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拓：中国经济学家的失职和怯懦

中国的经济出了大问题，这个基本判断已经举世公认了。原因何在，粗看上去似乎也有了高度共识——房地产泡沫，中央和地方政府背负巨额债务，投资、消费、进出口三驾马车失速，预期悲观，信心缺失，总而言之，“流动性陷阱”（“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塔西佗陷阱”，等等——但细究之下就会发现，这些只是肤浅的表象，深层原因远非这些。个人看法，深层原因是，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发展早期和发展中后期关系这三个关键性的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就没有处理好，而这又是由于“摸论”（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局限造成。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学家失职和怯懦？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既眼界狭小，有术无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又缺乏勇气，避重就轻，不敢触碰根本问题。

先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突出表现为“举国体制”问题。

（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和市场如何合理分工的问题，或者说，政府和市场各自在什么地方失灵的问题——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可惜，当代经济学已经越来越和政治分了家，经济学家不再关注这个问题，好像问题早已解决，无须讨论了。于是，两种极端主张——市场万能论（市场原教旨主义、放任主义、“市场永不失灵”论）和“举国体制”论（国家主义、德日现代化模式）——大行其道，而这两种各走一个极端的主张都是错误的。

先看市场失灵。

由于货币失灵问题很少放在市场失灵项下讨论，所以我重点谈这个问题，其余四项都是经济学常识，故不多谈，一带而过。

（1）货币失灵

货币是市场经济的交换媒介、计价手段和储备工具，良币的核心要素是币值稳定，但人类文明从远古至今都没有找到任何一种币值稳定的货币，币值不稳定的幽灵始终是困扰所有经济体的一大魔障。远的不说，1946 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原本是有两种方案的，现在看来凯恩斯的“几种主要国家信用货币篮子”方案比较好些（也并非完美），但美元的强势使得美国财政部长怀特的“与黄金挂钩的美元体系”方案胜出，这是显而易见的糟糕设计，它不过是弊端百出的金本位制的变态形式，一种“金本位主权信用国际货币”，把金本位和美国一国的主权信用货币硬捏在一起的一个不可能存活的怪胎。1971 年，美元迫于形势不得不和黄金脱钩，表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产，也使得美国失信于全世界。此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就完全依靠发行美元的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信用，而事实证明这是靠不住的——首先，只有世界政府有权发行国际通用货币，依靠一国发行的主权纸币维持信用逻辑上讲不通。其次，事实上随着美国保守主义的小政府理念日益被社会主义的左派高税收大政府理念排挤，政府“寅吃卯粮”滥发纸币导致美元贬值、通货膨胀，美元越来越成为美国向全世界征收隐形赋税的工具，成为华尔街大鳄兴风作浪的金融投机利器。第三，美元的国际货币霸权地位并非没有代价，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和惊人的主权债务就是代价。因此从长期看，一个有效能的自由民主的世界政府是解决所有重大国际问题的必要前提，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国际问题包括国际货币问题都是空谈。总之，货币尚且失灵，市场怎么可能不失灵？

（2）不完全竞争和垄断

市场的资源有效配置功能要以自由竞争为前提，但竞争会自发形成垄断，反过来破坏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

（3）外部性

“外部性”也叫作“溢出效应”，是说经济活动的收益或成本不是由经济主体独自享有或独自承担的。溢出效应有正外部性（如教育）与负外部性（如污染）之分，前者市场供给不足，后者市场生产过多，都会损失效率。

（4）经济波动（经济周期）

市场“看不见的手”虽然是非常奇妙的自动调节平衡机制，但它远非完善，经济系统当中必然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非理性因素形成正反馈效应时，经济体就可能发生巨幅波动，令预期失效，打乱所有经济主体的计划，出现经济过热或收缩，不但严重损害经济效率，而且导致多种形式的社会不公正。

（5）贫富分化

市场的竞争机制是高效率的源泉，它“奖勤罚懒”“优胜劣汰”，造成的结果必然是胜者强者越来越富，败者弱者越来越穷（“马太效应”）。这个结果在人类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上是被认为不够好的，应该想办法救治。

