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酉潭：台灣民主化的獨特經驗

台灣人民承襲數千年的中國專制文化，歷經清朝長期視為化外之民的統治，日本 50 年軍國主義的殖民統治，38 年國民黨準列寧主義黨國威權戒嚴統治，於 1987 年才啟動自由化，解除黨禁與報禁，1991、92 年國會全面改選，1996 年總統直選完成民主轉型，2016 年反對黨第一次取得國會過半數，至今雖然被《自由之家》評列為完全自由的民主國家，《經濟學人》評比為全球民主表現排行第八名，但畢竟仍然屬於年輕的自由民主國家。

首先，我們從杭廷頓《第三波》民主化的觀點來分析台灣民主化的原因。杭廷頓在深入探討《第三波》民主化的諸多因素中，以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合法統治權威的衰落與政績的困局、宗教立場的改變、強權國家政策上的轉變、滾雪球效應的影響，以及領導人的決策等六項因素最為重要。對台灣來說，經濟發展成功，中產階級大量提升，執政黨主動改革，讓台灣順利走向民主化，被視為現代化發展模式中的典範，也是杭廷頓所歸類民主化過程中變革模式的典型 (1)。的確，經濟發展建構了臺灣民主化的客觀環境，導致國民黨合法統治權威的衰落與儒家思想的變遷兩個民主化的助因出現。而菲律賓與南韓順利推動民主化所產生的滾雪球效應，尤其是美國強權國家政策轉變，1979 年為了聯中制俄而與中國建交並和台灣斷交的同時，國會制定了＜台灣關係法＞中，明確要求台灣推動政治改革，否則美國將不再遵守＜台灣關係法＞的規定，顯然影響了政治領導人的決策思維，在主觀意識上開始包容反對勢力，甚至啟動臺灣自由化、民主化的進程。主、客觀條件的成熟，塑造了臺灣的民主奇蹟，正巧符合杭廷頓在《第三波》一書中結語所指出的「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真實。」

接著，我們就來回顧一下台灣的民主化過程。早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前，Dankwart A. Rustow 於 1970 年就提出了一個民主轉型的模型：

依據這個模型，臺灣民主化預設的背景條件就是確立中華民國實際有效統治範圍為臺、澎、金、馬。準備階段最重要的是從戒嚴時期所實施的地方自治（省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長、鄉鎮代表與村里長的選舉）與中央民意代表（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增補選，到啟動自由化（即解除戒嚴與黨禁、報禁的解除）。決定階段最重要的就是國會（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全面改選與總統直選，因為民主與否最重要的判決標準就是政府領袖與立法代表是否經由自由與公平的選舉產生。1996 年因而成為台灣關鍵性的最重要一年，不僅民主秩序獲得確立，台灣首度被評為主權在民的自由民主國家，也開始進入民主鞏固階段。2000 年與 2008 年連續發生行政權的政黨輪替，但一直要到 2016 年才發生第一次國會政黨輪替。

誠然，民主鞏固最重要的測量標準為「雙翻轉測驗（two-turnover test）」，也就是一個新興民主國家是否發生政黨輪替兩次以上，但現在台灣受到中共認知戰的干擾，致使政黨競爭與政黨輪替發生與否產生不正常的現象，甚至於社會上的是非、對錯、黑白都被顛倒過來，這才是最嚴重的問題。

2016 年蔡英文當選總統，民進黨第一次在國會取得過半數席次，小英政府上台以後雖然從事許多改革，尤其是軍公教退休年金改革遭受相當大的反彈，因為「殺父之仇易忘，奪產之恨難消」。但司法改革卻很難進行，因既要改革司法沈痾又要維持司法獨立；轉型正義進行的不徹底，因未能實施後共產主義社會中東歐國家普遍實行的除垢法（lustration）(2)。更嚴重的是台灣缺乏一項維繫民主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沒有敵視民主的外部勢力，那是因為極權專制中共政權對台灣侵略併吞所持續實施的統戰、超限戰、認知戰與資訊戰，乃至於武力統一的威脅。

上述中共對台灣的極限施壓就是民主理論大師 Robert Dahl 所提出的維繫民主體制於不墜三項主要因素之一。另外一項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民主文化素養，在這方面本人的想法和曹興誠董事長最近提出來的觀點一樣，台灣缺乏西方啟蒙運動的洗禮，以至於民主文化根基不夠深厚。最後一項維繫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因素為：軍人、警察、情治人員是否完全接受民選領袖的領導，他們對於國家的忠誠度也因而顯得相當重要。

極權專制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民始終缺乏免於恐懼的自由，二十多年來一直被評為自由民主國家的臺灣人民卻沒有免於極權專制中共國戰爭威脅的自由！解決之道惟有幫助中國人民推動中國民主化，使其順利轉型成為自由民主國家，才能確保臺海永久和平！因為「民主和平論」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自由民主國家之間從未發生過戰爭，但一個國家民主轉型若不順利則更容易援引狹隘的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而對外發生戰爭。也因而筆者十多年來積極參與海外中國民主相關的會議與活動，與有志之士一起提出三個會議共識與一個觀選宣言 (3)，並呼籲組建全球自由民主聯盟，共建、共治、共管中國民主化過程 3 到 10 年，幫助中國順利轉型成為自由民主國家，以免未來中國重蹈俄羅斯民主轉型未能成功的覆轍。

注释：

(1) 杭廷頓將這種由執政的菁英帶頭實現的民主化稱為變革（transformation）模式。這種變革模式必須是政府比反對派強大，有可能發生在威權體制經濟上極其成功的情況之下，但更重要的是領導人有意願要使他們的國家朝著民主的方向邁進。

(2) 參考https://whogovernstw.org/2018/09/20/fangyuchen31/

(3) 2018 年 8 月 17-19 日 杜塞道夫共識：推動中國民主革命，維護世界永久和平 http://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174293; 2022 年 4 月 26-27 日 倫敦共識 https://sinoeurovoices.com/news/10058; 2022年9月24日至25日 悉尼共識：反專制 反侵略 繫和平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2/9/27/n13833501.htm; 2022年11月27日 臺北觀選宣言：中國要民主，臺海要和平 https://ipkmedia.com/180733/

作者：李酉潭（台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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