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经观：国进民退——Nicholas R. Lardy “The State Strikes Back: 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读后（四）

既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道理如此浅显，既然国进民退的经济代价如此高昂且显而易见，为什么中共依然执意要走上一条通往停滞的歧路？在这本书的第五章，Lardy 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拆解这个谜题。他列举了阻碍改革的四大因素：意识形态的执念、对社会不稳定的恐惧、对金融风险的担忧，以及最核心的一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站在 2026 年的今天，我们会发现尽管 Lardy 当年的分析非常谨慎克制，却也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即中共的“执政安全”问题。

首先，我们要理解“既得利益”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含义。在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既得利益通常指那些希望维持现状以获取垄断租金的商业集团。但在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恰恰是中共体制本身，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依附于行政权力之上的庞大官僚体系和国有企业系统。Lardy 在书中指出，地方政府和国企高管是改革最坚定的反对者。为什么？因为“改革”二字，在当下的语境里，意味着剥夺他们配置资源的权力。在过去几十年“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模式中，地方官员不仅是规则的制定者，更是最大的市场参与者。他们通过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低价征地、高价出让，攫取了巨额的土地级差地租；他们通过控制地方商业银行，将信贷资金源源不断地输送给隶属于自己的融资平台和僵尸国企。这种“权力变现”的机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如果按照 Lardy 建议的那样进行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决定土地价格，让银行独立进行信贷决策，让国企接受硬预算约束，那么这个闭环就被打破了，权力的租金也就随之消散。对于一个理性经济人来说，谁会愿意主动革自己的命呢？Lardy 在书中提到，尽管中央层面偶尔会有改革的呼声，但到了执行层面，总会遇到“软钉子”或“硬抵抗”。这并非全是中央权威不够，而是因为在这个体制内，维持现状符合绝大多数握有实权者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一种典型的“激励不相容”——改革的红利是全民的、长期的，而改革的成本（权力的丧失）却是官员个人的、即期的。在这种格局下，改革的停滞乃至倒退，几乎是博弈论导出的必然结果。

第二点是“半拉子工程”所带来的路径依赖。回顾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特征：产品市场的自由化走得比较远，而要素市场的自由化却始终步履蹒跚。中共放开了彩电、冰箱、甚至粮食的价格，但始终没有真正放开土地、资金、劳动力和能源的价格。这种“半市场、半统制”的双轨制结构，在改革初期或许起到了减少震荡的过渡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固化为一种通过扭曲要素价格来补贴国有部门的掠夺机制。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这种扭曲是不可持续的。当劳动力红利吃尽、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时，继续维持这种双轨制的成本将呈指数级上升。

然而，2012 年以后的政策取向，并不是去完成剩下的那一半改革，而是试图利用行政力量去强化这种双轨制。比如，通过行政指令去“去产能”，结果导致上游原材料价格暴涨，利润全部流向上游的国企，而处于下游的、竞争激烈的民营制造业却苦不堪言；再比如，通过行政手段去“去杠杆”，结果正如前文所述，首先被去的是民企的杠杆，国企反而加得更欢。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利用体制残留的“非市场权力”来为体制内的低效部门输血。到了 2026 年，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透支的恶果：要素市场的严重扭曲导致了创新的窒息，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让增长失去了动力，而为了维持这个扭曲的体系，政府不得不投入越来越多的维稳成本和财政补贴，最终陷入了财政与经济的双重困境。

不仅如此，Nicholas R. Lardy 在书中还极其具有前瞻性地讨论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外部环境恶化。这在当时（2019 年）或许还被一些人视为“西方偏见”，但站在 2026 年来看，可以说这是他的“神预言”。Lardy 指出，中国在加入 WTO 之后，利用国际市场的开放性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但其内部的补贴政策、国企垄断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做法，却与建立在公平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贸易规则格格不入。当中国还是个小个子时，世界或许可以容忍这种“特立独行”；但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试图通过“中国制造 2025”这样的国家计划去占据未来产业制高点时，外部世界的反弹是必然的。Lardy 在书中警告，如果中国不回到市场化改革的轨道，不真正落实“竞争中性”原则，那么与发达经济体的经贸摩擦将不可避免。不幸的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在“自力更生”、“内循环”的口号下，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种做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你一方面想享受全球分工的好处，另一方面又想用举国体制去破坏分工的规则。

当中国一方面享受着全球贸易体系的红利，另一方面却利用举国体制对特定产业进行补贴，这在其他国家看来，就是一种“掠夺性贸易”。Lardy 警告说，这种做法必然会导致贸易摩擦的升级和技术封锁的加剧。不幸的是，他的警告完全应验了。站在 2026 年看，欧美国家针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已经常态化，供应链脱钩正在进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步履维艰。这难道是外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吗？Lardy 的逻辑告诉我们，这是不尊重市场规则的必然后果。当你试图用行政力量去扭曲比较优势，去“弯道超车”时，你实际上是在破坏全球市场的价格信号和激励机制。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短期内可能在某些领域集中力量办成了几件事，但从长远看，它破坏了中国与世界经济融合的制度基础，让中国经济失去了外部技术溢出和市场竞争的滋养。中国经济的腾飞得益于“开放”，而开放的本质是承认并遵守通行的国际规则。试图用一套政企不分、补贴横行的“中国模式”去挑战全球市场规则，结果只能是把自己逼回封闭和落后的老路上去。中国经济今天的外部困局，很大程度上是内部改革停滞的外溢效应。