综上述，“市场永不失灵”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念不过是一则神话故事。换言之，高税收、福利无限膨胀的社会主义大政府固然很坏，另一个极端市场原教旨也不是什么好事。在大国激烈竞争、军费和社会福利开支浩大的当代世界，“守夜人”式的极小政府已经陈旧过时，不可能再复活。因此问题的核心不是政府大与小，是真正区分清楚政府应该干什么、市场应该干什么，让政府和市场分工合作。政府和市场都必须受到恪守中道、造福社会、明智有效的约束监督，而这是一个人类文明至今并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

弥补市场失灵的办法很多。一方面，市场本身也在不断开发弥补市场失灵的新方法；另一方面，要靠公民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来监督市场行为；最主要的，就是不得不让政府“看得见的脚”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法治宪政政府制定法律法规规范经济活动、保证契约履行、制止盗窃欺诈行为和环境污染，禁止垄断、促进竞争，用累进所得税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强行征收，举办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把部分财富转移给穷人（“转移支付”）；用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平抑经济波动——当经济过热时，政府多收税、节约财政开支，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和准备金率，回收货币；经济萎缩时则反向操作，减税、增加财政开支，增加货币供应；等等。关键在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仅限于市场失灵的领域，而且要“适度”，而这是很不容易把握的。政府的天然倾向是不断扩张权力，然后用权力过度干预市场乃至一切领域，于是导致各种各样的“大政府病”。换句话说，尽管市场有时会失灵，但无论如何从中推不出“举国体制好”的结论，因为政府同样可能失灵。

再看政府失灵。

人类创建的前现代政府都是专制主义的（大概只有英国是唯一的例外），以现代国家治理的原理做评价，专制政府都是不好的，指标之一就是政府很容易失灵，陷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治乱循环。现代文明之所以值得追求，说到底就是因为现代国家治理可以解决治乱循环的政府失灵问题。但是，究竟什么是现代文明，什么是良好的现代性的国家治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纳粹主义被埋葬，尤其是苏联解体、斯大林模式声誉扫地，社会科学界才有了初步共识，而这个“初步共识”并没有成为普适价值、普适真理，它只是在发达国家被大多数有识者接受，反对这个初步共识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依然广泛存在，尤其是在欠发达国家当中。

那么，什么是良好的现代性的国家治理即良治善政呢？本文无法详细讨论，只能极简略地提一提：从根本原理上说，那就是建立在法治、宪政、人权保障基础上的自由民主，除此之外并没有其它可称道的良治善政。而自由民主是适合于各种特殊国情的，所谓某些特殊国情不适合自由民主的观点得不到当代政治学研究的支持。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看，自由民主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它的几个主要竞争对手——极权主义（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前现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拉美的左翼民粹主义（如阿根廷的庇隆政府、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府），等等——全都一败涂地，在自由民主面前毫无竞争力，换言之，这些政府全都失灵了。总之，要想避免政府失灵，就必须创建自由民主制度，而这就叫“政治现代化”。舍此不存在其它政府不失灵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包括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的“举国体制”在内（见后文）。

总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政府和市场的良好关系，只能建立在上述大体解决了市场失灵问题和政府失灵问题的基础之上。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说，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分工合作，如何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的问题。现代国家行之有效的治理办法无非两种：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政治学的研究表明，它们各有优缺点，不是说只有联邦制是好的，中央集权制就是坏的。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但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老毛病始终没有解决，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体制还远不是现代国家治理体制，换言之，还远没有完成政治现代化。本文无法做全面分析，只能简单谈谈三个问题：1，税制；2，统一市场；3，地方政府的前后任衔接。

朱镕基前总理力推的税制改革无疑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没有从长期眼光合理安排地方政府的税收，迫使地方政府靠卖地解决大部分财政收入（土地财政），于是酿成了今天房价暴涨、资产泡沫膨胀、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剧增的恶果。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大体上是成功的，学习仿效也不是做不到，但是，几届政府全都缺乏长期考虑，致使问题迁延日久，积重难返。

全国统一市场对于经济发展、经济繁荣至关紧要，中央集权体制从原理上说是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但中国不然，市场和银行等地方性分割屡禁不止，这是政治现代化发展落后的显著表现。

3，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每一任地方政府上任后不认前任政府的帐，不但造成政策多变，而且严重败坏了政府的信誉。其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致使国家治理至今仍然是人治，不是法治，政府官员的权力不受有效监督制衡，权力任性、胡乱作为普遍存在，现代国家治理必不可缺的分权制衡的宪政更可以说是踪影全无。

