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所有人都应该读一读刘家驹先生的《光荣的背后：我的军旅见闻》（下）

1945 年底，为了准备对蒋介石的战争，中共军队决定扩军，虽然说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壮丁倒是不缺，所谓的地方武装游击队更是多的是，但是让刘伯承邓小平这些首长们头疼的是怎么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些新兵蛋子的战斗力提上去。要是在美国，或者任何一支西方的现代军队，答案也许是各种训练，几千发子弹打出去，自然就会了。但这是一穷二白的中共军队，所以要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就是让这几千号新兵见见血，打一仗，死几个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们选择的目标是一个所谓的“土围子”，说的难听一点，是组织严密的土匪，但实际上应该说就是在战争环境之下，民间自发组织的武装团体，从清末以来全国各地都有很多这样的团体，在地方，乡镇层面能够起到维持秩序、治安的作用，也算是保境安民了，然而，在中共眼里，这种组织，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个“两面政权”，一般还要加一个定语，“反革命两面政权”。

命令下来之后，这些新组建的部队在据点的高墙前打了几天都没取得什么进展，最终还是有人出了主意，挖地道挖到城墙底下，用炸药直接把墙炸开，部队再冲进去。

部队打进去之后，如果是按照中共的宣传，那肯定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虐待俘虏，俘虏或者是直接就地改编加入解放军，不想参军的还每人发两块银元回家？或者是把土匪头子杀掉，其他一般成员解散了事？当然，一开始的政策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几天之后，上级的新指示就下来了：手里有枪的要杀，班长以上的要杀，穿毛衣的要杀（据说是因为土匪当中穿毛衣的都是有战功的），要求部队派人把这些俘虏拉到附近的煤窑去处理，每人腰上捅一刺刀，然后一脚踹进矿井里，一晚上一个营能就这么杀掉 200 多人。

当然，这么搞自然不是为了杀人而杀人，而是为了让新兵见血，拿活人当靶子，练刺杀技术。一位当时的新兵就回忆道，战斗结束之后的第二天，班里就分来了几个俘虏，说是要给新兵练胆用，直接就把俘虏脱光衣服绑在树上，然后发给新兵一把上了刺刀的枪，让他去动手。他回忆道，当时手已经不听使唤了，第一刀下去之后再也捅不了第二刀，还是让老兵动的手。过了一晚上，班里又分到了几个俘虏，说是给胆小的新兵补课，他说，为了显示自己不再是熊包，主动请求班长让他先来，结果两枪捅死，晚上的时候，指导员还专门点名表扬了他。他说，为什么我们杀俘虏之前都要把俘虏的衣服都扒光呢？就是因为要让新兵看到鲜血从肉上冒出来，看多了，胆子就大了。

一名当时的连指导员回忆说，他的部队杀到最后，俘虏就剩下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是土匪一个大队长的勤务兵，他想这么一个孩子，手上不会有血债，要求连长别杀了，留一条命，结果连长马上找营里告了他一状，指控他右倾，立场有问题。营指导员来了之后劝他，说还是杀了吧，放了影响不好，反正放了之后被别的部队抓住也是要杀的。

孩子要杀，抓到的土匪的亲属，老婆，姨太太，也要杀掉，到最后连被他们“解放”的老百姓都看不下去了，都躲得远远的，到最后，由于要考虑到群众的看法，杀人也都转移到了夜间进行。在另一支参与战斗的部队当中，团教导员下了动员令，要求党员带头，下手不软，要给新兵做出榜样，一个班分到十几个土匪，不愿杀的当场开除党籍，还不是党员的以后不准入党。

在中共所谓的解放战争期间，另外一个被传颂了好几十年，一直吹到现在的神话就是所谓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接威胁到了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地带如何如何，实际上，如果我们走近历史的真相，就会发现其实跟长征差不多，都是战略形势极端不利的时候做出的冒险行为，也就是反正在本地是混不下去了，不如跳出去以谋求发展。但是无论如何，仅就千里跃进大别山为例，其实我们只要运用我们自己的常识想一想，就能发现中共宣传当中的另外一个破绽：当年中共发动武装起义的时候总是说越穷的地方越革命，你看鄂豫皖根据地就是以大别山为中心开辟的，那么好，既然中共说大别山很穷，因此会产生黄麻暴动这样的民众起义，而很明显在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当中，大别山的农业生产不可能实现什么跨越式发展，那么问题来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他们吃什么，用什么？

当时中野某团的政治处主任就回忆道，进入大别山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土豪。在革命的这个阶段，中共的土地革命已经玩的很熟练了，都懒得像在中央苏区那样演一遍戏，直接就从中农开始打起，当然，本来大别山这种地方就没什么真的土豪地主可言，要打也只能从中农开始打起，有猪的，有牛的，全部消灭，全部拿走，真就成了所谓的“要钱要粮要命”的遭殃军。当时大别山的老百姓都在说，一怕中央军，二怕还乡团，三怕共产党。

某团的宣传股长回忆说，部队在大别山要生存，怎么生存？就是打家劫舍四个字，走到哪里，就把老百姓抢个精光，吃个精光，人家就藏到山里，骂共产党跟日本鬼子一样，但解放军照抢不误。他说，有一次他们团长穿了件缴获来的日本军大衣走在街上，威风凛凛，一个老百姓就以为他是国军的长官，赶紧跑过来向他报告，说，老总，我们刚抓到一个共产党，您看怎么处置。团长一听就大怒，抡起马刀就把这个老乡砍死了。

作者刘家驹在访谈后记中写道，尽管普通人可能难以相信，但是这些当事人，这些当时的新兵，中下级军官，后来的大军区各兵种的司令政委，国防工业部门的领导人，甚至还有三位政治局委员，哪怕是混得一般的也都是个军级干部师级干部，这些人对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都是理直气壮的，讲出来完全毫无顾忌，都不需要访谈者去搞什么刻意引导，因为他们认为军队嘛，就是开打仗铺的，打仗就要死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杀人也是阶级斗争，革命战争的需要。但是，我在这里要讲，别管是为了什么阶级斗争的需要，还是革命战争的需要，屠杀民众就是屠杀民众，横征暴敛就是横征暴敛，怎么都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洗白的，而共产党在自己编写的历史当中，把自己的这些暴行通通抹去，把自己粉饰成解放了全中国的解放者，只有他是好的，只有他是白莲花，所有的坏事都是敌人干的，尽管他们在封锁历史的方面，在粉饰宣传的方面已经下了几十年的功夫，但是历史的真相，在有良知的历史学者和历史的记录者面前，是不可能被掩盖的，在另外一些时候，就像我在本文最开始的时候向读者们提到的，有的时候中共的宣传，也只是看起来严丝合缝，实际上只要我们动用我们的常识，就能够识破他们的很多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