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aphine：评曹长青《普京的真面目》（十）
（十二、原文“三是普京强调道德信仰”部分）
这段文本将西方对普京的批评和制裁描绘成一场由“西方左派”主导的意识形态迫害，试图将俄乌战争、通俄门调查、环保运动甚至美国媒体报道全部统摄为一个“妖魔化普京的左翼文化战争”框架。这种论述在结构上是典型的阴谋论建构机制，在事实层面则充满了误导、断章取义和错误归因。它所展现的不是对现实政治的精准分析，而是一种将复杂国际问题简化为“道德阵营对抗”的宣传写作技法，其最大问题不在于立场偏颇，而在于制造虚假因果、歪曲动机、贬损对手并捏造证据。
首先，普京关于苏联历史的批评确有其现实成分——他曾公开指出列宁“埋下了民族分裂的地雷”，也多次批评斯大林时期的极权政策。然而，他并未如该段文字所说，将整个苏联完全否定为“人间地狱”，也从未在制度层面全盘清算苏共体制。相反，苏联胜利叙事正是其国家意识形态重建的核心组成部分。他主导恢复了苏联国歌旋律、推广“不朽军团”游行、强化国家对历史解释的垄断权，并以“反法西斯主义”的名义打压异见声音。其目的并非“清算布尔什维克”，而是选择性地继承苏联遗产，将其转化为服务现政权合法性的历史资本。
其次，文本将俄罗斯反 LGBT 宣传法合理化为“保护儿童”，完全无视该法案的真正作用——即通过立法边缘化性少数群体、剥夺其表达空间，并将基本人权议题污名化为“西方颠覆工具”。所谓“俄国并未禁止同性恋”是刻意模糊概念——不定为刑事犯罪≠不存在压制，现实中 LGBT 社群在俄罗斯不仅遭受频繁的警察骚扰、媒体封禁，更面临来自国家话语和暴力团体的攻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和欧洲人权法院均曾多次批评俄罗斯的 LGBT 法制环境严重违背基本人权义务。
至于“普京批评桑伯格引发左派暴怒”这一段，更是高度歪曲的言论包装。普京确曾对气候话语中的情绪化元素表示保留，但他并未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性，也从未将其定义为“左派意识形态工具”。将环保少女桑伯格称为“被大人利用的工具”，是右翼媒体圈中的常见攻击方式，而普京不过附和了这一观点。将此提升为“对抗全球左派思想”的重大标志，无疑是扩大其言论的政治含义，以制造英雄叙事。
更严重的扭曲出现在“通俄门”调查部分。文本声称“美国司法部已宣布俄罗斯没有干预大选”，这是胡说。事实上，“穆勒报告”明确指出俄罗斯政府通过“互联网研究机构”（IRA）和 GRU 黑客组织干预 2016 年大选，目的是削弱希拉里、帮助川普当选。虽然穆勒未能确认川普团队与俄方存在“刑事层面”的密谋，但报告从未否认俄罗斯干预的存在，反而强调其规模和协调性远超想象。将这场调查说成“毫无证据”，完全是误导读者。
至于所谓“拜登儿子电脑门被指为俄国情报造假”，也是误解事件过程。最初确实有前情报官员怀疑该电脑信息存在被俄国篡改或操控的可能性，但此后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均已证实大部分硬盘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在于，该案并未显示拜登本人有违法行为，反对者却持续将其炒作为“拜登家族通俄门”，以此制造道德对等感，从而为普京的行为进行“间接报复”辩护。这种用美方政治伦理困境“稀释”俄罗斯侵略行为责任的手法，正是典型的“道德相对主义”操控技术。
更夸张的，是将“西方媒体报道普京患癌”等谣言归结为“妖魔化普京的计划性行动”，甚至将其类比为“思想毒气室”。这种极端语言荒唐失实，其真正目的不是“反思媒体偏见”，而是用仇恨型宣传语言把普京塑造成“孤胆英雄”式的文明捍卫者。这类构造不是理性分析，而是宣传发动，目的在于制造敌我对立、挑动情绪极化、瓦解事实与谬误的界限。
（十三、原文“历经共产磨难的俄国，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部分）