发展早期与发展中后期的关系

发展学（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前现代国家的现代化（即所谓“发展”）进程是有阶段性规律的，比如，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即重化工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由于民间的资金积累不足、民营企业没有充分发育起来，“举国体制”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集中资金和资源，强行推进快速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确实是有效的，比完全市场经济确有优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苏联都是明显例证。但是，一旦超越了这个发展阶段，进入信息社会、精细加工制造、创新驱动的发展中后期阶段，“举国体制”的各种弊病——决策失误、浪费低效、贪污腐败、“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公民自由受限导致积极性低落、创新乏力、“分散知识”和民间智慧被严重压抑，等等——就日益凸显出来，抵消了发展早期的那些优点。本文开头那句话“中国的经济出了大问题”，深层原因即在于此，而中国的多数经济学家刻意回避政治体制改革等深层问题，甚至故意为陈旧过时的体制辩护，他们的失职和怯懦令人寒心。

另一个极富争议性的问题是政府的产业政策。以日本通产省（通商产业部）的产业政策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毁誉参半，迄今并无定论。个人意见是，如果产业政策能够谨慎使用，仅限于政府的信息发布和指导性意见，甚至，在特殊情况下提供有期限的税收减免和利率优惠，产业政策可能是有益的、合理的，但无论如何不能是政府直接下场踢球，挤占、替代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角色。特别重要的是，国营企业应该仅限于市场失灵的部门和领域，否则一定是损害经济效率、有利于专制主义的计划经济（所谓“统治经济”），一定是压制个人自由、损害全社会利益的。

还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吗？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时期的闭关锁国，不要说广大民众，各界精英（包括政治精英）对于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基本上是一片茫然，相关知识极度缺乏，因此，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是对的，必要的，也是迫不得已的。现在四十余年过去了，中国各门社会科学都有了长足进步，再继续瞎摸就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别人每天都在乘船架桥过河，你非要自己在河里模石头，是何道理？侥幸摸到了第一块、第二块石头，怎么能保证还能继续摸到石头？全人类的知识积累是一个最大最好的智慧宝库，其数量和质量是一国自己的知识远远不能相比的，有什么理由闭关锁国，所谓“自力更生”，闭眼不看不学其它国家、尤其是发达先进国家的先进思想文化呢？先进国家之所以先进，绝不会仅仅是工业和科技先进，一定也是制度和文化先进，妄自尊大、自我膨胀，实属自取败亡，愚不可及。这个道理一点都不高深，凡是具备健全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只有极少数被极左意识形态的妄想弄坏头脑的人才会视而不见，被系统偏见拉着往邪路上狂奔。偏见比无知更可怕，无知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来填补，要想纠正偏见却难乎其难。

杰出的（有不少内行专家甚至认为是最杰出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Popper）明确指出，“试错法”只适用于理论研究，他说，试错法是“让理论替我们去死”，意思是，理论研究“试错”出了错不要紧，放弃它，另寻新路就是了，但人类社会不能胡乱实验尝试，因为错误的社会实验可能产生致命的、难以纠正的灾难性后果，导致无数生命的死亡。中国 1950 年代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就是两个灾难性社会实验最突出的实例。很遗憾，科学哲学这门专门研究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分支学科至今依然知者甚寡，而且不仅仅是中国，举世皆然。

结语：

本文所论及的，几乎全都是“道”，“道”就是规律、原理、“宇宙大法”，艾隆・马斯克所谓“第一原理”，就是整个宇宙万事万物存在与变化背后的秩序、齐一性。“道”在自然界就是自然规律，在人类社会就是正义良法和道德，在人的主观思维就是逻辑数学和思想方法。不从全人类的智慧宝库汲取先进思想，不掌握各门科学所揭示的规律，仅凭个人极其有限的知识和经验做决策，哪有不失败的道理？“道不明，术再精又有何用！”而中国经济学家们恰恰是不明道，他们所关注的仅仅是“术”；或者，虽然明道却不敢直言，只在外围和“术”里面兜圈子。中国的经济问题积重难返，至今苦无对策，也就毫不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