉及到他与他在海大相遇过。开庭后才知道，这是误会，原来我是当时就被有关部门特别关注，海大保卫处对我文章的原件早就照了相备案。他说他自始至终没有提到过我，而我却提到了他，由此彼此稍有不快。后来他离开了学校，称在某企业家杂志青岛通讯站做站长。

杨建国被关押二个多月没有被判刑，是因为他当时在教育口，后来高层决定对大学生和教育文化口的六四分子不判处实际刑期，但是绝不启用。当时海大的教师杨德才就是因为久久不给安排上课，自动离职下海的。

陈澜涛

青岛大学海洋系硕士研究生，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监测中心助理工程师，89 年 6 月 6 日，在青岛街头设置路障和公开发表 5 分钟的演说，谴责当局镇压行动，并宣布退党。6 月 12 日被青岛市公安局拘留，7 月 21 日被正式逮捕，8 月 23 日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先后被关在北墅劳改队和山东省第三监狱。是我的狱友，在狱中陈澜涛留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他每日苦学外语不止，他先后大约学了 7、8 门外语，此外还练练书法，由于老婆早有去意，从不带孩子探监，十年来也不能与儿子见面。2000 年 4 月假释出狱，随即与妻子离婚，目前已经再婚并有孩子，2006 年移民加拿大。

陈延忠

一九六二年生，山东青岛人，原在青岛钢锉厂保卫科工作。一九八九年五、六月间积极参与学潮和“六、四”民主运动。是“市民声援团”的主要组织者，也是“台东交通大队”事件的主要组织者。直至六月五日、六日他还参加了大学生和市民的最后抗争，与陈谰涛、张杰等人到四方机车车辆厂大门口宣传鼓动工人罢工。几日后即被当局逮捕随后被以“妨害交通秩序罪”和“流氓罪”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关押在山东莱西北墅监狱，是我的狱友，我们在同一个大队关押过一段时间，他的社会关系比较多，经常有好吃的送进去，我们常偷偷打个牙祭。一九九二年底我们“煽动罪”的一班“反革命”迁至潍坊监狱服刑，他们一班“暴徒”则继续留在北墅服刑。一九九五年他因患糖尿病等多种疾病被保外就医，出狱后开一家装潢材料商店，二零零五年病逝。陈延忠临死前最关注的就是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六四平反问题。

张军

此人没有在北墅见过，也没有在济南王村见过，可见也没有判刑和劳教。身边朋友也没有认识这个人的，具体情况不详。

杨海

当时青岛高校自治联合会的主要组织者，海洋大学学生，青岛人。在青岛六四学运和民运的中作用重大。六月中旬被捕关押了 2 个多月，后因学生身份不受刑事处分，被释放。毕业后到西安工作，在报社干过编辑，也干过个体。是西安著名民运人人士，一直与林牧先生密切交往。出狱后不久杨海即找到我，记得是为了给可以找到的青岛的六四系狱人员每人 100 元的资助，这也是我们出狱后至今唯一收到的一份鹅毛薄礼。此后，我与杨海多年保持联系，是所谓“民运圈”交往较多的朋友之一。

吴旭升

我的狱友，因为参加青岛学运和民运的诸多活动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 12 年徒刑。上文所指的“全国工人联合会青岛属会”是吴旭升等人当时的一个预谋，并没有实际成立。但是吴旭升做的事情很多，他的案情也比较复杂，我们朝夕相处多年，他也不具体说，谁搞不清他的具体案情，或许也算涉及国家机他只说他有一个同案，是在军事法庭判的。此案也只是预谋：据传他们是要准备将炸药放到吉普车上。然后吉普车开到市政府门口引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