接下来，Lardy 谈到了中共这一体制的内在核心矛盾。在 2013 年之前，尽管有波折，但总体的主调是“通过经济增长来换取执政合法性”，因此为了增长，权力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向市场让步。但在 2013 年之后，逻辑变了，变成了“通过控制来确保安全，哪怕要牺牲经济增长”。Lardy 在书中引用了官方的表述，即要“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因为它们是党执政的“基础”，这就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了。当国企被赋予了“政治基础”这样神圣的地位时，任何关于效率的讨论都失去意义了。这就好比你跟一个人谈跑步的姿势，他却跟你谈这是在为某种信仰而跑，姿势本身代表了忠诚。我们说的夸张一些，在这种逻辑下，亏损不再是耻辱，甚至可能是光荣的牺牲。

因此，一个庞大、活跃、且拥有独立经济基础的私营企业群体，不再被单纯视为财富的创造者，反而成了对中共政治控制的挑战。Lardy 引用了大量官方文件和领导人讲话，分析了这种心态的变化：与其让私营企业坐大，形成某种不可控的社会力量，不如把资源集中在哪怕效率低下但“听话”、“可控”的国有企业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尽管国企的资产回报率低得可怜，尽管它们是金融风险的主要制造者，但它们依然被赋予了“执政基础”的崇高地位。这种“政治挂帅”的逻辑，直接导致了经济领域的一系列反市场操作：为了确保对金融的控制，必须打压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为了确保对产业的控制，必须搞“混改”让国企参股民企；为了确保对社会的控制，必须在企业内部建立党组织，让政治意志直接介入微观经营。这种为了“控制”而牺牲“效率”的做法，就是 Lardy 书中所揭示的悲剧根源，它让中国经济陷入了一个中共自己生造出来的困境：政府越是想要控制一切，经济活力就越低；经济越差，政府就越不放心，越要加强控制，从而导致更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说过，“改革是体制内的自我完善，但这种完善有其边界，一旦触碰到核心的权力结构，改革就会停止，甚至倒退。”Lardy 的这本书，实际上就是记录了中国经济改革是如何触碰到这个边界，然后被狠狠弹回来的过程。他所描述的“End of Economic Reform”（经济改革的终结），并不是说中国政府不再出台文件了，而是说那种以“界定产权、放松管制、鼓励竞争”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死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加强党的领导、做大国企、强化管制”为特征的统制主义回归。这种回归，在短期内或许能通过动员资源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但从长周期来看，它是在消耗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家底。Lardy 在书中对金融风险的担忧，对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焦虑，其实都是在警示这种靠透支未来、靠通过通胀税和隐形剥夺来维持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规律，只有普遍的人性与约束条件。财富不是文件规划出来的，也不是央行印钞机印出来的，更不是国企那个庞大的行政架构管理出来的，财富是千千万万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在权利得到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的前提下，通过分工、交易和创新干出来的。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曾经明确、反复强调过，改革开放的成功，无非就是把原本属于农民的权利还给了农民，把属于企业的权利还给了企业，让人们有了“为自己干”的空间。Lardy 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其实也在呼唤这种常识的回归。他证明了，私营企业之所以效率高，不是因为它们得到了特殊的照顾，恰恰是因为它们面临着硬预算约束，它们必须对自己的盈亏负责，必须对市场信号做出敏锐的反应。而国有企业之所以效率低，正是因为它们躺在权力的温床上，享受着软预算约束的特权，从而丧失了进取的动力。当资源被错误地配置到低效的国有部门时，当价格信号被权力的意志所扭曲时，当企业家对于未来的预期被朝令夕改的政策所摧毁时，经济增长的引擎就必然会熄火。这和什么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都没有关系，这是基本的经济逻辑，是科斯所说的交易费用的逻辑。

如果想要走出当前的困局，靠什么“内循环”、“新质生产力”是没有用的，靠靠印钞票搞基建也是没有用的。真正能够起作用的，还是那些老生常谈的道理，要把财产权还给企业，让企业家不用担心资产被“共同富裕”，要把选择权还给个人，让农民可以自由处置土地，要把资源配置权还给市场，让银行不再看行政级别放贷，让僵尸企业该破产就破产。几十年前，著名演员赵丹就说过（还登在了《人民日报》上），“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 。文艺是如此，经济更是如此，如果一个体制总是惩罚创造财富的人，奖励挥霍财富的人，总是限制自由交易的权利，扩大行政管制的边界，把执政安全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那么这个体制注定是要失败的。

2026 年 3 月 3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