这一段文字试图将普京描绘为一个在“西方背叛”中孤独坚守道德与责任的悲情英雄，通过套用“高洁领袖 vs 腐败西方”的戏剧结构，将国际现实问题转化为一种情感神话叙事。这类写法并非旨在分析普京治下的具体政策或其对外行为的后果，而是在构建一种道德悲情化与二元对立的政治叙述。这种结构不仅有严重事实性错误，更在认知层面制造了一系列有害的逻辑谬误与误导性投射。以下从六个核心方面逐一展开批判：
首先，普京对西方“善意接触”与“真诚信任”的叙述，与他自 1999 年以来的治国战略并不吻合。1999 年上台初期，普京确实在口头上表达过希望俄罗斯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但几乎在同一时间，其国内政策已进入典型的“权力集中—媒体收编—军警扩张”路径。自 2000 年起，普京当局关闭了俄国几家独立电视台（如 NTV）、修改了选举规则、以“法律”手段收编寡头财团，逐步确立了“主权民主”体制，核心特征是：权力集中于总统，选举机制弱化，多党制名存实亡。这些政策并非因西方“冷遇”才被迫采取，而是出于对苏联解体后“混乱民主”状态的制度性反动。将这套内政独裁机制归因于“西方不接纳”纯属颠倒因果。
第二，所谓普京“从不攻击他人”的外交风范，亦非事实。从 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以来，普京及其高级官员多次使用贬损性语言攻击乌克兰政权（如称之为“纳粹政权”“西方傀儡”），更在多次公开讲话中将西方国家形容为“堕落”“失去道德方向的帝国”。普京对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言辞均有暗讽成分。最严重的例子，是 2022 年 2 月 23 日的动员讲话中，普京亲自否定乌克兰国家合法性，称其“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并将其现政权比作“法西斯化政权”，这类话语远比所谓“西方领导人抨击普京”更具攻击性与国家侮辱性。
第三，文中将“西方制裁激发俄国团结”作为事实，是对俄国内政治生态的重大误读。俄国在 2022 年 2 月至 3 月间确实出现了有限的反战抗议，但迅速遭到高压镇压，数千人被捕。随后一系列立法（如《军队声誉法》）使得任何关于战争的“负面叙述”均属犯罪。大学教师、记者、艺术家被批量审查、解雇或流亡，几家主要独立媒体（如 Meduza, Novaya Gazeta）被关闭或列为“外国代理人”。所谓“反战声音的消失”并非因人民“认清真相”而沉默，而是因为恐惧压制了异议的表达。这不是凝聚民心，而是信息专制。
第四，将“普京赢得人民支持”建立在封闭的信息环境和被动的政治选择上，是对“支持率”一词的功能性误用。根据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等俄国内唯一的相对独立民调机构，普京确实维持了相对较高的名义支持率，但调查人员同时指出：这种“支持”是在政治选项高度受限和舆论环境被严重污染的情况下产生的，不等于自由社会中的民意表达。在没有政治替代品、媒体被国家垄断、质疑声音遭司法打压的环境中，“支持率”更多反映的是政治服从度而非真正的民心所向。
第五，文中将“西方对普京的批评”视为一种“核弹级别的妖魔化”，并将媒体监督与民主机制说成“左派思维的毒气室”，构成了极具煽动性的“去人化”语言。这类比喻将舆论批评比作“生化武器”，不仅荒谬，更危险地为信息封锁与思想控制正名。这种修辞本质上是借“道德反击”之名，对新闻自由与批判性思维的污名化。
第六，该段落在结构上有意营造一种“普京对抗堕落世界的圣徒叙事”。这种叙事与现实中的普京政治策略完全背离：普京并非以“自我牺牲”治国，而是在高度精密的政商勾连与军工国家化体系中维系其统治；并非“甘愿受辱”，而是在多场冲突中主动制造敌对与对立，用“敌人包围”叙述整合国内资源、排除异议声音。将这种高度功利主义的国家构建叙事美化为“苦难中的英雄”，无异于用文学修辞掩盖结构性压迫。
