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誌與它的時代，文字與它的力量——歷史視野下的《中國之春》

編者按語：這是一位學歷史的年輕人，從歷史的角度論述媒體對時代的參與價值。論述角度可以看出充滿思考。年輕一代給了我們一個前所未有的更新啓示，值得推薦閲讀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各位先進，我是林立桐。很榮幸能夠作為《中國之春》編輯團隊的一員，在《中國之春》復刊的時刻向大家作一簡要報告。

我認為，考察一份刊物在歷史過程中的意義，可以通過許多手段來進行，但有兩點是無論如何不能被忽略的。第一，這一份刊物是如何與它所處的時代交互、共鳴的。一份刊物如果脫離了它所處的時代，不能回應這一時代所提出的核心問題，或因種種原因被排擠到了邊緣，那麼我們便很難評判這份刊物的意義。第二，我們還要關注圍繞著這份刊物所形成的所謂“觀念的勢力”，即圍繞著這一份刊物，能否產生一個思想的論域，從而使一系列觀念得以形成、發展並對所處的時代產生實在的影響。

我想在座各位對《中國之春》的歷史應該都要比我熟悉，我無意在此班門弄斧，因此我在這裡選擇從一種更廣闊的視角，考察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中，思想和承載思想的載體是如何與時代互動，形成自己的影響，並在更長久的歷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記的。我認為，這對復刊後的中國之春》在未來的發展，是有一定參考的價值的。如果各位認為我的報告較之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有所偏離，在此我要首先表示歉意。

思想史家張灝在他非常著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1895 至 1925 年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在這三十年當中，“無論是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內容，均有突破性的巨變。”就前者而言，一個主要的變化就是西方傳來的現代報紙、雜誌這一類新型傳播媒介的大量湧現，為思想與知識的散佈與傳播提供了必要的平臺。

實際上，報紙、雜誌湧現的速度是相當驚人的，在 1895 年中國只有大約 15 家報刊，到了 1917 年竟有 2000 家之多。胡適也曾估計僅在 1919 年一年，全國新創辦的報刊就有大約 400 種。而這還僅是中國國內的，實際上我們許多人都可能聽說過的最著名的那些刊物，這當中很多都是留學生或流亡人士在海外發行的，例如革命派的《民報》、梁啟超《新民叢報》，還有各省留學生自己創辦的刊物，湖北《湖北學生界》、浙江《浙江潮》等等。此外，我們還應注意，與書籍出版不同的是，報刊雜誌的當代性、即時性要強得多，從而為梁啟超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中提出的“上下通”、“內外通”這兩個概念提供了可能。應該說，沒有新型傳播媒介的爆炸性增長，什麼後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都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根本不可能起到全國性、體制性的影響。

實際上很簡單的一點是，僅僅有了一定數量的平臺是一回事，但是思想作為一種勢力產生在舞臺上仍然需要時代的配合。而這裡要首先說明，這篇報告最早的標題是“文字與它的力量”，但我總覺不妥，“力量”給人感覺硬邦邦，既要有“力”還要堆“量”，這是建設軍隊，不是編刊物，而我正好想到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有一句話：此種觀念之勢力，初時本甚微弱，愈運動則愈擴大，久之則成為一種權威。我認為“勢力”一詞，更能體現出觀念傳播和發展當中的無遠弗界的特性。

最近剛以 88 歲高齡去世的林毓生教授，在其成名作《中國意識的危機》中指出，清末民初的第一、第二代現代知識份子，包括嚴複、梁啟超、胡適和陳獨秀等人，普遍強調思想、文化的變革必須要優先於政治、社會與經濟的變革，他稱之為“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以胡適為例，胡適在 1917 年回國之後，下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但實際上如果真的去考察《新青年》這本里程碑式的雜誌的發展，我們就會發現，現在認為是新文化運動標誌性文獻的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在發表的時候幾乎就是無人問津。《新青年》及其我們所熟知的作者群，真正在全國範圍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與傅斯年、羅家倫的《新潮》一起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幟、排頭兵，實際上確實是要在 1919 年的五四運動之後。也正因為如此，王奇生才會有一篇文章叫做“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觀念要形成一股勢力，必須要與所處的時代有相當的聯繫，相當的共鳴，才可能發生，換句話說，火柴必須要和火藥庫同處一室，二者缺一不可。

