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福祯：极权之恶已登峰造极

在 21 世纪的信息时代，我们本应迎来自由传播、文明进步的新时代，然而，对某些国家而言，科技的飞跃却被用作了强化统治的工具。中共政权正是如此，它不仅继承了极权主义的所有核心特征，更在数字时代将其升级为一个后极权社会——一个以高科技加持的全面控制机器，一个以恐惧为润滑剂维系运转的封闭系统。

一、极权主义的完整化身

极权并非只是对言论的限制或对行动的监控，它是一种系统化的社会控制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凌驾于一切之上，个人毫无保障，社会不存在自主运作的空间。从宣传、教育到司法、经

济，无一不受中共主导。党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任何背离它的个体都将被视为“敌对势力”，遭到清除或惩戒 [注 1]。这不仅是极权主义的典型表现，更是其“制度化”的结果。

二、后极权社会中的技术恐惧统治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中共并没有被信息自由所削弱，反而利用现代技术构建起前所未有的监控网络。摄像头密布街头，数据被无孔不入地搜集，人脸识别、声纹采集、网络审查、AI 舆情打压系统等层出不穷 [注 2]。恐惧不再只是因公共暴力而生，它已经渗透进每一个角落：手机、微信、家中的摄像头、单位的会议室，甚至夫妻的私语都可能被“留痕”并成为罪证 [注 3]。

这种“无死角”的监控结构，使得私域空间彻底崩解。人们在家庭中不能畅所欲言，在网络上不敢自由表达，在公共场合时时自我审查。恐惧成为生存的底色，不是因为人们真心认可政权的合法性，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反抗意味着代价，沉默才是唯一的求生方式。

三、国家恐怖主义的制度化表现

这一极权体制的最恶劣面向，在于它以国家恐怖主义的形式公然运作。被强迫失踪、被精神病化、被“被自杀”、宗教迫害、民族灭绝、活摘器官等恶行，已非传闻，而是无数确凿案例的堆积 [注 4]。维权律师、异议人士、宗教信仰者、少数民族群体，成为这一国家恐怖机器下最常见的受害者。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极权手段不仅发生在政治高压场合，更延伸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许多案例显示，一段私下的电话、一次朋友间的聚餐、一场夫妻之间的对话，都能成为被“喝茶”、“约谈”、“判刑”的证据。例如，姚立法先生在家中与人交流时被冲击，在饭店聚餐时被拘押传讯 [注 5]；更有夫妻因在家观看情色影

像而被抓捕罚款 [注 6]——这种对私人领域的干预，已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结语：在沉默中溺亡，还是在真相中觉醒？

极权之恶，不在于它使用了什么技术手段，而在于它试图用“永远的恐惧”来换取“永远的统治”。它剥夺了人最基本的自由与尊严，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无形的监狱。

面对这种极权的登峰造极，最可怕的不是高墙电网，而是习惯了沉默与屈从的人心。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看清这张无形的网，并拒绝屈服于它时，自由才有真正复苏的希望。

[注 1]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rcourt, 1951.

[注 2] 《中国数字时代》：“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与全面数据监控”专题，2021 年。

[注 3] Human Rights Watch, “China’s Algorithms of Repression”, 2019.

[注 4]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OHCHR）《新疆人权报告》，2022 年。

[注 5] 姚立法博客记录及《维权网》相关报道，2020–2023 年。

[注 6] 《澎湃新闻》2018 年：“夫妻家中看黄碟被罚”事件报道。

2025 年 5 月 2 日上传