综上所述，这一段文字的问题不仅在于事实错误，更在于用感性化、诗意化的语言将一个威权政治人物包装成道德坐标的化身，将国际社会对其批评简化为“嫉妒与围剿”，进而试图动员读者产生一种带有宗教崇拜色彩的“烈士同情”。这既是对现实的否认，也是对语言的背叛。它不再试图通过逻辑与证据说服人，而是试图用情绪与对立吞没人。在面对战争、侵略、压迫这些极需事实辨析与伦理清明的问题时，我们必须抵制这种以感伤替代判断、以忠诚替代证据的写作方式——否则我们将不仅失去历史判断的能力，更将自愿走入一个语言不再真实、事实无法验证、信仰遮蔽真相的深渊。
在整篇文章中，曹长青以强烈的情感倾向与道德语言构建了一种“普京=悲情英雄、俄罗斯=受害民族、美国=霸权阴谋策动者”的叙事结构。这种构造并不依赖事实链条的严密铺设，而是以选定性事实拼贴、情绪化对比修辞、以及意识形态标签的贴附，形成一种真假难辨的“道义虚构”体系。表面上，文章诉诸“历史记忆”“传统价值”与“文明冲突”，实质上是一次经过文学包装、道德伪装和事实拆解的宣传型写作。
首先，全篇对普京的刻画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甚至宗教化的拟像建构。他被塑造成一位深情而克制的国家领袖——理性、温和、悲悯、坚忍，一边承受着西方的“羞辱与围攻”，一边“照顾好俄国”地重建家园。文章有意忽略普京治下对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民社会的打压，避谈其对克里米亚与顿巴斯的实际军事干预，更彻底回避了对俄乌战争中平民死亡、战俘酷刑、反对派迫害等重大人权问题的任何触及。在这样的过滤之下，普京从一个权力稳固的强人，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秩序的道德救世主。
其次，文章对西方的描绘几乎是阴谋论的复刻模板：美国与欧洲被等同于一个由“左派”操控的思想暴政联盟，他们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实则图谋世界霸权，专门打压“敢于独立思考”的国家与领袖。所有对普京的批评都被简化为“意识形态迫害”，所有对俄罗斯政策的抵制都被描绘为“敌视俄罗斯人民的文化战争”。这是一种典型的“结构性受害者叙事”，通过制造一个永恒敌人的形象，为俄国乃至普京的所有行为提供免罪逻辑。
第三，文章所呈现的“国际格局分析”建立在伪造因果链的基础上。例如将俄乌战争归因于美国“逼迫乌克兰做西方代理人”，将北约东扩解释为对俄罗斯安全的“欺骗与羞辱”，却对乌克兰人民的主权选择与战争中数以万计的民众死伤只字未提。这种论述逻辑的最大危害在于，它否定了中小国家的政治主体性，认为地缘政治冲突只是大国之间的权力较量，而小国的一切皆可牺牲。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普京的真面目》不只是一篇对普京的辩护文，而是一次对现代自由主义秩序、民主监督机制、国际法原则的否定与反击。它不是“替俄辩护”，而是“替强权辩护”；不是分析西方虚伪，而是试图推翻现代政治中对权力合法性的最基本约束。这种文字的扩散，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立场的多元化，而是一种对真相模糊、对责任稀释、对正义解构的文化操作。
面对这样一种写作，我们的反应不应仅仅是指出其中事实的错误，更重要的是警惕它背后话语策略的危险性：用“民族主义的苦难叙事”美化战争，用“传统价值的守护者”为权力集权正名，用“西方左派的恶魔化”遮蔽自身侵犯人权的记录。这是对语言、对历史、对人的认知秩序的侵蚀。而真正的责任感、真正的批评精神，不是选择性相信某一方，而是始终不忘在纷乱复杂的事实之间，守住最基本的判断力——谁在发动战争，谁在压制自由，谁在制造虚假叙述来美化暴力。
这，才是我们面对《普京的真面目》时应当守住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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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8 月 13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