如果說在前五四時期，思想界的狀況是如萬花筒般紛亂龐雜的，那麼在五四之後，思想和觀念便逐漸以“主義”的形式逐漸收束到了幾條主要的幹流當中，成為推進中國歷史的一股重要的動力，原本思想界的人士，舊文人，也以新的身份投入學術社群或政治運動中，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影響著中國歷史的進展。

我以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開篇的一句話作為這一部分的結尾：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做學術是如此，我們現在辦刊物，也應是如此。

在第二個部分，我想略談一下《自由中國》這本雜誌，同時也想談一點胡適，胡適對於這本雜，用余英時先生的話說，是《自由中國》的“護法”（patron saint）。首先我必須要指出，根據我的觀察，20 世紀中國的歷史，並不能完全說是一部爭取民主、共和、自由而不得的歷史。相反，哪怕我們拋開中共不談，在其他的政治勢力中，傾向於專制、獨裁以及統制經濟的人物並不少，例如 30 年代期間的蔣廷黻、丁文江和抗戰時期的所謂《戰國策》派文人等等。然而，無論在什麼時候，胡適永遠是中國自由主義的一杆大旗。

1947 年，國共內戰正酣，胡適在北平作了一場廣播演說，他在演說中指出，“他們說最近三十年來，民主政治已不時髦了，時髦的政治制度是一個代表勞農階級的少數黨專政，剷除一切反對黨，用強力來統治大多數的人民。個人的自由是資本主義的遺產，是用不著的…我不承認這種批評是對的。我是學歷史的人，從歷史上來看世界文化的趨向，那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目標。一個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體專制的潮流，在我個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波折，一個小小的逆流。我們可以不必因為中間起了這一個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自由大潮流，大方向。”我這裡必須要講，同樣的，對於當下的我們而言，胡適的這一段話仍然有其極深遠的意義。

余英時先生在《重尋胡適歷程》一書中，對《自由中國》雜誌的創辦和經歷做出了詳細的考證，我這裡不能詳細展開，我也相信各位對此都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我在這裡試圖指出，在蔣介石政權戒嚴的時代，一份刊物能夠堅持自己的原則，能夠堅持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極為難得的。每當我們現在回顧中國自由主義的歷史時，我們首先能想到的幾個名字，在胡適之外，可能就是《自由中國》作者群的重要成員雷震、殷海光了。這本刊物，在它所屬的時代受到了來自政治權力的壓制，1960 年被迫停刊，負責人雷震被捕。胡適在 1960 年 11 月 18 日的日記中記載了當天他去見蔣介石的經歷，他寫道：我對總統說，被告律師只有一天半時間可以查卷，開了八個小時的庭，就宣告終結了。這是什麼審判？我在國外，實在見不得人，實在抬不起頭來...雙十節，我不敢到任何酒會去，實在抬不起頭來見人。

胡適說：“《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這是臺灣政治的最大恥辱”。對於敢於反抗強權的人來說，言論和肉體上的壓制、迫害，幾乎是家常便飯，但是我必須要講，《自由中國》的影響是超越了時代的，它所造出的那個所謂“觀念的勢力”，同樣是超越了時空的，也同樣是今天的我們有十分的必要去傳承的。

胡適常引《象山學案》中的一句話來形容他自己：天地間有個胡適之，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我認為，這句話不僅是胡適對自己的觀點，我們也應該把這句話拿過來用：這世界上有一份《中國之春》，便添得些子。《中國之春》不會成為一份隨隨便便的什麼雜誌。《中國之春》，我這裡用一句英文講，是要 make a difference。《中國之春》雜誌要 engage with our times，要把握住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要通過這個平臺，營造出思想的論域；要讓發表在《中國之春》上的這些文字，成為影響時代的勢力，真正成為未來中國民主運動的一杆大旗。以上我所說的，不僅是我個人對《中國之春》這份刊物的期許，同時也是作為這份刊物的編輯，我對我的工作的要求。

作者介紹：林立桐，《中國之春》90 后編輯，中国现代史研究者，毕业于渥太华大学，现居多伦多。长期一直关注中国人权与民主运动的发展，多次参加反共抗议活动。2020 年与杨若辉等人创办以青年学生为核心，致力于中国自由民主转型的政治组织公民会，目前为公民会副主席兼教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